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在晚清的传播与影响

分类  : 中文
作者  : 乐云
来源  :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   : 2008年第2期
发表时间: 2008.06.15.
发布人 : SFT

摘要:


正文:

第8卷第2期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8No.2

  2008年6月        JournalofGuang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sEdition)         Jun.2008

收稿日期:2007-10-24

*本文为广东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十九世纪章回小说创作与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063028。

作者简介:乐 云(1973-),男,汉族,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近代文学。

外国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在晚清的传播与影响*

乐 云

(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广东广州, 510006)

摘 要:文章认为:外国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在晚清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尤其是崇尚科学、开启民智方面产生巨

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以新颖的形式与奇异的情节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文化需求;二是传播了西方的

科学精神与人道主义思想;三是破除专制思想与迷信思想,激发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无限憧憬。

关键词:外国侦探小说 科幻小说 晚清时期 传播和影响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8)02-0064-03

  晚清翻译小说数量繁多,林林总总,难以准确统计。然

而就题材而言,大致可分为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

言情小说、冒险小说、讽刺小说数种。就其对晚清思想文化

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又主要集中在前四种。政治小说,

主要影响在政治思想变革层面;言情小说,最大的作用是改

变家庭婚姻观念;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则在崇尚科学、开启

民智方面居功至伟。它们共同作用,对晚清思想文化的近代

化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的

角度,探讨两者在晚清的传播与影响。

  一、传统小说的凋敝与外国小说的进入

晚清翻译小说的兴盛,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传统小说到清末已步入穷途,佳作寥若晨星。就题材

而言,传统小说大多不脱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等窠

臼,经数百年思想文化浸淫,传统小说对一般民众的吸引力已

大不如前。究其实,首先在于它已不能满足大众对小说“新”

“奇”功能的需要,其千篇一律的内容易造成视觉上的“审美疲

劳”,并最终导致清末小说创作的式微。其次,传统小说往往

充斥着喋喋不休的说教与因果报应,让本来就不堪礼教道德

重负而寻求娱乐消闲的人们退避三舍。传统小说要吸引大

众,就必须在创作中掺入新的元素,扩大读者的阅读视野,满

足读者的阅读期待,此乃小说自身发展规律的需要。

然而就中国文学传统来说,小说不是被斥为“诲淫诲

盗”,便是被强贴上“劝善惩恶”的道德标签,小说在传统道

德教化的束缚下苦苦挣扎。在旧观念的制约下,一方面,小

说成为“大雅君子犹吐弃不屑厝意”的“小道”,①很难吸引有

才华的作家文人加入创作队伍,阻碍了小说品味的提高;另

一方面,在中国士大夫的认识观念中,纲常伦理是最美好的,

又是最根本的,小说只有宣扬纲常伦理才是正途。基于这样

的认识,在传统道德的文化圈内,无论是言情与英雄侠义,还

是公案及神魔,小说的题材,都不可能突破纲常伦理的藩篱,

无法超越传统道德礼教的评价体系,很难获得新的思想意

义。而西方小说,便不需要考虑以上因素,它们游离于传统

思维习惯与道德评价体系之外,既能承担开启明智的任务,

又能避免顽固派与保守派的猛烈抨击,自然成为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推行社会变革的最佳工具。

最初,维新派倡导小说翻译与创作,其参照系是西方政

治小说,因为政治小说最能体现出作家改良政治、开启明智

的苦心孤诣,这与亟盼改良社会风气的维新派主张不谋而

合,从而拉开了政治小说在中国风行的序幕。然而遗憾的

是,由于政治小说沿袭了繁复的说教形式及强烈的政治倾

向,以致它很难在中国普通民众心里留下多少印记,甚至可

以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形容。与此相反,反映侦破、探

险、科幻的翻译小说倒是长盛不衰,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欢

迎。考虑到民众接受的程度与晚清思想文化中所占据的地

位,大致可以说,外国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三足鼎立的

局面:一是以“改良群治”为己任的政治小说;二是以开启民

智为目标的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三是以打破家庭专制为指

归的言情小说;后两者更是代表了外国小说对中国思想文化

施加的主要影响。

  二、外国侦探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外国侦探小说在中国的流行首先归结于维新派人士的

青睐。因为在他们眼中,侦探小说未尝不是一种政治宣传的

工具,对普及科学与民主思想有立竿见影之效。如林纾就对

侦探小说大加称赞:“近年读上海诸君子所译包探案,则大

喜,惊赞其用心之仁。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

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 …下民

既免讼师及隶役之患,或重睹清明之天日,则小说之功宁不

伟哉!” ②其评介标准,近似于传统小说“有裨教化”一类,但

却在传统的道德评价体系中掺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即侦探小

说对开启民众追求科学与民主的风气大有裨益。起初,维新

派人士试图将侦探小说纳入政治小说的范畴,为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思想服务。然而事实上,侦探小说的兴盛与政治小说

并无必然的联系。

侦探小说的历史并不长,它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壮

大的产物。因为侦探小说中所运用的声光电火等情节道具,

只有到了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提供。最早的侦探

小说,一般认为是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

Poe)在1841年发表的短篇侦探小说《莫格街谋杀案》。时隔

64文学与艺术:外国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在晚清的传播与影响

55年后,即在1896年,《时务报》发表了张坤德翻译的柯南

·道尔(ArthurConanDoyle)的四篇侦探小说,这是现存最早

传入中国的侦探小说。其后,侦探小说的翻译一发而不可收

拾,几乎占据了翻译小说的半壁江山。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这当然与柯南·道尔

被称作欧美第一流的作家有关,恽铁憔就曾说过:“欧美现代

小说作家中,最著者为柯南·道尔。”[1]晚清侦探小说的翻译

可谓盛况空前,这从阿英《晚清小说史》中的描述窥见一斑:

“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

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

上。”[2]尤其是1907年以后,侦探小说几乎形成一统天下的

局面。原因何在?阿英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其主要原因,当

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抬头,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

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两种的试译,

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3]

应该说,阿英的分析切中肯綮,抓住了侦探小说兴盛的

两个最主要原因:经济因素与读者因素。可惜的是,经济与

读者是如何影响侦探小说的呢?他并没有进一步阐述。确

切地说,经济因素与读者因素可以充当侦探小说兴盛的外因

与内因。从外因来说,晚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上海、天津、汉口等地民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们

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强,从而为侦探小说造就了大量的

潜在读者。另一方面,近代报刊出版业的飞速发展为侦探小

说的大量译介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保证了侦探小说以较快

较好的方式传递到读者手中。从内因上讲,侦探小说能够依

靠自身的魅力吸引读者,在于它内容的新颖性。就题材而

言,侦探小说反映了人类生活中最关键的两大主题———生与

死。因为它“是人性最基本的两极,也是人类最原始、最根

本、最为关心的两件事”。侦探小说“激发的是隐藏在人类的

潜意识之中的追求刺激、新闻、传真的好奇心”。[4]

许多人在论及侦探小说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它与传

统小说中的公案小说相提并论,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因为

就情节而言,它们都属于侦破题材,几乎都与谋杀有关,容易

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两者又确实存在极大差异,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情节的起伏与悬念的的设置上,侦探

小说更加扣人心弦;二是在侦破手段的可信度上,侦探小说往

往凭借科学的侦破手段,缜密的逻辑推理,最终抓住凶手,伸

张正义。所谓“侦探小说,为心思最细密,又须处处按切实际

之作”,而公案小说“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

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③比起传统公案小说主要靠超自

然的力量(如扶乩、托梦)破案的方式,侦探小说更令人信服。

正是在外因与内因的双重作用下,侦探小说发展迅猛,以致当

时著名作家吴趼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近日所译侦探案,

不知凡几,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④

继《时务报》的翻译以后,1899年,福州素隐书屋将柯南

·道尔的《华生包探案》和《巴黎茶花女遗事》合刊出版。此

后,周桂笙、包天笑、陈仙蝶、周瘦鹃、张昭汉等相继译出了

《马丁休脱侦探案》、《淮尔特奇狱》、《杜宾塞探案》、《桑狄克

侦探》、《亚森罗频奇案》、《斐乃杰奇案》、《福尔摩斯侦探案

全集》等书,侦探小说一时雨后春笋般在中国涌现。最初,侦

探小说的翻译者承继了“小说界革命”“改良社会”的精神,

希冀借此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开启民智,抨击封建专制

统治,如半侬(刘半农)《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所言:

“即因天下无论何种学问,多有一定系统,虽学理高深至于极

顶,亦惟一部详尽的教科书足以了之。… …而此种书籍,又为

社会与世界之所必需,决不可以`不能\'二字了之。则惟有改

变其法,化死为活,以至精微至玄妙之学理,托诸小说家言,俾

心有所得,即笔而出之。于是乎美具难并,启发民智之宏愿,

乃得大伸。”⑤说明侦探小说对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周桂笙

《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更是通过侦探小说来揭露中国的

司法腐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

苛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

而反观中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租界警察,“学无专

门,徒为狐鼠城社”,“至于内地谳案,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

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心血哉!”⑥

就大多数侦探小说的翻译者而言,其本意是通过侦探小

说的译介来开启民智,倡导中国政治与法制的昌明公正,用

心可嘉。不过,随着侦探小说的兴盛,侦探小说的翻译、出版

与发行逐步被纳入商业化的轨道,成为精明商人盈利的工

具,从而导致侦探小说的翻译质量得不到保证,往往良莠不

齐,泥沙俱下。侦探小说中较为优秀的是“福尔摩斯探案”系

列,代表了侦探小说的较高水平,从1905年至1916年间,福

尔摩斯探案几乎都有了中文译本,从事翻译小说的名家,几

乎每人都译过几篇。它不仅在开启明智方面发挥过巨大的

作用,而且,直接启发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实践,如吴趼人

的《九命奇冤》、张无铮的《徐常云新探案》、王天恨的《康卜

森新探案》、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侦探小说,便直接受到

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优秀的单篇,如周

作人翻译的《玉虫缘》(1906)、佚名翻译的《毒药樽》(1907)、

程小青翻译的《海军密约》等等。特别是《玉虫缘》,译者慨

叹于莱格兰“一月获百五十万之巨金”而大发议论:“因玉虫

而得宝图,因宝图而掘得百万宝藏,幸运乎?偶然乎?而则

中国何时得此幸运耶?”其言词表达了译者鲜明的国富民强

的愿望。而就总体而言,像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侦探小说佳

作并不多见,晚清时期,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诸如聂格·卡脱

侦探小说之类,它们成为1880年至1920年间最通俗、最畅

销,而内容又较恶俗的的大众化读物,尽管风行一时,但生命

力却非常有限,不久便销声匿迹。

  三、外国科幻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就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情节的新颖性而言,科幻小说与侦

探小说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产物,并

在内容上均具备“奇谲诡幻”、“匪夷所思”的特点。既是小

说,又是科学,科幻小说看似不伦不类,因为“夫小说之性质,

贵于凌虚;科学之性质,贵于征实。二者似不相容。”然而,科

幻小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便以其奇幻的故事情节吸引了

读者的广泛注意,并很快被介绍到中国。科幻小说在中国的

传播,离不开晚清国家危机四伏的现实。其直接的原因是甲

午海战的失败,许多中国人转而希望以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来充实自己的头脑,而科幻小说,一向被称为“文明世界之先

导”,⑦再加上具备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模式,无疑充当了资

产阶级民主思想者们宣传科学知识的启蒙工具。另一方面,

科幻小说具有离奇而超验的情节设计,“作品中那种遨游宇

宙、巡览八方的理想和气魄,对长期禁锢于封建专制统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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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华男儿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极浓郁的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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