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

分类  : 中文
作者  : 姜振宇
来源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卷   : 2017年第8期
发表时间: 2017.08.15.
发布人 : SFT
 

摘要:

  内容提要:郑文光在1981年以误读的形式提出了以探讨社会问题为宗旨的“科幻现实主义”。就个人而论,他实际上是在反思和发展50年代以来自己的一系列创作观念;就科幻作家群体而论,则是对此前的“科幻科普论”的有力挑战。这一创作主张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金涛、魏雅华等人的热烈响应,进而很快成为与“惊险科幻”、“军事科幻”等并列的又一创作方向。由之诞生的重要作品如《月光岛》《命运夜总会》等,其影响也确实突破了狭窄的科普话语。此时的“科幻现实主义”,从语义角度应当释读为“现实主义科幻”,但从理论探讨的角度看,这一阶段的种种创作,既窄化、庸俗化地理解了“现实主义”,尤其忽视了当时与这一概念相关联的热烈讨论;同时又模糊了“科幻”这一文类的核心与边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消解了其自身的独立性。郑文光等人的此次探索,是中国科幻作者建构本土传统的有益尝试,集中反映了一代科幻作者深刻的现实焦虑与强烈的自我认同欲望;他们以敏锐直觉观察到的核心问题,在此后数十年间科幻文类的发展当中,以种种面目一再复现;他们所试图传达的基本理念,也成为中国科幻文论发展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郑文光 科幻现实主义 现实 科学 幻想

  [姜振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100875]


正文:

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

姜振宇

  1981年11月12日,郑文光在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时提出:“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镜……采取严肃的形式,我们把它叫作科幻现实主义。”1无论中外,这一提法都前所未见。而郑文光本人在1984年直陈:“……外国人说我是科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他们那里是贬义,但我却恰恰想致力于搞现实主义的科幻小说。”2结合两者,我们在出版于1981年5月的ASIA2000创刊号上,找到了《中国科幻小说之父》3一文,其中已然有“社会性科幻”(SocialSci-Fi)的表述方式;同年4月5日,郑文光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潘耀明访谈时,也曾明确提出:“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则想建立这样的流派——社会性的科幻小说,探讨社会问题,并把它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4。由此可知,这便是“科幻现实主义”的实际内涵。

  尽管“科幻现实主义”这一词汇在中文语境下的首次出现要迟至1981年,但就郑文光个人的创作理念来说,早在1979年底,他便已明确提出:“好的科学幻想小说无论假设故事发生在多么遥远的未来,也应该和当前社会的现实斗争密切相关。”5在此之后,郑文光还做了许多阐释,例如“我尝试着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的社会现实”6,“想创造一种类似科幻小说又不是科幻小说的东西;我想把写科幻小说的方法拿来写现实题材”7,或者“我们要提倡写些现实主义的科幻小说”8等,这些表述大同小异,并未发生本质变化。这一创作主张延续到其晚年。在因中风停止创作十余年之后,作者在重述其创作主张时,仍旧反复强调“一个社会问题,我不是直写,我通过幻化、通过变形表现出来……往往比现实主义作品反映得更真实”9。

  科幻小说应当关心现实

  郑文光对“科幻现实主义”的提倡,是建立在对其本人从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科幻创作观念的反思和发展之上的。

  郑文光于1929年4月9日生于越南海防。1954年4月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的《从地球到火星》10是其个人的科幻处女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短篇科幻小说,作品一度在北京地区引发了火星观测热潮。郑文光在“十七年”期间陆续创作了八篇科幻小说,其中《火星建设者》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是中国第一篇获国际大奖的科幻作品。进入新时期之后,郑文光的一系列科幻作品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影响,作者有时甚至被尊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11。多年以后,新生代科幻作家韩松写道,“郑文光是真正抓住了科幻本质的大家”12,而吴岩则直陈,“郑文光是我们时代的科幻伟人”13。

  郑文光的科幻创作道路是从科普工作开始的。早在解放前,郑文光就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以教学和撰写科普文章谋生;在1951年2月进入中国科协担任编辑之后,科普更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仅1954年一年,他就创作了100万字的科普作品14,其中“光是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科普文章他就写了120篇”15。在准备开始科幻创作之时,郑文光预先广泛接触了当时已经被译介到国内的不少科幻作品和理论,其中又以对凡尔纳、阿达莫夫、齐奥尔科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人的接纳和分析最为深刻。

  1956年,郑文光在《谈谈科学幻想小说》16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在这一阶段的创作理念:“科学幻想小说就是描写人类在将来如何对自然作斗争的文学样式。”17在郑文光看来,虽然现代自然科学(以及它的发展)是这一文类“产生的基础”和描写的“出发点”,而科幻小说“固然也能给我们丰富的科学知识”,但它却明确地“不同于科学文艺读物”,因为它所书写的,乃是“成为了自然界主人的真正的人的面貌”18。

  应当承认,要在50年代初期提出这样的观点,不但需要敏感而深刻的洞察力,更要求论者有充分的理论勇气。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一观点的内部逻辑,我们依旧能够发现其中尚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内部矛盾。

  首先,郑文光在提出科学幻想小说是“一种文学作品”之后,仍旧将这一文类放在了“向科学进军”的语境当中,科学似乎既是这一文类的背景、出发点甚至是其阅读门槛,同时又是其外部的功利性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郑文光如何试图通过不断强调“深刻的思想内容”来谋求文类自身的独立性,显然都是难以奏效的。其次,郑文光在否认“科学幻想小说是未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的最精确的预言”的同时,却又着重指出,这一文类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虽然只是作家的幻想,但是却往往走在真正的科学发明的前面,也就是说,它往往是在相当大的准确程度上‘预言’着未来的”。此外,这种观念上的模糊和自我矛盾同样也表现在对小说中的科学内容之“正确性”的游移上:郑文光一方面提出“科学幻想小说在它的出发点上,必需有科学根据”,但又要求“容许作者在技术问题上违反科学(原理)”19。

  这些概念和逻辑上的模糊与冲突,已然大致框定了此后三五十年间,在国内针对科幻小说展开的大部分争论。郑文光以及国内整个20世纪的绝大多数科幻作者、研究者,鲜少能够充分厘清科幻文类的这些内部、外部问题。郑文光在此时的游移恰恰是中国科幻发展历程当中的典型状况。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创作理念,自然也难以稳固而有说服力。实际上,从童恩正、郑文光、叶永烈,到金涛、魏雅华、王晓达等,他们在“新时期”以各种形式展开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几乎都是以对这些问题的部分解决或整体悬置作为前提的。

  “文革”结束之后,郑文光在1979年迅速地集中改写和创作了一大批作品,除了见于杂志的《太平洋人》和《鲨鱼侦察兵》之外,还有《鲨鱼侦察兵》和《海姑娘》两个短篇集。此时的郑文光似乎放弃了原本要将科幻文类从“科学文艺读物”独立出去的激烈态度,甚至对于科幻小说的科普功能,做了强有力的强调和推广:“为什么要给少年朋友写科学幻想小说?这是因为,我希望我国广大少年掌握科学,又掌握善于幻想的艺术”20,“科学和幻想的结合,诞生了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幻想激发了不少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科学事业产生热爱,鼓舞着许多人向科学事业作不屈不挠的进军”21。

  这表明,郑文光此时在谈论科幻小说的时候,已经接纳了它是“科学文艺”框架之下的一种文类这一思路。这种“妥协”,要放在他个人的科普创作观念当中进行考察——实际上郑文光对于“科学文艺(读物)”一直抱有一种相当超前的观念。

  早在50年代,郑文光在接触以伊林、高尔基等为代表的大量苏联科学文艺理论之后,就已然开始颇为激烈反对以“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来指导、评价科学文艺的做法。他将“科学文艺读物”释读为“带有文艺性质的科学读物”,进而一方面承认“科学读物的主要任务是给读者以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反对在科学知识之外加入一点“文艺性”来使科学读物“生动”起来的创作方式。22他强调科学文艺作品在地位上与科学幻想小说相并列,并且认为它们对于青少年读者,在“发展他们的想象力,培养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勇敢、大胆、进取精神等方面有重大作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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