“乌托邦”与“恶托邦”的二重奏——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中的异质空间书写

The Duet of “Utopia” and “Dystopia”: On Heterogeneous Space in Hollywood Ecological Sci-Fi Film

杨成

　　异质空间（heterotopia），也译为异托邦，这一概念源于福柯1967年在巴黎发表的演讲《关于异类空间》。福柯认为，（后）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形态与前现代空间形态的差别在于：空间散落为众多的“基地”（site），它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断裂性、不连续性和异质性，并且不断产生着矛盾与对抗。异质空间即是建立在“基地”基础上的特殊的空间形态与实践，包含了有别于主流社会秩序的社会关系。（1）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电影题材类型，根据福柯异质空间的理论视角与阐释，我们发现其影像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异质空间的书写。这些异质空间往往成为一种巧妙的叙事技巧与手段，它们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域和叙事要素，更是电影艺术家借以表达生态价值观念与精神诉求的有效叙事方法。考察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中的异质空间表现与叙事策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生态电影叙事的真谛，建构全方位的生态电影批评观。

　　好莱坞生态电影中异质空间形态

　　新世纪以来，以《2012》《阿凡达》《生化危机》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涉及生态题材的好莱坞科幻大片在全球热映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关注。这类生态题材的科幻电影通常是基于人与生态关系思考的文本表征。面对当今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全球化文明进程下的生态环境问题与精神危机，生态电影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宗旨，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影像表现的基本出发点，探讨一系列人的生存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其生态主旨是通过影像文本的建构与富有思辨的隐喻呈现，对现实社会生态问题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从而引起人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和生态意识的觉醒。

　　当下，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以极富想象力的视觉奇观呈现与深刻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成为生态题材电影中突出的代表，其影像叙事上的批判与想象属性，与福柯所描述的异质空间具有天然的耦合性。福柯认为，异质空间是一种有悖于主流社会秩序的具有对立性的场域。后现代语境视角下的异质空间在社会文化内涵的生成和建构中呈现出幻想性、异质性、虚构性、偏离性、时间性等特征。以虚构和幻想建构的异质空间叙事正好契合了生态电影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想象与批判，因此常常成为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创作者惯用的叙事手法。在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中，存在着大量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差异地点”或“异域空间”书写，其电影文本常常建构一个与当下现实社会相背离或相镜像的想象之域，其叙事视域常常将视线投向虚幻的未来，它们或是表现为美好的世外桃源宜居地，或是对地球未来灾难场域的惊悚描写，又或是指向幽静浩瀚的茫茫太空。

　　总体来看，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中的异质空间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与现实生活空间相反，指涉美好的、理想生活图景的“乌托邦”异质空间。这类空间多存在于自然生态景观的构想之中，往往指涉隐秘的大自然、大草原、未开发的星球与荒漠地带，呈现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异域想象。如电影《逃出克隆岛》中的神秘圣岛“theisland”，《阿凡达》中生机勃勃的潘多拉星球，《极乐空间》中的人间天堂——地球轨道空间站富人居住区等等。另一种异质空间形态是对当下“规约性”现实社会空间中的“恶性”或负面效应予以放大与延续，常常指向未来的坏地方，也即未来的“邪恶之地”或“灾难之域”，整体呈现反乌托邦特质的“恶托邦”异质空间，如电影《2012》中火山频发、生灵涂炭的地球家园，《未来水世界》中洪水泛滥、资源匮乏的人类水上栖居地，《后天》中遭遇极寒天气、万物凋零的美国大都市、《生化危机》中病毒变异、僵尸遍布的地球试验场等等。在这些好莱坞科幻电影文本中，创作者常常通过有别于社会常规空间的“乌托邦”与“恶托邦”两种异质空间的建构，既对当下生态危机泛滥的现实社会进行揭示与批判，也为精神生态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释放窗口和心灵性救赎。

　　危情呈现下的“恶托邦”——现实反讽与批判

　　权力与知识及二者的关系是福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福柯认为，异质空间存在的根源在于对权利网络的对抗，对现有权利与知识的反叛与对立。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根植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其生态电影叙事整体上呈现一种反乌托邦的特质，对现有社会权利与知识的对抗、揭示与批判是其影像文本的时代表征。

　　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空间的对立写照，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利用“恶托邦”异质空间想象将社会负面效应或人性恶的一面加以放大，这些对立于正常“规约社会”的差异地点往往呈现出权力运作极为肮脏而无耻的表征，它们常以奇观性的想象和批判，构成一个与当下生态现实对立与批判的“异域时空”及“异质维度”。那么，这些“恶托邦”异质空间又是如何在好莱坞科幻电影中进行叙事运作，建构对现实的批评场域，形成对当下生态现实的反讽与批判呢？笔者以为，这种揭示与批判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展开。

　　一方面，好莱坞生态电影以直观的“恶托邦”空间想象呈现对自然生态灾难的危情写照和末世景观的再现，并通过这种具有震撼力的自然灾难影像传递形成强烈的生态警示效应与生态批判效果。凭借先进的3D技术与数码科技，好莱坞生态电影将存在于想象中的灾难现场搬上了大银幕，以更直观的视觉冲击和音响效果强化了自然灾难的危情体验，使观众置身影院如身临其境，形成视觉与心理的双重震撼。电影《2012》依据真实生活中的玛雅预言，描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地球，影片中，虚拟相机与3D特效将全球各地各类天灾进行了最为逼真的展现：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长期被人类掠夺性破坏，地球自身的生态平衡已经崩溃，人类迎来空前的自然灾害，超强地震带来惊悚的火山喷发，大地沦陷、繁华的城市瞬间变成楼宇坍塌，熔浆遍地的火海、滔天海啸铺天盖地，巨浪和海水甚至淹没了处于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曾经熟悉的地球家园变成了生灵涂炭的人间地狱，而仅存的几艘接纳社会上层精英人士的诺亚方舟便成为人类唯一的生存希望。在另一部电影《后天》中，由于日益泛滥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工业气体，地球温室效应加快并引起了全球气候异变，北极冰川消融、龙卷风、海啸、地震在全球肆虐，地球即将进入第二次冰河期，以美国纽约为首的主要城市陷入极端天气的冰冻之中，万物凋零，人类面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中这些未来时空灾难场景噩梦般的景象表现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在感受世界末日的危情体验的同时，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科技与人性之恶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后果，警醒世人要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维护好生态平衡，不要让电影中的噩梦成为现实。

　　另一方面，通过对未来科技工业城市的“恶托邦”描绘，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也对科技与文明发展所引起的科技生态灾难进行了危情想象，借此深刻揭示与批判了科技发展与滥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电影《黑客帝国》中描绘了一个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时代，由人类亲手创建的人工智能已经进化成了远超人类的智力系统，它们掌握了人类的生死命门，为达到最终控制人类的目的，其智能系统矩阵网络向人类发起了终极挑战，杀戮、逮捕并让真实的人类生存在其矩阵网络所创造的虚拟时空之中。网络化与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科技生态后果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全面展现，引起人们心灵的战栗与对科技发展的隐忧。而在电影《侏罗纪公园》中，克隆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发掘并复活了恐龙物种，使这一早已灭绝的史前暴力机器再度降临人间，随后，管理的不善导致灾难事故频发，游客与管理人员最终成为食肉恐龙的猎物，影片探讨了违反自然规律的克隆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科技是人类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全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衍生出多重危机与灾难的可能性。好莱坞生态科幻影片中，这些“未来之城”与“异域之所”恶托邦空间对科学技术泛滥的后果展开了极为逼真的危情“仿像”表现，将或要到来的人类科技发展的恶性结果提前推演至观众面前，形成了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的反讽与批判。

　　此外，在对“恶托邦危情之域”进行客观细致影像呈现的同时，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艺术家也将叙事的视角深入到精神层面，对人性与社会危机展开深入思考和拷问，试图揭示和反思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与核心。在电影《极乐世界》中，地球面临着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生态危机，富人阶层纷纷逃离地球，在外太空建立宜居的空间站，享受着最清洁的空气、最明媚的阳光、最先进的科技设备与诊疗技术，而穷人却苟活在残破、散发着衰败气息的地球废墟上，经受着疾病与生存的煎熬，穷人的飞船没有容许不得进入富人领地，否则将被无情摧毁，电影中的精英与贫民形成了天上地下的两极对抗。影片将生态危机置于空间与阶级对立的现实拷问之中，在针砭科技与环境生态危机的同时引起我们展开对社会与人性的终极思考。而在另一部作品《逃出克隆岛》中，男主角林肯和女主角林丹等数百位克隆人生活在一个单调乏味的海岛城堡中，他们潜意识里被灌输了一个牢固的谎言：人类经过核战争，万物涂炭，这里是人类最后的栖居地，如果表现良好将有被选中去圣岛“theisland”享受假期的机会。而事实上，这些克隆人却是现实社会中富人阶层进行克隆器官的载体，而他们生活的地方就是克隆器官的培植场。所谓去圣岛度假，不过是统治者进行克隆人屠宰手术前的美丽谎言。利益的驱使使得统治者可以轻易杀掉所有正在成长的克隆人，生命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种赚钱的工具，克隆岛就是活生生的炼狱场。影片充满了惊悚与悬疑感，创作者不仅深刻反思了科技生态的后果——克隆人这一特殊身份的界定问题，同时也揭示了人性之恶是造成阶层对立与生态、科技灾难的核心之所在。显然，这种电影“恶托邦”空间的叙事建构已经从单纯的环境与自然生态批判，延神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思，体现出对社会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具有哲学的况味。

　　诗意想象下的“乌托邦”——精神重构与救赎

　　福柯异质空间理论指出，异质空间对于其他空间所具有的一个主要功能有两个重要的表现：幻觉性的和补偿性的。在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中，这种幻觉性和补偿性主要是通过“乌托邦”异质空间的建构来加以实现的。所谓乌托邦，事实上是一种虚构的存在，列宁曾分析说：“乌托邦是一个希腊字，按照希腊文的意思，‘乌’是‘没有’，‘托邦’是地方。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童话。”（2）乌托邦就是一个理想化的虚拟世界，存在于想象之中。好莱坞科幻电影长于制造幻想，非现实的美好梦境空间呈现与大团圆式的结局常常成为其类型电影的鲜明特色。

　　通常，好莱坞生态电影叙事在营造一个充满危情与惊悚的“恶托邦”空间对现实展开批判的同时，也常常将叙事的想象视角指向一个富有诗意气息与简美朴素的理想世界，并通过这种理想化的“乌托邦”空间隐喻符号完成对异化世界的精神补偿与重构。

　　首先，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与影像科技，好莱坞生态电影深度展现了理想世界的绚丽多姿与诗意繁华，完美演绎了自然生态的和谐景观，充分兑现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最大限度激起观者的共鸣并形成对观众精神世界的感召与家园重构。电影《阿凡达》世界里，潘多拉星球雄奇壮美、奇异缤纷：发出荧光的花、高耸入云的树、漂浮于空中的山、翱翔于空中的龙，3D技术让观者身临其境，充分感受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影片里以参天大树为栖居地的当地土著——纳威人过着简朴、充实的部落生活，他们勤劳诚朴、热爱劳动、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与动物、与环境之间形成有机联系以及心灵互动，呈现一幅和谐的诗意栖息地景观，使观众深深爱上了这片生机勃勃的异域土地，这种美好“乌托邦”空间的渲染也为影片后续对地球人的暴力侵略行径展开强烈批判与反思，起到了很好的情感铺垫作用。在电影《极乐空间》中，高度发达的外太空富人居住区，是一片理想的人间乐土，富足而美好，拥有着天堂般的自然环境与社交平台，以及能修复机体、延缓衰老的先进医疗设施，这里的“未来之城”异域空间想象融合了高科技、和谐自然生态与长寿健康等理想元素为一体，不仅是影片中挣扎于地球废墟上的穷人们的梦想之所，也构成了银幕外观众心目中的理想天堂。影片最后，主人公经过殊死搏斗，最终换取了天上地上的大一统，使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空间隔阂被消弭，阶层对立被消灭，富人居住区变成了人类资源共享的“极乐空间”，可谓是最美好的乌托邦诗意书写与精神家园重构典范。

　　其次，好莱坞生态科幻电影还通过具有反叛意识主人公的“逃离—拯救”叙事模式，借以“乌托邦”空间的符号隐喻功能形成对现实世界与本我精神的指向与救赎。福柯认为，生态文本中乌托邦的精神及意义的来源有赖于通过创造认识主体对现实社会的“镜像”的反思而达到对社会的新认识。（3）因此，电影文本中的主角成长与行动的路径往往构成我们领悟文本的精神指向。电影《阿凡达》中的主人公曾经是人类派往潘多拉星球纳威人中的间谍，在与纳威人接触中，被潘多拉星球的瑰丽多姿所吸引，也为纳威族人的无私、淳朴与对生命的尊重所感动，在贪婪的地球人对潘多拉星球进行残忍破坏与掠夺时，他毅然选择逃离人类的世界并融入潘多拉星球，与纳威人一起举起了反抗侵略的旗帜。电影中这种主角逃离与反叛的“乌托邦式”叙事建构带有强烈的符号隐喻性，一方面，美丽的潘多拉星球及其生态系统表征着人类精神的乌托邦之所，是自由与平等的精神所向；另一方面，主人公对现实的逃离与对侵略的反抗也兑现着普罗大众“自在”人性的觉醒与本我精神的复归。在另一部影片《星际穿越》中，描述了一个沙尘暴肆虐、物种凋零、灾难频发、即将走向荒漠化的地球。为破解生存危机，延续人类生命，主人公库珀与一批宇航员踏上了漫漫宇宙寻找宜居星球的旅程，这是一项为人类生存而努力的拯救征程，也是关乎子女未来幸福的亲情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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