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社会科学Shandong Social Science

2005年第5期(总第117期) No.5,2005(Serial No.117)

收稿日期:2004- 12- 01

作者简介:杜传坤,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在读博士生。

论晚清至三四十年代的儿童科学文艺

杜传坤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　晚清的儿童科学文艺处于萌芽期,以科学(幻想)小说译介为主,目的在于改造中国人的

梦;五四崇尚科学与儿童本位,儿童科学文艺却陷入相对的沉寂期;三四十年代这一文学类型焕发出新的

生机,以科学小品为主的科普类被用于应对现实危机。本文突破以往对晚清和三四十年代的“隔断式”研

究,打通三个时期间的时空闭锁,从而揭示其完整演变轨迹;同时打破学界对五四儿童科学文艺保持的沉

默,对其文本和理论进行初步的钩沉梳理,从前人忽略的“空白”中解读出丰富的意义。对不同时期儿童

科学文艺的本质特点、内外根源及各时期之间运演规律的探究是本文的重心所在。

[关键词]　儿童文学;　儿童科学文艺;　科幻到科普;　梦想到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4145[2005]05— 0082— 04

　　晚清:改造中国人的梦

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使西学东渐之风日盛,

“实学”、“格致”一时成为显学,初期译介西方科学教科书、

普及读物,通过各种报刊介绍科学知识,基本属于科普的

初级阶段。逮至小说界革命,大量域外小说涌入华土,其

中便有科学文艺一类。晚清科学文艺以科学小说为主,而

科学小说又以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为代表,因当

时文体意识淡薄,均以科学小说统称,本文亦沿用此名称。

自1900年到民国前夕,凡尔纳小说的中译本近二十种(不

计重版),甚至出现了“一本多译”的现象,晚清文坛涌现出

一股“凡尔纳热”。

晚清的绝大多数科学小说并非专为儿童译介或创作,

通常只是有意无意地“兼及”儿童。比如,1900年逸儒译、

秀玉笔记的《八十日环游记·序》中,谈到此书“非若寻常小

说,仅作诲盗诲淫语也,故欧人盛称之,演于梨园,收诸蒙

学,允为雅俗共赏。”[1]其中,“收诸蒙学”只是此类小说的

效果之一,不是译介的全部目的。鲁迅《<月界旅行>辨

言》中提到的“贩夫稚子”、“纤儿俗子”,也只是用来说明科

学小说通俗性趣味性的优越之处,并非将稚子纤儿作为主

要的阅读者。徐念慈翻译的《黑行星》,虽然采用了口语化

的白话表达,与他自己倡导的儿童小说“其文字,则用浅近

之官话”的原则相符,但也不能由此证明是专给儿童看的。

儿童意识比较明显的也有,如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

此书上署“少年中国之少年重译”,卷首填了一阙《调寄摸

鱼儿》阐明译书目的,最后一句为:“我非妄语,劝年少同

胞,听鸡起舞,休把此生误。”[2]是激励少年人发愤图强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人们心中,小说的儿童读者主要是

“少年”,即接近成人的“大龄儿童”,而不是幼童,这一点在

当时诸多小说译创目的中皆可以得到证实。这与“儿童的

发现”情况有关,也和晚清的时代危机有关,这些“年少同

胞”不久便可由“未来之国民”转变为现实的“国民”,可以

参与救亡图存的大业,因此备受瞩目。

晚清以“凡尔纳热”为代表的科学小说译介并非偶然。

首先,“科学”与“小说”两大因素的结合,迎合了欲借“小

说”之形式传“科学”之内容的一代文化先驱的愿望。1902

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提到,《新

小说》准备刊登的“哲理科学小说”是“专借小说以发明哲

学及格致学”。此处,“格致学”即为自然科学。成之在其

论文《小说丛话》中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说:“科学小说,此为

近年之新产物,借小说以输进科学知识。”[3]最为人们称道

的是鲁迅的《<月界旅行>辨言》:“盖胪陈科学,常人厌

之,阅不终篇,辙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

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

生厌倦。”借小说的体裁来传布科学知识显然强于直白陈

述科学之理,从而“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

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

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因此,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呐

喊:“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

科学小说始。”[4]既看到了陈述科学知识的枯燥乏味,又充

分认识到了小说形式对读者的吸引力,而且道出了科学小

说的社会功用目的。梁启超给少年译的《十五小豪杰》,在

书后亦表明译书的“因果”为:“见这本书可以开发本国学

生的志趣智识,因此也就把它从头译出。”[5]

此外,科学小说的“通俗文学”因素,也契合了普通民

众的阅读趣味。很难想象晚清读者群是为了提高科学素

养才去读科学小说,即使获得了科学知识也是于“不知不

觉间”得到的副产品。这类小说通常采用通俗文学惯用的

写作技法,通俗易懂且情节有趣,所以能被一般大众甚至

　82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05.05.020少年学生阅读。包天笑在《铁世界》译余赘言中说:“世有

不喜学科书,而未有不喜科学小说者,则其输入文明思想,

最为敏捷,且其种因获果。”[6]这就是科学小说优于普通

“学科书”的地方———读者喜欢读。1903年,海天独啸子

译日本科幻小说《空中飞艇》,下卷预告中言:“以科学之至

理,出之于小说之笔墨,复含以浪漫之趣味,其理想之事,

事实之奇,结构之美,文词之工,有令人不可思议者。”[7]基

本道出了科学小说的魅力所在,而在此之前,“上中二卷读

者早已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尤为可贵的是,科学小说

对传统小说亦有技法上的超越,就象鲁迅译《月界旅行》时

所发现的:“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

美感,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

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4]这种新鲜的审美体

验是旧小说所没有的,而且“光怪陆离”较之于“女性之魔

力”无疑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译介同时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独创科学小说,明显具

有“利用科学”的嫌疑。作者一般是把“小说”放在第一位,

而对精确的“科学之至理”则不怎么较真,如《新纪元》作者

在第一回中所言:“看官,要晓得编小说的,并不是科学的

专家;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8]明显的重小说轻科

学。时人虽推崇被誉为“科学家中的文学家,文学家中的

科学家”的凡尔纳,却很少有人能把科学与文学集于自身,

或者没兴趣或者没能力。但科学修养的不足并没过多影

响科学小说创作的信心,其中因缘也许正如陈平原指出

的:“世纪初的科学小说家,不满足于讲述`求知\'或`探险\'

的故事,而是努力渲染其`高尚之(政治)理想\'”,并由此造

成中国科学小说的发展方向“没有纯粹的求知欲望,有的

只是如何利用`科学\',达到某种或高尚或不高尚的政治目

的。”[8]

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时读了凡尔纳的小说,发现中

西方知识分子的梦想有天壤之别,前者是金榜题名、升官

发财、封妻荫子,后者却是海底两万里、环游地球、远征月

球。因此,鲁迅喊出了:“要改造中国人,必须先改造中国

人的梦”。[9]这也代表了一代思想先驱的启蒙追求,开启民

智更新民德,把国人“向后看”的思维模式变为“向前看”,

改造国民劣根性,“新民”、“立人”从而最终达到救民族国

家于危亡的目的。鲁迅后来提到《昆虫记》时还说过:“但

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

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10]晚清的科学小说正是

文化旗手们“改造中国人的梦”的一种尝试。儿童作为当

时的“准国民”,也受到了这种科学文艺体裁的恩泽,大开

了眼界,第一次领略到科学的神奇及此种小说的巨大魅

力,为儿童科学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最初基础。

儿童科学文艺的真正兴起,是在三十年代之后,下面

先论述这一时期,最后谈五四。

三四十年代:以“科学常识”应对现实

“自民国二十年沈阳事变,接着二十一年淞沪抗日血

战以后,全国朝野都有一致的呼声:`科学救国!\'`迎头赶

上!\'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而儿童读物的转变到注重科学常

识,一半也由时代的浪潮冲激的罢。”[11]不管是“科学下

嫁”、“科学大众化运动”,还是通俗文艺运动及“新生活运

动”,用通俗浅显的文艺形式向大众普及科学常识成为全

社会一致的要求。就这样,儿童文学从晚清的科学“幻想”

和五四的童话“梦想”一脚踏进了“科学常识”的“现实”。

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试验国文题的作文试题

是:“艺术与人生”或“科学与人生”,二者选做一题。这颇

具象征意味,透露出文学由“艺术”向“科学”位移的历史倾

向。但是“此科学”已非“彼科学”,不同于晚清科学小说中

属于“未来”的知识,此时期关注的是“现在”的科普常识。

老舍写于1932年并于次年出版的《猫城记》,颇具凡尔纳

的科幻色彩,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但当时的受关注程

度却远逊于他的《骆驼祥子》等现实主义作品。原因或许

在于,这种幻想式的科学与现实离得太远,远水不解近渴。

今日的世界已不再容许人们(包括儿童)“做梦”,也不是把

一种梦改造为另一种梦,而是放弃梦想面对现实应对现

实。相应地,世纪初的“凡尔纳热”被“法布尔热”、“伊林

热”所取代。30年代前半期,法布尔的《昆虫记》、《化学奇

谈》,苏联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几点钟》、《黑白》、

《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作品被大量引进,译介热潮也牵引

着模仿和创作大潮的高涨。

除了上述时代原因外,科学文艺的勃兴还和教育观的

转变有关。“教育由于`注入式\'转变到`自学辅导\'与`教

学做合一\'的时候,教育实在是明白地说:一切的教育当以

`做\'为中心,而是`实验的教育\'了。科学是实验的东西,

高深的科学论文于儿童是无能为力的,科学童话替代它负

责,实在是应需要与潮流而产生,不是偶然的。”[12]

以上皆是从儿童之外而非儿童自身的角度提倡儿童

科学文艺,茅盾填补了这一空白。1933年他在《申报·自

由谈》连续发表5篇“儿童读物自由谈”系列论文,呼吁为

高年级儿童创作历史的科学的文艺读物,理由是:儿童的

求知欲好奇心随着年龄而发展,十一二岁的儿童“对于宇

宙万象和新奇事物都要求合理的科学的解释。他们不再

相信神话中的事物起源的故事,他们扭住了母亲,要她`说

真话\'了!”[13]这完全是从儿童的年龄特征出发,阐明“大孩

子”对于儿童文艺的特殊要求。从儿童的兴趣和水平考

虑,进一步提出了此类题材在形式上的特殊要求,把历史

的、科学的内容与文艺的形式结合起来,使用文艺气味浓

厚的故事体,从而使儿童科学文艺真正成为儿童的读物。

在救亡、教育、儿童需要等多方因素的促发下,儿童科

学文艺渐渐走向实践层面。除了翻译法布尔、伊林等人的

科普作品外,陶行知于1933年邀请高士其、董纯才等数人

在上海创办儿童通讯学校,编写了108册儿童科学丛书。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500种的《小学生文库》,科学文

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34年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

刊创刊,辟有“科学小品”专栏,借小品文形式宣传科学、普

及知识。一时间《中学生》、《新少年》、《妇女生活》等众多

杂志纷纷刊登科学小品,还有不少结集出版的,其中有许

多是适合儿童阅读的,科学小品很快成为儿童科学文艺的

主要体裁。

最初几年基本是学习探索阶段,艺术上较粗糙。茅盾

　83　　1935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们所有的`科学的儿

童读物\'大半太不注意`文艺化\',叙述的文字太干燥,甚至

`半文半白\',儿童读了会被催眠。”[14]此前鲁迅曾批评过当

时《中学生》杂志上的一篇《动物的本能》,这篇教青年以生

物学知识的文章,显然有意模仿《昆虫记》的写法,不料功

夫不到家走了形。文中写鸟粪蜘蛛是故意装作鸟粪模样

欺骗小虫,还有蜘蛛和螳螂等昆虫“蚕食自己亲丈夫”等,

鲁迅批评其“未免太说了`人话\'”,[15]不顾生物本性而硬以

人类的“五伦”去解释。后来陈伯吹谈到这一时期的儿童

读物时也提到:“问题在于文学的写作技巧,是否能够消化

硬性的科学常识,使灌输知识如传达印象一般的为读者所

喜爱而容易接受。”[11]此阶段翻译、模仿外国作家的风气

中,学习苏联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伊林因其作品的社会主

义性质而备受左翼作家青睐。更重要的是,他还做到了

“用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把科学素材同诗意地感

受世界结合在一起”[16];他甚至提出“纯科学文艺”(文学与

科学完美结合)的概念以区别于一般的科普读物(文学性

差)。可以说,“伊林热”的起因在于其普及式的科学内容、

高超的文学形式和先进的政治思想,这三点对我们的科学

文艺影响极大,但当时能达到他那种艺术水准的作品并不

多。

1935年之后,我们的儿童科学文艺渐渐成熟,代表人

物有董纯才、高士其、顾均正、贾祖璋、周建人等,以科学小

品为主。如高士其《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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