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

分类  : 中文
作者  : 李广益
来源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   : 2015年第4期
发表时间: 2015.07.15.
发布人 : SFT
 

摘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史料建设早已硕果累累,但具体到科幻文学,则相关史料远未得到充分清理,凭借坚实的史料基础别开生面的研究更是不多见。从史料学的视角考察与科幻文学有关的学术资源和成果,或可为从事中国科幻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一点线索和参考。本文将中国科幻文学史分为清末民初、民国中后期、十七年时期、黄金时代、新时期等五个阶段。在逐一考察和评析了各阶段的史料状况、搜集整理工作以及相关研究的进展之后,我们发现,目前每个阶段的史料整理都存在严重不足。今后应以书目、作品选、研究资料为核心,切实推进史料建设,为中国科幻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不竭源泉。


正文:

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

李广益

  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和文化,科幻的审美特性通常要用光怪陆离、恣肆汪洋、天马行空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而史料学要求的却是脚踏实地、体察入微、严谨细致的朴学工夫。二者看似不搭调,然而,在科幻研究这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辨、分析缺乏重视,投入不足,不仅对特定研究对象的考察将遭受极大的局限,整体上也会失之空泛、浮浅。在有着深厚文学史传统的中国现代乃至当代文学研究界,论从史出、文史互证的研究范式向为显学,史料建设早已硕果累累,但具体到科幻文学,则相关史料还远未得到充分清理,凭借坚实的史料基础别开生面的研究更是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史料学的视角考察相关学术资源和成果,为从事中国科幻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一点线索和参考。①

  一、史料工作对于中国科幻研究的意义

  史料工作的重要性,可以正反两例加以说明。中国科幻文学始于晚清,因而有“百年中国科幻”之说。对于类型文学而言,其来龙去脉、始源之作,自然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相关叙述的清晰度和准确度,可以说是学术品质的重要表征。在这方面,叶永烈、饶忠华、武田雅哉、林健群等学人通过持续努力,使《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电世界》《新野叟曝言》等一批具有相当分量的晚清科幻小说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实有开疆拓土之功。②其中,叶永烈发掘出刊载于《月月小说》上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并将这部小说发表的1904年推定为中国科幻诞生之年,是尤为重要的成果。晚清部分之所以成为中国科幻研究领域成绩最为显著的一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行者在史料搜集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事实上,后来者尽管在研究的宽度、深度上大大超越了前人,但其基本论述对象并未突破前人勾勒的范围。与之相应,对晚清科幻小说的认识,同样深刻受惠于陈平原、夏晓虹在其编纂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中收纳的晚清时人对“科学小说”的评议。史料是研究的基石,是维系研究领域生机的源头活水,科幻文学学术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而周作人关于科幻小说的论述未引起充分重视,足证中国科幻研究在史料利用方面仍有明显疏漏。周作人《科学小说》一文,写于1924年9月1日,后收入《雨天的书》,1925年12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印行。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反对用科学小说代替童话作为儿童读物,因为能够“引起一个诗的思想,暗示一个美的感情”的童话是儿童们“精神上的最自然的食物”,而科学小说却容易在儿童心中造成“不易矫正的谬误的印象”,并且“科学小说做得好的,其结果还是一篇童话,这才令人有阅读的兴致”。①《科学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涉及科幻小说的审美特征、科普功能及其与儿童文学之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此外,文中还提到1902年由梁启超译介刊载于《新小说》的法国科学小说《世界如何终局》(梁译《世界末日记》)、凡尔纳作品以及清末民初的乌托邦小说。以作者新文学大家之地位兼内容之丰富广泛而论,该文堪与鲁迅的《月界旅行·辨言》相埒,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在鲁迅其文已经得到高度重视(虽然相关讨论仍缺乏深度)、科幻研究者反复征引之时,《科学小说》却几乎无人问津,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相当遗憾的事情。②

  二、科幻文学史料工作的现状

  (一)清末民初(1902—1920年)

  1895到1920年初大约25年的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转型时代”。③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均对该时期怀有浓厚的兴趣,对科幻这种新的文学文化现象尤为关注,清末民初科幻研究因此颇为兴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相当可观,武田雅哉、陈平原、王德威等著名学者陆续贡献了重要著述。尽管如此,该时期科幻文学文本的搜集整理工作仍未竟全功。从叶永烈开始,历经海内外多位研究者的持续积累,现有书目(至1920年,含著译两部分)已达300余部(篇)的庞大规模。④但即便以一般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这个书目仍然是十分粗糙的。其体例经最后一位整理者梁华之手已有较大进步,深层问题如完整性、遴选标准等则悬而未决。2006年笔者和林健群在网络上公布的《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书目汇整》之所以大幅度增加作品篇目,是因为笔者在通读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写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后,将根据标题判断可能是科幻小说的一批疑似篇目录入备考。后经笔者于京沪多家图书馆翻检原文,补录篇目中相当一部分得到证实或证伪,但仍有不少无从查证。当时决定将半成品公之于众,是考虑到整理者资源、精力都有限,不知何时才能完工,与其将现有成果搁置电脑硬盘,不如野人献曝,“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语)。①多年来,这份书目在提供线索的同时,因其芜杂、混乱给后来者造成诸多不便,亟待进一步清理。

  清理工作所需解决的问题,除了清末民初书刊查阅不易(随着近年来各地图书馆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的进展,这一困难已经大大缓解),还有文类边界的模糊。其一,著作与翻译混淆。晚清时人缺乏版权意识,有翻译外文作品据为己有者,有袭用外人构思不以为意者,亦有在原作基础上“豪杰译”“译述”“衍义”(典型如吴趼人之《电术奇谈》)造成译作相对原作发生很大改动、内中创作成分无法忽视的情况。创译交织现象,涉及文学文化交流中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既是史料工作难点,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除上述书目外,陈明哲、姜倩等学者提供的科幻小说中译本目录也很有价值。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科幻翻译往往通过多次翻译才从源文本抵达中文,如《月界旅行》就历经法(凡尔纳)———英(译者不详)———日(井上勤)———中(鲁迅)的三次转译。③这种“翻译旅行”无疑是文学文化研究的绝佳生长点,但前提是对源文本、译本和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

  其二,科学小说与科幻小说之别。“科学小说”最早是梁启超在《新小说》连载《海底旅行》这部翻译小说时使用的文类命名。在此之前,梁氏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列有“哲理科学小说”一类:“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④由于梁启超的示范作用,科学小说风行一时,成为晚清文学革命中引入中国的一种主要的小说类型。但细察清末民初“科学小说”名下作品,不难发现,在“与科学有关”这一浅表共性下,可分为两类,一类借故事讲解科学知识,可谓“科普小说”,另一类畅想受科技进步影响的中国与世界,实为与今日理解相近的“科幻小说”。如欲坚持后设视角以确定研究对象,则“科普小说”应单列一类,作为科幻小说研究的重要参照。

  其三,科幻小说散布在多个门类中。相当一部分后人看来确属科幻小说的作品,发表时并未归于“科学小说”之列,因而只考察“科学小说”中的科幻小说是不全面的。例如,受时代精神以及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晚清政治小说有强烈的乌托邦倾向。这些被标记为“政治小说”或“社会小说”的作品,有的包含大量科技想象,有的则仅仅是社会幻想或社会寓言。这就涉及社会幻想小说能否归入科幻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但无论如何,科幻与乌托邦的亲缘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发掘、整理乌托邦或社会幻想文学的工作应与科幻文学史料工作相伴而行,甚至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而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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