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的文学特质表现为情节奇幻和前瞻性技术观;其思想特质是通过奇幻的人物和情节安排来折射社会伦理取向、批判现实。科幻小说中作者文化意识和伦理取向的成功映像与对接往往需要隐喻的手段来实现,\'所指\'\'能指\'的\'相似性\'是隐喻对接转换的认知基础。本文借分析19、20和21世纪的三本代表性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万有引力之虹》、《羚羊与秧鸡》)中的隐喻手法的使用,论证\'隐喻\'不是多象征符号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段,而是作者控诉技术异化伦理观的明确表述。在科技改变生活并带来多重隐患的时代背景下,重读经典作品并获取文学审美价值以外的技术伦理价值内核对社会绿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西方科幻小说的反技术异化隐喻研究
A Study on Anti-tech-alienation Metaphor in Western Science-fictions
刘春伟 韩晓萍
1.引言
在科技力量日益强大的时代背景下,将“技术改变世界”的信仰推向怀疑论的领域,并不是科学家或者哲学家才关注的问题。“技术理性”和“技术自由发展”这对二律背反概念的对抗源自技术发展所衍生的生态环境危机和伦理危机,进而催生了“反技术异化”的发声。“反技术异化”是几代文人试图从文学角度来解决信仰与理性之间矛盾的一个尝试,这种思考和常识性协调源于文学作品与伦理道德之间天然的密切关系。科幻小说的技术主题经常会显性或隐性地嵌入道德教诲功能,科幻情节经常被用来拷问或协调社会矛盾:社会科技进步、主体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在经验论和唯理论形成了乐观的技术态度之时,作家们一方面肯定技术的合法性和本体存在;另一方面,从文学层面提出了与黑格尔哲学观念一致的主张:强调理性在机械和化学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以唯心主义的形式表现了自然界和人的统一,反对技术的异化(文成伟,2004:2)。
《弗兰肯斯坦》、《万有引力之虹》和《羚羊与秧鸡》分别出版于19世纪(1818年)、20世纪(1973年)和21世纪(2003年),三部作品跨越时空展示出故事构建和伦理取向的相似性:以隐喻为手段,构架奇幻世界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借助科幻小说特有的超现实情节来抨击现实,考量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背景填充了小说的内涵和外延:每部小说写作时期的社会背景都是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或挫败,不节制的经济运行方式对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产生了负向迁移。
2.三部作品的仿真、超现实与技术异化主题
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社会文化理念的载体:科幻作品以同步或超前的价值取向折射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品所处时代背景赋予了科幻小说仿真的性质,科幻文学的特质赋予科幻小说超现实写作的特征。这三部处于不同技术发展时期的小说,将其所处时代中技术发展的弊端以夸张和超现实手段植入小说,实现了文学与伦理价值的同构。仿真是这三部小说情节存在合理性的基础,超现实是夸张情节的必要构成,技术异化主题则是小说对社会价值观多样性的补充。
玛丽·雪莱(MarryShelley)的作品《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仿真基于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引发了人民对科技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埋下了环境污染等隐患。《弗兰肯斯坦》是最早发出反对技术异化呼声的作品。小说以弗兰肯斯坦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正直善良的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Frankenstein)由于失误所造出一个怪物,最终导致自己家破人亡的故事。在克隆技术和人工智能成为现实之前的两百年,该小说就以超前的眼光和超验的直觉,在哥特式小说、浪漫主义文学和科幻小说的外壳之下,严厉批判异化的技术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仿真和超现实的共同运用,形成了该小说的隐喻架构,通过隐喻的手段实现了文学与现实的沟通,使她成为科幻小说写作第一人。
托马斯·品钦(ThomasPynchon)的作品《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Rainbow)是一部被誉为“对技术与人之关系的考量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王建平,2011:112)的作品,也是一部以科幻为外壳、以技术异化为主题的小说。小说的仿真手段有别于其他科幻小说中简单的仿真构成,它借用了庞大的叙事结构和多种学科知识共同介入而形成的仿真效果: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故事背景,融入了文学、音乐、历史、物理(材料学、技术材料学、控制论、空气动力学)、心理学、统计学、宗教、《易经》、占星术等庞杂的知识体系。这些基于真实历史和科学原理的仿真情节的铺垫,为斯洛索普上尉性爱地点与德军火箭袭击地点之间耦合的超现实夸张情节发展,奠定了合理的基础。庞大的叙述结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神秘主义文学色彩都决定了,如果没有一种强大文学表现力的架构手段的介入和凌驾,小说的可读性会大为降低。
《羚羊与秧鸡》(OryxandCrake)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2003年的作品,描绘了科学家秧鸡(Crake)与他的情人羚羊(Oryx)滥用基因技术制造病毒“BlyssPluss”和新物种“秧鸡人”而导致人类毁灭的故事。相比于前两部小说的仿真,《羚羊与秧鸡》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末克隆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引发社会伦理大探讨。不同于前两部小说中的情节远超社会现实的技术前瞻视角,1996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是本部小说直接的现实来源,“器官猪”、“狼犬兽”和“秧鸡人”映射的是DNA技术的发展。小说后半部分的情节则是超现实的,阿特伍德借用书中人类全部毁灭的夸张情节安排,表现出自己对于工具理性无限膨胀的担心。她认为,人类对于技术发展的把握像两岁孩子面对电动割草机一样无措。基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故事情节安排,向读者展示了她的科技观:矛盾的解决不在于技术的本质,而在于如何协调技术与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关系。
上述文本特征表明,三部小说中仿真、超现实的表达方式和异化主题的实现,如果没有一种必要的粘合剂将三种元素有机结合起来,让看似荒谬的元素无缝隙粘合,那么科幻小说情节的合理性和可读性会大大降低,而这三部小说的情节推进是通过隐喻构建实现的。
3.隐喻的建构模式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崔艳辉,2015:1)。隐喻的历史可以溯源至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理论中,他认为隐喻是通过类比的手段使得一种思维代替另一种思维。近现代学者们对隐喻的共识是,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是在两种目标对象中寻找共同点,从而达到语言的艺术效果和美学目的(贾红光,2001:74)。文学作品使用隐喻是出于“认知相似度”给读者带来的认知共鸣,即本体与喻体之间相似和相异性的特征使得读者能够在已知事物的认知基础上,形成对未知事物的预测性认知。徐盛桓认为,隐喻一个显著外部特征是本体与喻体既相似又相异。相似表现为二者所表征的事物在其现象特征(phenomenalcharacter)和质地内容(qualitativecontent)的某些方面或多或少是相似的;相异则是二者所用到的词语表述是很不相同的,它们所表示的概念或其指称的事物绝对不是同一回事。相似性和相异性都是使隐喻能成为“喻体”所必需的,就是使得隐喻能以喻体指代本体(徐盛桓,2015:2)。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到的概念,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出发,强调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Lakoff,2003:12)。从生活需求角度来说,隐喻是人类生存最为切实的经验并同时构成我们的“现实”(丁蔓,2013:17)。
浅层次的认知相似、深层次的认知系统映射和生活需求,这三个角度的论证都试图证明,隐喻必然是作家经常诉诸的一种文学表现手段,用以连接原始对象和目标对象,并且表达作者的潜意识。科幻小说中的隐喻,是作者在科幻小说非真实认知环境中,为了能够向读者展示抽象的概念域,并且让读者真正理解这种现象的本质而采用的转移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映射可以让读者更加真实地体会抽象的科幻情节从而达到其他表现形式不能达到的效果,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布伊尔(LawrenceBuell)把隐喻研究在文学作品中的复兴称为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最显著的创新”(Buell,1999:8)。
科幻小说中的隐喻从小说整体架构层面和细节意向层面这两个角度来映射现实、建构批判思想层次。前者属于宏观的概念,往往指全书的重要背景、主人公、线索等层面来展开意象隐喻;后者指具体细节、场景等建构。
小说《弗兰肯斯坦》的“怪人”与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的命运的同构性(日夜兼程的科学实验,科学家和“怪人”悲剧遭遇的继发性和耦合性),构成作品架构层次的隐喻。小说的细节安排也始终贯穿着隐喻的应用:小说开头借陌生人(弗兰肯斯坦)之口,以隐喻的形式,一针见血地向船长指明了人类对科技的不加控制的滥用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你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与当年的我如出一辙,我真诚的希望,你的愿望圆满之后,身边不会多一条咬你的毒蛇,我已经被我的毒蛇咬过了”(Shelley,2003:30),拷问了科技发展中对伦理的亵渎、对生命的漠视和人性的自私。
《万有引力之虹》的情节架构建构在斯洛索普上尉的身体与火箭的同构物质的隐喻基础上,据此,“性地点图”与德军轰炸地点间的荒诞对应成为了可能,帮助小说展开了“战争”、“性与暴力”、“宗教”等宽幅画卷式的庞杂主题书写。热力学第二定律“熵”作为贯穿整部书的隐喻,联系火箭、技术进步和作者的技术伦理观,以“熵”表示“系统无序程度”,“熵增加即系统趋向于混乱”这样的物理概念。从细节意向角度来说,学界则认为,该书中的“热寂说”(熵)、“彩虹”、“弃民”、“V2火箭”等概念,也分别隐喻了灭亡、救赎、宗教、操控等意向。小说最后一幕中无法摆脱地球引力坠落的火箭,象征着熵化世界不可逆转的悲观科技发展态度。这部小说的隐喻与互文修辞彼此呼应,各个隐喻之间“互为指涉,又互相影响,构成一条通过揭示隐喻本体来对作品的深层人文主义思想进行分析和阐释的线索,从中可以窥见品钦对后现代社会问题的反省和忧虑”(王建平郭琦,2008:82)。
正如前两部小说关注的技术进步和毁灭之间悖论关系的主题,《羚羊和秧鸡》用人类灭亡的结局质疑了技术异化的正义性。故事的技术乌托邦和理性反乌托邦的所指与能指依赖于隐喻手段的使用。小说的名字直接运用了隐喻:字面上这是故事中两个主人公的名字,但他们是基因造生物的主要推手,实则隐喻的是破坏性的技术。秧鸡人、器官猪、性福加加药丸,每种技术都通过隐喻的意向映射,围绕着“在技术的主观幻象之下做苦役”(Baudrillard,1995:71)的主题来推进情节的演变,这与玛丽·雪莱两百年前塑造的技术理性颠覆传统社会价值观和运行模式所导致的悲剧是同一模式,区别只在于悲剧涉及的范围:前者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灭亡,后者是个人的悲剧。这种夸大的仿真是由于本作品创作时代,基因技术、克隆生物多利羊等的诞生和发展,使得很多人开始质疑技术至上主义,认为没有人性和人文制约的技术异化发展会导致人类的毁灭。
4.隐喻与时代文学潮流的融合
隐喻无法作为独立的文学表现手段来支撑小说的发展,它的存在必须建构在与其他文学表达手段配合的基础上。文学创作的实质是作者“自己的身心发展出了一种与外界事物的秩序相适应的秩序感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形式相适应的形式感”(徐盛桓,2014:370),用文学的符号、概念和图像来同构其认知水平中的世界。隐喻需要同构和其相适应的载体,加载在文学的外壳来表达外界事物和作者思维维度之间的平衡与协调甚至斗争。这三部小说的共同特征是运用了隐喻的手法来揭示技术异化的消极作用,但是由于每个作家身处的时代不同,每部作品既体现了隐喻的特征又体现出作品所处时代的文学特色。
《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身处浪漫主义文学时代,这股巨大的文学思潮直接影响了她的写作风格和作品细节。这部作品伟大之处在于,玛丽·雪莱既历史性地继承了社会主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特征,又跳出时代的束缚,探讨非现实场景的技术伦理问题,进入到未来主义讨论的范畴。隐喻手段为玛丽·雪莱提供了一种穿梭于现实和未来的桥梁。小说中的浪漫主义情怀对大自然的伟力和美好的赞美及崇敬之情,总是与科技现实主义和虚构情节紧密结合来实现情节的推进:医疗故事人物的消极情绪和伤痛的最佳手段是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弗兰肯斯坦的技术沉迷感和愧疚感会在和自然美景的相处中消退,怪物对人类的仇恨也随着自然之手的拥抱而变淡。有人说,《弗兰肯斯坦》的浪漫主义特征远超过了其科幻成分,因为小说中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依赖了自然的力量。面对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冲击,玛丽·雪莱也是困惑的,不知道用何种方法来阻止人类滥用知识去破坏自然规律的妄为行动,她只能借用这部小说来提出自己的见解:自然是伟大并且有治愈能力的,面对自然之伟力,人类应该享受自然的美好,而不是妄想用人类有限的智慧挑战自然的本来面目;破坏自然规律必会遭到惩罚。
《万有引力之虹》的隐喻建构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基础之上。当700多页的小说融入了多元叙述因子和元素的时候,后现代主义“以破碎的艺术去对抗破碎的世界”的主张需要一种强力的黏合剂将多元因素有机接合,将庞杂繁复的情节、多变的表现手法和多重主题合情合理地编织在一个故事框架体系下,隐喻成为这部小说重要的催化剂和黏合剂,体现了隐喻的认知功能,实现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构成元素时指出,后现代文化同特定历史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引自王建平,2012:120),因为现代技术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符合了后现代主义文学“消解、颠覆传统”的价值取向,增加了读者的兴趣。进入几个章节之后,作者通过隐喻搭建了技术概念“ImipolexG”和现实之间的关系。Imipolex作为神秘的技术成果,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技术代表,它作为全书最重要的明线索,颠覆了读者传统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习惯,自然而然地将情节和人物进行有机串联,以“后现代主义技术主张”的身份,为这样一本情节错综复杂、叙事规模庞大的小说奠定了叙事的逻辑框架。彩虹、火箭、热寂说的隐喻和“ImipolexG”为代表的科技后现代主题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破碎、庞杂”的特征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本书的文学特色。
《羚羊与秧鸡》表现的时代特色是“马赛克主义”。21世纪“增量文学”和“马赛克主义”的多元化发展促使很多作家跳出各种主义的窠臼,回归现实,更重视作品中的道德关怀。多元化的马赛克主义发展带来旧模式消融、新模式生成,技术二元功能日益彰显,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做出这样的总结:“劳动终结了。生产终结了。政治经济学终结了。促成知识积累和意义积累的能指、所指辩证法以及累积性话语的线性句法终结了”(Baudrillard,1997:21)。这种时代背景下,消融、构建、毁灭主题是“增量文学”和“马赛克主义”文学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阿特伍德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阿特伍德用隐喻构筑了旧秩序被溶解后的全新且荒诞的未来场景:以秧鸡为代表的科学派完全不顾正常人文道德和社会秩序,任意改变生物性状,器官猪生产人类需要的任何器官;吉米身上的神经电流冲击波信号成了秘密警察追捕她母亲的线索;“性福加加丸”能够让人类随意交配;“青春药丸”让人摆脱生理极限;新物种“秧鸡人”基因中已然没有人类基因的缺陷。《羚羊与秧鸡》通过“技术与毁灭”的主题,通过隐喻手段实现了的“超级真实”(hyper-reality)和“拟像”(simulacrum)、“模拟”(simulation)复制了鲍德里亚在哲学论著中表达的观点:“一切形式的高科技创造了一个包括生物克隆和虚拟图像的双重世界和替代世界,这样人类就悄无声息地消失殆尽”(Baudrillard,19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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