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作家C.S.路易斯发表于1945年的科幻小说《黑暗之劫》对\'后人类\'问题有一种极富前瞻性的预测和探讨。他利用科幻小说的虚构特征,推测和阐释\'后人类社会\'可能发生的\'人性\'被黑暗势力洗劫,即人类的身体、意识和情感会逐渐被智能机器发明和科技思维崇拜所弃用或消解。他的这部科幻小说巧妙地在一种后人类语境中\'探究生命意蕴\',其独到之处在于运用双线叙事将科技的未来与欧洲古典时期、高科技成果与历史传说人物进行多维对照和奇幻穿越。在一场无法避免的未来正邪力量的决战之中,C.S.路易斯神奇地指引读者利用古典的\'他者\'立场,超越浅近的\'过去\'和短期的\'未来\'的束缚,去认同身心一体之人性和大于地球之宇宙规律存在的永恒性。
后人类叙事与文明的未来——对C.S.路易斯科幻小说《黑暗之劫》的一种阐述
潘一禾 郑旭颖
曾几何时,当司汤达说出“《红与黑》是写给半个世纪以后的读者”那句名言时,事实上已经道出了一个精辟的见解:优秀的小说往往具有一种对人类命运超前的预言性。这在英国著名作家、学者C.S.路易斯(C.S.Lewis)的创作中也能够得到鲜明的体现。比如,随着《奇点临近》、《未来简史》等畅销书的袭来,以及大众传媒对NBIC技术①创造奇迹的反复渲染,一种“后人类”的未来似乎已经呼之欲出、难以阻挡。这一未来究竟是好是坏,是福音还是噩梦,它将把我们带入一个使“人性”更完善、人生更完满的美丽新世界,还是一个“人不像人”、甚至“人的灭亡”的境地?令人担忧的是,科学家和普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莫衷一是,让人类命运的未来缺乏深思熟虑的引导,在一种完全由“竞争”驱动的发展观中呈现出高速度和盲目性。但在英国著名作家、学者C.S.路易斯发表于1945年的科幻小说《黑暗之劫》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极富前瞻性的对“后人类”问题的预测和探讨,它所在的“太空三部曲”也因此获得了“史上最佳奇幻三部曲”的美誉。
一、后人类主义与科幻叙事
伴随着高科技的快速推进,哲学界在进入21世纪时就面临一个紧迫的命题:人类该何去何从?
人文学科在此问题上证明了自己的宝刀未老,一种与此相关的“后人类主义”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就已发出富有想象力的声音。英语中的“Post-humanism”一语双关,“post”的意思既可译“之后”也可译“超越”;“Post-humanism”既指称区别于人文主义的“后人文主义”,又代表与重大科技变革相关的“后人类主义”,这样的语义双关赋予了这一概念开放而丰富的内涵。
“后人类主义”研究者常常将其源头追溯至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在1976年的演讲中所表达的观点:“500年的人文主义传统可能走到了尽头,人文主义蜕变成一种我们不得不称为后人文主义的东西”②。但作为一种自立门户的“后人类主义”,真正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③就与人文主义的对立而言,后人类主义只不过是后现代思想的老调重谈而已:推翻“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万物之灵长”的特殊地位,打破作为万恶之源的二元对立,也囊括了由此衍生出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等等。从后现代到后人类,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语境的变迁,后现代发轫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精神、道德危机,而后人类主义则蓬勃于一种“积极进取”的高科技文明。后现代意在解构、走向虚无;后人类主义则雄心勃勃地期望重构一个有望消除一切危机的世界。当我们回头再看后现代思想的命运,发现它们的喧嚣恰是在为一种“后人类”的登场进行铺垫。因为只有在一个人类的中心地位已逝、“人性”的合法性被废除的世界中,后人类才能长驱直入。
值得警惕的是,真正为后人类主义赢得关注的,其实是一种利用科技而使人类能够超越自身局限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诸如延缓衰老,增强人类智力、身体性能,甚至精神状况。④其改变幅度之大,使得我们固有的关于“人类”的定义不得不受到拷问。由此还衍生出极端的“人类自愿消亡”论,亦即让性能更为优越的人工智能接替人类,继续进化之路。“后人类主义”的兴起,将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独立工作,犹如一块块分裂的拼图拼在一起,为人们概括、提炼和展示了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并且“耸人听闻”的后人类未来。而这一“超越肉体”和“自愿消亡”的人类未来图景,普通人在变化如常的真实生活中是很难预想到的。
同时,回顾“后人类主义”的萌发历史,我们又不难发现它与科幻文学之间的密切渊源。着力描摹后人类形态的这一理论,看上去颇似我们熟悉的科幻小说,里面频繁出现永生、异形、人工智能、人类灭亡、宇宙、外星人等等。差别在于,这些概念不是作为虚构的故事,而是作为事实或既成事实来写。用后人类主义学者尼尔·巴德明顿(NeilBadmington)的定义来说,当理论与科幻相遇时,后人类主义诞生了。⑤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科幻文学就成了理论家们汲取营养的重要营地。
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科幻思维”早就“成为一种模式和一种话语,逐渐渗透到整个西方文化之中。”经验已经证明,“当历史超越作为启示录想象之背景的神话时,推测性小说就会成为末世叙事新的所在。”⑥作为一种文学分支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和作为一种理论的“赛博格宣言”在上世纪80年代同步出现,而这正是科幻从虚构文学向外扩散和分裂的摇篮。外星人与他者、乌托邦与女权、异形与异化……昭示了科幻与理论、与后现代的互文关系。而渗入西方文化的“科幻思维”则显示了科幻与现实中的技术文化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
科幻文学对后人类主义的吸引是多方面的。
后人类主义继承了“科幻小说用想像性术语质疑给定的秩序”⑦的做法,即尼尔·巴德明顿指称的“虚构理论”(FictiveTheory)。科幻小说“正将其最有力的描述性隐喻中的一部分,提供给这种技术文化。”⑧《赛博格宣言》的作者唐娜·哈拉维承认,书中的寓言式形象,“是建构叙事以便在技术文化的语境中探究生命意蕴的一种手段。”⑨换言之,科幻文学从诞生起,就在进行着一种指向未来的“后人类叙事”。一方面,它致力于书写科技的奇迹;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认知疏离”的手法为我们描绘异质化的世界,从而说明“这奇迹与人类的传统本性格格不入……这种尖锐的冲突在人类与技术进步之间一直没有停止。”⑩一方面,科幻文学在无形中一直承担着预言人类命运和未来文明的重任,它们总是代表着一种指向未来、不同于当下的“后”性;另一方面,科幻小说又绝非后人类主义的同谋,恰恰相反,给予后人类主义养分的科幻叙事,常常是前者的同床异梦者和最有力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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