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云生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科幻界非常有创作个性的作家,他的科幻创作善于通过历史事件切入叙事,以历史题材为载体,以国民性批判为主旨,对人性的惨烈进行了深度剖析和反思,丰富和扩展了科幻小说的思想内涵,为我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第 14 卷 第 4 期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14 No. 42013 年 12 月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Dec. 2013一、引言我国的科幻文学虽然是西方“舶来品”,但因其神奇玄妙的想象和对科学精神的不懈追求,加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迎合了人们亟待改变现状的心理,因此,它很快就在中国落地生根。自清末“小说界革命”以来,先进知识分子梁启超提出了“欲新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1] 287的理论,渴望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达到“小说救国”、“科学救国”的要旨,而科幻小说对于未来的想象,正好契合民众对积贫积弱的没落王朝的不满情绪,符合了他们的阅读期待。五四期间,新文化运动先驱鲁迅也提出“故苟欲 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2] 151,明确主张发展科幻小说。可以看出,一方面,梁启超、鲁迅等人企望利用科幻小说来引发人们的科学意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以复兴民族;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求通过“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科幻小说来唤醒民众,完成国民性改造的历史使命。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科幻作品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启发民智、倡导民主科学的理想文学体式,也成为他们实现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人性批判的利器,这种启蒙意识和科学传统,对后来的科幻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姜云生的科幻历史小说即承续了这一创作理念。姜云生 1944 年生于云南,四岁移居浙江杭州,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云生很早就与台湾科幻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93 年,他主编了《台湾科幻小说大全》一书,增进了海峡两岸科幻文学的了解和交流,也因此成为沟通两岸科幻文学的主要人物。80 年代,台湾科幻作家张系国就指出台湾科幻界“必须同时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求变求新,发挥最大的创造力,或许真能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放一异彩”[3] 173。把科幻文学的创作与民族意识相联系,显然,姜云生在创作理念上深受台湾科幻启发。姜云生多年致力于科幻文学的创作和翻译,曾创作了《长平血》、《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厄斯曼故事》、《遥远的星空》等小说。其中,荣获台湾首届世界华人科幻奖二等奖的《长平血》,是他科幻小说的代表作。他的另外两篇科幻小说也都业绩不凡,《厄斯曼故事》描绘了宇宙的诞生、星体凝结、人类进化等有关世界形成与发展的壮观景象,是一部“科幻版”的《创世纪》,作品在 1994 年举办的台湾《幼狮文艺》创刊 40 周年科幻征文活动中荣获佳作奖;《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则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科幻“银河奖”二等奖。姜云生的科幻小说,后来大部分收入《飞行船文库 3——十九号论姜云生科幻小说的国民性批判主题高亚斌1, 王卫英2(1. 兰州交通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2. 中国科普研究所, 北京 100081)[摘 要] 姜云生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科幻界非常有创作个性的作家,他的科幻创作善于通过历史事件切入叙事,以历史题材为载体,以国民性批判为主旨,对人性的惨烈进行了深度剖析和反思,丰富和扩展了科幻小说的思想内涵,为我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关键词] 姜云生; 科幻小说; 历史; 国民性批判[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692 (2013) 04-0081-05[收稿日期] 2013-07-06 [基金项目] 中国科普研究所“百年中国科幻精品赏析”阶段性成果 (2012KPS10)[作者简介] 高亚斌(1973 -),男,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王卫英(1971 -),女,甘肃陇南人,博士后,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DOI:10.15883/j.13-1277/c.2013.04.00682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太阳门》 一书,包括《长平血》、《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深深的海洋》、《终生遗恨》、《万年孤寂》、《无边的眷恋》等。其中,《无边的眷恋》后来被译介并收入美国一书。从 2010 年起,他开始尝试用英文进行诗歌创作,并在美、英、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科幻刊物,如 (《星阵》)、 (《时空》)、 (《百思不解》)、(《半人马座之外》)、 (《科幻俳句》)、(《夏娃之吻》)以及一些大学的电子科幻杂志上发表,有的还被收入年度科幻诗歌佳作集。这些诗歌大多是对宇宙的沉思,其中融入了他对人类与自身命运以及宇宙存在的思考,类似某种现代版的《天问》,是作家人生智慧的结晶。此外,姜云生还在创作之余,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科幻小说,无论是对国外科幻文学的引介,还是科幻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他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国大陆科幻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各种社会思潮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并经历了诸如儿童文学、科普文学等不同文体的复杂纠葛。而姜云生也许得益于台湾科幻影响,更受惠于“五四”科幻作家的启蒙意识,其科幻小说从一开始就能够绕开与儿童文学和科普作品等类文体相互混同的陷阱,表现得相当成熟。姜云生并没有着力于对科学意识的张扬和对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的科学想象,在他的小说里,科幻不过是一种道具,是他表现人性、还原历史真相的一种表达技巧和叙事策略。他把科幻小说的重心放在社会批判与人性批判的层面,以科学幻想为衣,包涵着思考的光辉和批判的锋芒。因而,他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典型的软科幻,小说中出现的诸如教授、外星人等形象以及“幻觉机器”、“电视电话”之类的新鲜事物,都不过是一些富有科幻色彩的外在符号,在这些符号的后面,对人的生命本体的思考与关怀,对人性的深刻解剖,才是他作品的灵魂和价值所在。二、还原历史,批判人性之恶鉴古知今,科幻不但关注人类的未来,也关注人类的过去,并且对历史做出各种当代阐释。姜云生的科幻创作大都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挖掘出新意,并以之作为小说的叙事支点。《长平血》在科幻构思上类似于美国科幻大片《阿凡达》,小说叙写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王雨牛(即小说中的“我”),因对历史上长平之战的史料记载心存疑虑,在教授和他的女助手帮助下,决定借助幻觉机器,穿越历史的时光隧道,回到遥远的战国时代,对历史进行一番实证考察。于是,在幻觉世界里,“我”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普通的赵国士兵阿贵,在另一个时空里不仅目睹了长平之战的惨烈场景,而且还见证了战后的劫难和降敌的屈辱。在小说里,战败的赵国士兵在极度饥饿的驱使下吞噬着阵亡战友的尸体,而且在秦兵的淫威下,他们相互“阴举”揭发,彼此背叛出卖,最后甚至还亲手挖坑,埋掉自己的同胞——40 万赵国的降卒就这样被坑杀活埋!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身上,面对秦兵的屠刀,求生的本能驱使“我”出卖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阿福,供出他的藏身之地,眼看着他被秦兵抓住后活活地埋掉,“我”却为自己能够侥幸存活而暗自庆幸!在结束了这梦魇般的幻觉之旅后,“我”又以实验者的身份重返现实世界。但这次经历却始终成为“我”心中巨大的阴影,对“我”的道德和良知构成了拷问,促使“我”重新审视历史,审视自我,在反思与批判中重塑新的人格和历史观。行文至此,小说又荡开一笔,回到现实生活中:“我”面对作为知情人之一的女助手,对自己作为阿贵的所作所为感到无比愧疚。女助手却告诉“我”,她的祖母刚刚去世,在临终之际,祖母向她表白了自己的两个忏悔:一是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自己的情人被错划为右派而背弃了他;另一个是在十年“文革”中,她为了保全自己而揭发了丈夫,导致无辜的祖父跳楼自杀 于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长平之战,直到“反右”运动与“文革”劫难,人们在面对危难时的冷漠与背叛竟然如出一辙;而从历史上的“阿贵”,到现实中的女助手的祖母,国民劣根性的表征也几乎一脉相承,难怪小说中的女护士用惊惧不安的语气恍然大悟般地说:“也 也许,我们身上流着的 还是当年赵国降卒身上的 那种血 ”国人身上世代相沿习焉不察的人性之恶,就这样借助小说人物之口被一语道破。在这里,“长平血”便成为国民劣根性的一个重要症候,如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一样,被赋予了普遍的意义。可贵的是,姜云生的人性批判,更多地指向自我。在《长平血》中,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很有知识分子内省的气质。他曾坦诚地指出:第 4 期 高亚斌 等 论姜云生科幻小说的国民性批判主题 83“我写人性,常常要将自身的丑陋作为靶子射击,日本朋友岩上治先生(日本中国科幻研究会主席)是我多年的好友,他早就指出过我的文字中‘自我批判’的含量。” 并且,作家还指出,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长平血》中的“王雨牛”,实际上是从作家自己的名字派生出来的 ,这就更能体现作家自我批判的严厉苛刻和苦心孤诣。姜云生把这种自我批判称为“沿着向下的楼梯往上走”,即“生命之阶梯向下延伸,人格之递升由下而上”[4],表现了作家对自身人性变异的警惕和人格退化的忧虑。鲁迅曾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5] 284在这一点上,姜云生和鲁迅实现了在精神上的对话。在小说中,作家还特意设置了一个幕后未曾露面的人物——“我”的未婚妻小雪。她在“我”心目中显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笑靥”无疑是纯洁、爱、责任的化身,她和“我”的父母,甚至“我”尚未出生的“孩子”等等,都构成了小说中拯救人性的亲情力量。如同游历在地狱和炼狱之间的但丁,因为有了贝雅特里齐的人格与爱的指引,才不致迷失和沉沦,“我”也因为有了这些亲情力量的存在而不致良知泯灭。在小说的结尾,作家用寓意深厚的笔墨沉重地写道:“如果我们将来有孩子,他 (她) 身上流淌着的将是一种全新血型的血液 ”这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忏悔,又是一种人性的呼唤与救赎,具有《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一般振聋发聩的力量,小说由此获得了惊世骇俗的醒世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我”是作为参与集体坑杀自己士兵的赵国俘虏之一员出现的,这样的角色处理,一方面便于以肉身在场的贴近感觉来触摸历史,增强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的真实感和客观性;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作家底层叙事的平民立场。可以看出,作家摒弃了科幻作品中习见的技术崇拜、英雄崇拜和浪漫主义色彩,他更关注的是在历史宏大叙事之后的真实细节与小人物命运,关注在历史事件中人性的不同裂变,显示出作家不同凡响的文学表达视角。米兰 昆德拉曾经说过:“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6] 56可以看到,在姜云生的科幻小说中,作家总是以一个历史探究者的身份出现的,他关注的是躲在时间背后的历史真相,并且试图在穿越时空的历史勘探中予以还原。在叙事技巧上,姜云生总是善于在历史真实与科学幻想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话语空隙,作为小说叙事得以展开的契机,使之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桥梁,在历史与现实间形成巧妙的互文性关系。三、虚拟历史,构建人性之善《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是作家继《长平血》之后又一短篇科幻小说力作,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在晚清维新运动中支持戊戌变法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即“一个戊戌老人”。按照小说的交代,徐致靖的事迹见于《清史稿》列传第 251 篇: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徐致靖思想激进,他积极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支持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变法失败后,差点被慈禧太后杀了头,所幸李鸿章、荣禄等人为他说情,才免于一死,但一直被关在死囚牢里。直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徐致靖才得以趁乱从狱中逃出,蛰居杭州。经过这样一番政治纷纭和宦海风波,他从此对仕途心灰意冷,遂改名“仅叟”,意为苟活仅存的老头,终日靠着下围棋听昆曲打发日子,七十五岁时终老天年。但在姜云生的小说里,作家对这一段史实展开了几乎匪夷所思的虚构:正在研究历史的司马突然收到朋友的电话,在杭州市发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古代人,而那个死去的古人,正是与谭嗣同变法同一时代的清朝官员徐致靖!原来,维新变法失败后,受到牵连而一度被关入死牢的徐致靖,不是靠着李鸿章、荣禄的说情,而是由于他擅长弈棋而被“仙童”(即外星人)解救,并被秘密地藏在一个山洞中,为“仙童”传授棋艺,之后,他又从外星人那里获得了一本徐氏家谱,还有一本叫做《太阴谱》的棋谱。七日之后,外星人乘坐飞碟离开地球,徐致靖才得以重返人间,等他回到家中,已是一百年之后的现代。经过一段时间的隐居读史之后,老人愤慨自杀,从容弃世,于是才发生了小说开头的悬案。如果说《长平血》是现代人返回古代所经历的时空体验,那么《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则相反,它是古代人的现代之旅。姜云生以一个科幻作家所特有的奇思妙想,在对戊戌变法这段史事的重新叙写中,融入了外星人等科幻因素,对徐致靖的人生命运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改写,使他从那个变法失败84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后“终日靠下围棋听昆曲打发日子”的“徐仅叟”,成为一个耻于偷生的仁人志士,使得这一逐渐被历史遗忘的变法勇士重新浮出历史水面,成为与谭嗣同一样临难不苟免的光辉形象,从而在深层次上挖掘了人物的精神内涵。在这一改写的过程中,作家无疑对所谓“正史”进行了颠覆性解构,其中既有富于挑战性的消解与质疑,又有作家对生命意义的思索,极大地彰显了小说的人文精神和哲理深度。《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和《长平血》体现了姜云生人性审视与批判的两个向度:人性之恶和人性之善。如果说在《长平血》中,作家发现了国民身上血脉相传的痼疾,向人们展示了人性之恶,指向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的话,那么,《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则试图从一个维新志士身上,竭力张扬其耻于偷生、昂扬向上的人性之善。显而易见,与《长平血》中的“阿贵”一类贪生之辈相比,这位“戊戌老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极其富有感召力,使愚劣丑陋的国民性有了获得救赎的希望。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以公安部门发现一位古代老人离奇死亡的案件为线索,中间穿插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的历史故事,这种叙事方式,吸收了我国传统侦探小说、历史小说等通俗小说门类的特点,擅长营造气氛和设置悬念,使小说的可读性大大增强。并且由于小说中出现了古代神话小说中常见的“遇仙”现象,形成了“山中方十日,世上已千年”式的神话小说时间模式,但却利用科学幻想的形式来叙写,使古典神话小说得到了全新的现代阐释。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充满荒诞意味的情节,比如,徐致靖根据所谓“仙童”(外星人)所遗的家谱找到了自己的后代,但这位戊戌志士的后人,却已经成为“泯然众人矣”的某水果摊主,这样的安排,可以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想到其间所发生的世事变迁、家族兴衰乃至志节上的退化,不仅令人唏嘘,亦且发人深思。而且在小说中,外星人带走徐致靖,并非因为他是戊戌变法的仁人志士,而想把他从反动势力手中解救出来,却是为了与险恶时事丝毫无涉的事情——让他教会他们围棋,颇有后现代主义的荒谬之感。依据美国哲学家卡尔 贝克尔的说法,“任何一个事件的历史,对两个不同的人来说绝不会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人所共知,每一代人都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写同一个历史事件,并给它一种新的解释”[7] 37。正是出于对这种不同历史价值观的刻意寻求,姜云生才别出心裁地以科幻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多层次的解读和诠释。尽管小说在某些情节的设置上显得不尽合理,故事的展开过程也有突兀之嫌,但从整体而言,姜云生小说毕竟是成功的,他揭示出了历史中某些被遮蔽的、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光明或者晦暗的真相,使历史呈现出应有的丰富与复杂。就这一层面上来说,他的科幻小说,的确为人们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视角,也昭示出科幻小说自身发展的一个维度。四、寻求科幻小说与主流文学的契合与主流文学相比,科幻小说一直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但由于科幻小说所具有的神奇想象力,极大地拓宽了小说的表现领域,丰富了小说的叙述空间,更因其高扬科学、面向未来的开放品格,与近代以来崇尚科学的风尚相契合,从而使它在文体和意识形态上具有了双重的现代性特征,因此,科幻小说日益成为近代以来必不可少的小说门类。尤其随着时下大众文化的兴盛和图像时代的到来,以及在影视媒介的有力推动下,科幻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风行,这些都为科幻小说进入主流文学,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必要和可能性。我国科幻小说一直秉持国民性批判的文学传统。自科幻小说进入中国本土,就出现了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其中提到“我”在金星上见到“换脑术”之后,便想设立一个所谓“改良脑子”的公司,以此来更换中国国民之脑,已经包涵着国民性改造的现代思想。五四时期,鲁迅更是利用科幻小说来宣扬民主科学、提倡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前驱,他在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和《造人术》等科幻小说时,表现出浓厚的人本思想和鲜明的启蒙意识。到了 30 年代,老舍创作了科幻小说《猫城记》,以遥远的火星上的猫城作为影射:在那里,“强有力的人——政客军官诗人兼地主”掌控着猫城,他们用一种“迷树”上的“迷叶”来麻醉人们的精神,让他们甘于苟安懒惰,于是,逐渐形成了封闭保守、自私狭隘、妄自尊大、盲目崇外的民族劣根性,难怪作家发出了这样的叹息:“这个文明快要灭绝”,小说由此便具有了与鲁迅小说在国民性批判上的共同旨趣。总之,早期的科幻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构建和国民性改造的宏旨,融入科幻第 4 期 高亚斌 等 论姜云生科幻小说的国民性批判主题 85小说的主题范畴,在这一点上,科幻小说与主流文学达到了高度的契合。遥承思想先驱们的衣钵,建国后的科幻小说家,包括姜云生,都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中进行着同类主题的书写,而且这一传统在新生代科幻作家那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譬如,在王晋康的小说《蚁生》中,“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的知青,因为从蚂蚁身上提取了“利他素”,而使得原本冷酷自私、尔虞我诈的人群,表现出善良和无私的人性之美,展示了“文革”中国民丑陋行径的社会根源。再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西洋》,以富有现代意识的情节重写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在小说中,郑和冲破封闭保守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开放性的胆识和胸怀在海外开疆拓土,并且建立了一个“日不落中华帝国”。小说对中国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观念进行了解构式的书写,重塑了中华民族开放进取、昂扬奋发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作家鲜明的民族意识。而在凌晨的《月球背面》里,描写未来的中国在月球上建立了可以跟美国相抗衡的基地,但人类的贪欲与腐败随之也蔓延到了那里,月球基地的建设竟也出现了豆腐渣工程。 在诸如此类的科幻作品中,都表现出科幻作家们国民性思考和批判的思想深度,闪耀着发人深省的哲理光芒。就世界范围的科幻小说发展来说,从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开始,在许多科幻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技使人异化的现象,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往往被异化为“科学怪人”、反动“博士”等等负面角色;而科学发明所制造的克隆人或机器人,也往往因其异化而显得恐怖可怕,他们的异化使人类面临着灾难,这已经成为许多科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主题。姜云生的科幻小说使我们认识到:面对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只有美好的人性才能使人真正获救,而这构成了国民性改造的另一重要向度。因此,可以说,在国民性改造、人性批判和重建的层面上,科幻小说找到了与主流文学极好的契合点,这一契合,也将使其能够顺利地被主流文学所接纳,并在主流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事实上,这一点早已成为了知识精英们的普遍共识,比如,科幻批评家吴岩就曾指出:“恰恰由于科幻文学所传递的那种通过想象和科学视角超越现实、超越传统文化的力量,使它将在未来的时代中成为最能传达知识分子心态、最能抒发知识分子感受、最为具有文化革新能力的文学形式。”[8] 27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言:随着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我国的科幻文学必将走出发展的低谷,跻身严肃文学的行列,并同主流文学一道,承担起社会批判与人性批判的神圣使命,而姜云生的历史科幻即是这其中独特的表达。注释:姜云生、姜亦辛:《飞行船文库 3——十九号太阳门》,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997 处出版。这是姜云生在与王卫英电子邮件通信中所说的话。[参考文献][1]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M] //梁启超. 梁启超文集.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7.[2] 鲁迅. 月界旅行辨言 [M]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10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3] 张系国. 试谈民族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M] //张系国. 张系国自选集. 台湾黎明出版社, 1982.[4] 姜云生. 细读自己 [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5] 鲁迅. 写在《坟》后面 [M] //鲁迅. 鲁迅全集: 卷一.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6] 米兰 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 [M]. 董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7] 卡尔 贝克尔.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M]. 张文杰, 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8] 吴岩. 科幻文学的中国阐释 [J]. 南方文坛, 2010 (6).[责任编辑 田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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