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的方程式”与当代中国科幻中的“铁笼困境”

王瑶

　　1954年，美国科幻作家汤姆·戈德温(TomGodwin)在《惊奇》(Astounding)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作品《冷酷的方程式》(TheColdEquations)。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星际拓荒时代，一艘急救飞船奉命去为目标行星上六名得病的探险队成员运送可以救命的血清。在旅途中，驾驶员发现飞船上藏匿了一名偷渡者。按照星际条例，“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应立即抛出舱外。”因为偷渡者的额外重量，将使得飞船在降落时提前耗尽燃料而坠毁，造成驾驶员、偷渡者与六名探险队员死亡。没有想到，偷渡者竟是一位天真美丽的十八岁姑娘，为了去看望哥哥而偷偷躲进飞船。虽然于心不忍，驾驶员仍不得不将残酷的真相告知姑娘，然后执行了法令①。

　　实际上，小说的结局并非作者原意。戈德温原本打算设计一些巧妙的方法，让姑娘和驾驶员一起安全着陆，但《惊奇》杂志的主编约翰·坎贝尔(JohnW.Campbell)数次将稿件退回，坚持要求姑娘必须死，才有了现在的版本。小说发表之后引发广泛反响，许多读者写信给杂志编辑部，对故事结局表示不满;一些评论者则从工程技术角度，对故事中的逻辑“硬伤”提出批评;此外亦有多位科幻作家创作过类似故事，试图用各种方式改写故事结局。正是这些持续不断的争议，使得这篇看似简单的故事成为科幻史上的经典之作②。

　　1982年，《冷酷的方程式》中译版发表于《科幻海洋》第4卷，之后又陆续刊登在《科幻世界》和其他杂志上。过去30年间，相继有多位中国科幻作家或改写原作，或在自己的作品中讨论过类似的两难困境，而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及其“黑暗森林”法则，正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可以说，“冷酷的方程式”，或者说人在“理性铁笼”中的生存与道德困境，作为一种情结或核心意象，亦深刻地渗透于中国科幻作家的思考与写作脉络中。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读者和评论者在谈及这些作品时，都倾向于将其视作“电车难题”(TheTrolleyProblem)的不同版本，并在相对抽象的语境下讨论故事中的两难困境(譬如是否应该为救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在此过程中，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所包蕴的丰富内涵则未能得到深入阐释。本文正是从后一种角度入手，首先对戈德温的原作进行文本细读，通过讨论故事中“方程式”所代表的四种不同层面的“法”，分析科幻小说如何自反性地暴露出作为其根基的现代性话语内部的裂隙和悖谬。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选取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的相关代表性文本，分析其中对于“铁笼困境”的呈现和想象性解决方案，从而揭示原作中的现代性悖论如何与转型时代中国的种种社会文化焦虑之间产生共鸣。通过这些讨论，本文试图挖掘出中国科幻中的民族寓言维度，及其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　四种法则、理性铁笼与“人之死”

　　《科幻之路》的作者詹姆斯·冈恩在评价这篇作品时谈到:“我们必须学会法则，然后按法则办事。《冷酷的方程式》之中的法则就是太空边远地区的条件，就是人不能凭感情办事。”③在小说中，“人”与“方程式”之间的对抗构成最核心的冲突，而方程式则代表着某种人力不可违抗的法则(law)。但如果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法则”其实包含了四种不同的层面。其中前两种体现得较为明晰，而后两种则较为隐晦。

　　在小说中，“law”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时，指的是人为制定的“法令”。文中写道:“这是法令，这是无情的星际条例(interstellar regulations)第八章第五十节里极其率直而明确地规定的法令: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应立即抛出舱外。”④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法令，是因为太空拓荒地带(space frontier)的资源极为有限，而姑娘的错误则在于她在资源丰沛的地球上长大，对拓荒地带的法令及其制定的原因一无所知。这样一来，整篇作品便似乎可以解读为一个法律惩罚无知者的故事，而作者亦详细展示了作为“执法者”的驾驶员对姑娘进行“说服教育”的过程:经过反复解释，姑娘从最初的迷惑不解，到震惊恐惧，到痛苦悔恨，到最后心甘情愿“伏法”，自己走进气舱去接受死亡。正如冈恩所说，“最大的罪孽是无知……得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学习，获取知识”。而姑娘所缺乏的“知识”，除了法令本身之外，还包括使法令的合法性得以成立的一整套知识话语与常识系统。

　　由此，小说顺理成章引出“法则”的第二层含义，也即客观的“物理法则”(physical law)。由于运动方程规定，“h量的燃料不能给重量m+x的急救飞船供给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动力”，于是姑娘就成了这个冷酷的方程式里不受欢迎的x。继而，这条物理法则又被等同于具有普遍性的“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生存需要秩序。这里有秩序，自然的法则，不可废除，不可变更。人们可以学会利用它们，但是不能改变它们。”(第128页)宇宙遵循自然法则而运行，它会毁灭一整个星系，也会毁灭拓荒地带中的人类探险者，这些“必然王国”中的法则限制着人类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故事中所有角色，从驾驶员到那些同情姑娘命运的司令官和技术员，都不过是方程式中没有自由意志的运算符号，遵从自然法则而行事。正是这种必然性赋予小说以真正的悲剧色彩。

　　然而，小说中作者所提供的阐释，其实只说出了“法则”的前两个层面，却隐藏了另外两个包含在叙事逻辑中的层面。首先，在“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应立即抛出舱外”的法令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经济实用主义(economic pragmatism)的法则。正因为在航天工程中，每一克载重物都意味着巨额的成本投入，才必须借助数学工具精打细算，严格控制急救飞船所携带的燃料。反过来说，正因为严格控制成本与有限的生存资源，已成为太空题材科幻小说中普遍被接受和熟知的“常识”，才使得背后的经济法则变得不可见，亦无法被讨论。设想一下，故事中的立法者是否有可能制定一条新的法令，要求“急救飞船必须携带一定量备用燃料以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废除“抛出偷渡者”的法令?这种可能性在逻辑上并无问题，但小说中却完全没有被提及，也很少有读者对此提出质疑。

　　最后，与经济法则同样隐秘的，还有一整套官僚科层制(bureaucracy)的法则。在小说中，除了一张写有“未经许可，严禁入内”的警示之外，没有任何严格的安全措施阻止偷渡者上船，因此姑娘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便轻松溜进飞船。与之相比，惩罚偷渡者的制度则异常严苛，驾驶员甚至随身配备喷射枪，如果偷渡者不肯就范，他有权将其击毙抛出舱外。显然，正是这样一套明显存在漏洞的管理制度，使得此类悲剧不止一次发生，小说明确告知我们，驾驶员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常需要处理偷渡者，以至于“早已习惯了无动于衷地看着另一个人活活死去”。然而，正是因为这套制度得到“法令”和“自然规律”的默许，使得身在制度中的每一个个体，包括驾驶员和其他决策者，都免除了对于姑娘之死的道德责任，而不可能对制度本身提出任何质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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