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源自西方,然而幻想小说的萌芽应在中国。中国科幻作家比外国科幻作家更关注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在叙事机制上,西方科幻创作抓住科幻文本迷人之处,它的魅力并非那些“已经得到的知识”,也不是业已形成的“人生观念”或“人文信条”,它的哲学和美学功能远远比这要多得多。中国科幻小说继承了几千年丰厚的文化积淀,融化其中有益的成分,借鉴意识形态的风格而独树一帜。以往的理论认为,科幻小说是“以科学幻想为题材的小说”,其实科幻小说描述的不是一种小说,它是“利用科学的创作方法写未来的作品。”
科幻小说源自西方,然而幻想小说的萌芽应在中国。狭义的科幻小说,指以科学为基础,担负科普宣传任务,科学意识成分较多之小说。但若以广义观点,将所有奇幻、幻想、超现实通统纳人,则战国时代《列子》中的“堰师造人”可以说是描述机器人的科幻小说。《西游记》虽是志怪类幻想小说,然而以广义科幻观点视之,也是极具中国风格的科幻作品的萌芽。但是几千年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作为非主流、非正统的科幻题材,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尽管在古代神话传说和奇技淫巧的记载中也曾出现嫦娥奔月、后界射日、女蜗补天、牛郎织女、柳毅传书等神话传说和奇特的幻想之火,可惜在所谓正统思想的扼杀下并未形成燎原之势,中国自古以来科学发展缓慢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对科学探索心的不足,对人类各种新发现、新理论和新技术虽然谈不上拒绝或排斥,但至少可以说重视不够,缺乏钻研。然而,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科幻已准备迎接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在这里,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发展的道路〕第一时期1954年到1’978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于止的《失踪的哥哥》、迟叔昌的《割掉鼻子的大象》、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等。这些作品标志着科普创作向科幻文学创作的转型,它们区别于以往的有关天文学和未来生活的预测性文章,不是为了借助某个故事为索引传达科学知识,作者群已着力于情节的铺陈和人物的塑造,显然,科幻文学这一品种独立科学普及读物而诞生。第二时期从1978年至1989年,主要代表作品包括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郑文光的《星星营》、叶永烈的《腐蚀》、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和王晓达的《波》等。第二时期科幻文学的创作是在社会化的大旗下,在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感召下,向社会生活的整体化和深度上进行的探索,为中国科幻的发展寻找新的方向。《珊瑚岛上的死光》完全是围绕几个人的现实生活展开的;而《星星营矛是一篇反思小说,故事讲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以反革命野心家为后盾的造反派,如何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严肃的主题,小说更加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进人九十年代以后,在经历了商品大潮的冲击,经历了知识文化的第二次贬值之后,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重新复苏,进人第三时期,以吴岩的《中国轨道》、韩松的《宇宙墓碑》、星河的《决斗在网络》和王晋康的《生命之歌》为代表作。如果说第二时期的科幻创作在探刻到涉足社会生活禁地、反思人生意义上获得了本质上的突破的活、在这一时期的生存危机也逐渐进人作家的思考范畴,作品强调艺术性和科学细节,在社会深度上给人丰富的感受在这个时期孕育了无限可能性,是前两个时期经验的充分总结,在对其继承发扬之后,融人了浓重的个人化色彩。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以外科幻界的历史与现状。世界科幻大体可划分为两个流派:一是英国和加拿大派,二是美国派。科幻文学开始于1818年玛丽·沃尔斯通妮·克拉弗特·歌德温(即后来著名的雪莱夫人)发表的《弗兰肯斯坦》,书中主要描述了一个叫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科学家创造人造生物的故事,他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终于创造了一个生物,一个崭新的人类,因此维克多取代了上帝和母亲的功能,从此以后这个长相丑陋的生物一直追踪着维克多,他对着维克多大叫:“痛苦使我变得丑陋!”这个丑陋的生物比他的创造者维克多更长寿,最后他消失在北极的黑暗中。玛丽·雪莱后来又写了一部可归为科幻的小说《最后的人类》。这以后科幻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段空白。在这段空白之后,两位巨人诞生了,一位是儒勒·凡尔纳,另一位是.H.G威尔斯,后者在科幻领域提出了许多想法,如在1898年的《星球大战》中提出外星人的侵略。有一段时期,通俗科幻与阿尔道斯·赫青黎和奥拉弗·斯坦普勒登写的严肃科幻分庭抗礼,其中,前一类属的代表人物菲利蒲·.R狄可继承了科幻狂人的衣钵。他的作品有《高高城堡中的人》、《火星人的时间流失》、《警察说:撒下我的泪》,而《黑夜扫描设备》可称科幻小说中最离奇最有娱乐性的作品。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异地上的异客》(1%l)曾风靡一时,多年来一直获得青年学生的青睐。之后,是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1%5)和其他系列。另一部成功之作是托尔克思所写的(环之主》,这部小说创造了许多意境,对唤起星球探险的渴望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影响20世纪科幻创作最大的是与凡尔纳并称“科幻之父”的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著述颇丰,人称“快手”,以《钢窟》(1954)、《赤裸的太阳》(1957)、《黎明世界的机器人》(1983)和《机器人与银河帝国》等多部机器人科幻侦探小说否定了.J坎贝尔关于科幻侦探小说因包含无限的可能性故对读者智力的考验不公平,因而不可为的观点。另外弗雷德里克波尔的《观望时代》和.J布郎纳所作的《骑浪者》、依·凡塞特著《星孩》也是影响全世界的科幻名著。首先必须承认一点,科幻小说不是主流,在中国不是,在西方同样不是。在中国,文化精英中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知识分子上千年来从来也没有成为过主流。在一个没有科学思维传统、习惯于道德思维的文化里,以科学和探索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怎么可能成为主流的一员?但尽管都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国外有专为青少年写的“少儿科幻小说”,更多的是成人科幻小说。在美国从8岁的娃娃到80多岁的老翁,从家庭妇女到教授和科学家,都有不少科幻迷。中国的科幻文学常常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是向少儿传输科学观念,而并非是成人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差异造成如下事实,中国科幻作家比外国科幻作家更关注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他们试图借助文学与科学、社会科学等科际整合的契机,更加专注于文学意蕴的表达,创作具有文学风味艺术价值的科幻作品,使之自然而然成为主流文学作品。如郑明娜在批评幼狮科幻小说奖的得奖作品《自行车上的人》所说的:“也许有人会认为它是属于主流科幻的边缘科幻,但它的文学性高,能够返身主流文学,比起当前主流科幻仅能身居主流文学的边缘而言,可以拓宽科幻小说的创作领域,突现科幻小说的意义与地位。”而国内学者吴定柏曾经在论文《美国科幻定义》中说:“为了是科幻作家向主流文学靠拢,还是主流文学作家闯人科幻,科幻与主流文学合流的现状是不容质疑的……科幻和主流文学合流的前景必是美好的。”可见他们的最低要求是至少为科幻文学找到它自己同其它主流文学的最佳契合点,不仅需要科幻创作者自身的努力,他们更希冀能唤起主流作家的兴趣与注意。在叙事机制上,西方科幻创作抓住科幻文本迷人之处,它的魅力也许并非那些“已经得到的知识”,也不是一些业已成形的“人生观念”或“人文信条”,它的哲学和美学功能远远比这要多得多。所以,科幻文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成了距离与认知的互动。科幻小说要以距离的技巧表现认知和新意。疏离就是让我们从现实中感到某种无法相信,使它区别于写实或经验模拟文类,认知则力图使区别它与其他非写实文类,因为科幻证明了其疏离在逻辑上的可能性。这样,科幻文本支配的叙述时间和行动者媒介与主宰作者—及理想读者—所属作者的常规截然不同;但就物质因果关系来说,又并非认知上不可能。优秀的科幻作品在认知上具有高度的反省现实的特色,它往往不是未来至上或科学至上,而是批判性的。51犯1卫Y和劝下U乏的灾难主义、凡尔纳的实证主义、LEM的不可知论、LEGUNI的简化世界、引田监VGABISKYS的存在主义象征手法……所有这些都共同丰富了认知的特色,使科幻小说中的距离与认知有创作性地结合起来。文本呈现为科幻形式和哲学思考、侦探、爱情成分的多重合中国科幻小说的风格却在于,它们继承了几千年丰厚文化积淀,融化其中有益的成分,借鉴意识形态的风格,独树一帜,迎接他国科幻的挑战。唐传奇中“观棋烂柯”这样时空转换的故事模式对当代科幻小说的写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应钟作品《宋朝遗事》,即以岳飞时代为背景,融合未来世界研究成功的“强防腐丸”,构出岳飞去世后历史上的一段谜,这种“历史科幻”以历史小说的谜样背景及情节,透过科幻的探讨,赋予新的启发。另一作品《龙的传人》大胆地化轩辕氏、神农氏、伏羲氏为宇航员,在远古时代来到黄河流域,萌发黄河文明。以探讨中国人的过去或未来为主题,把神话小说的“神性”予以人性化,重新以高科技观点来解释神话,或可作为“神话科幻”。以上两种科幻形式同另一类“武侠科幻”占据中国科幻小说绝大多数,同时也是最为成功的类型。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代表了中国风格。在情节安排上,王晋康充分运用了《孙子兵法》,如声东击西、笑里藏刀、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浑水摸鱼、金蝉脱壳、上屋抽梯、反间计、美人计等,许多作品留下闪光的兴奋点。王晋康的语言冷峻准确,一方面是严肃的科学定律,一方面是神奇的现实;一方面是高智力的思考,一方面是高热度的情爱。《天火》沉郁苍凉,《美容陷阱》调侃辛辣,《魔鬼梦幻》中意识的双向流动,表明王晋康的作品富于变化、跨度大,显得比较成熟。尤其在近期作品《生死平衡》中,他更大胆地灌注了王佑三的平衡医学观,他认为不存在无病原体世界,应该借鉴原始人的生存观,借人类百炼成钢的免疫系统和群体优势同病原体抗争,这种传统的平衡医学观关注整体,力图使身体处于平衡免疫状态。《七重幻境》观点出新,其想象力惊人。王晋康在创作中主要着眼于思想趋势的正确,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他的创作思路是他不会趋于媚俗,而带着一定程度的逻辑的真实,他的作品丝毫没有廉价的迎合读者口味的做法。其文笔细腻圆润,亦真亦幻,浑然一体。以往的理论总是认为,科幻小说是“以科学幻想为题材的小说”,其实,科学和科学幻想不必专门列为一个门类,这就像以农业为题材的小说不必专列一类农业小说的道理一样,科学幻想小说描述的,不是一种小说,而是一种创作方法,就像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样,它是“利用科学的创作方法写未来的作品。”这一观点在西方国家科幻创作界已被认为是定论之一,取得如此共识在作家们看来是创作理念的成熟,这也是此领域中西方重要分歧之一。中国科幻小说其实也是关于宇宙、人、未来与发展的象征主义作品,但是在“科幻”(CSIENcE日Cr1ON)究竟应该作为一种内容,一种形式,还是二者的统一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以至提出“科学幻想”究竟译为CSI-NECEFANTASY还是CSIENCERCllON这样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初西方科幻传人中国以来迄今上述问题仍未得到全部解决,每个时期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主宰创作。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透露出非常欣赏西方的科学技术,希望向国人广泛传播的态度。由于过分惧怕科学读物的读本在中国读者中无法获得接受,鲁迅希望科幻小说这种载体,能以糖衣炮弹的方式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传达给国民。“普及科学知识”于是成了将近80年漫长岁月中中国科幻小说存在的中心价值。“利用科幻小说进行科学普及”观念的泛滥,还受到大量引进苏联科幻小说理论的影响,并被中国政治活动生活中一些不可理喻的因素所强化,这样,文字成为一种单纯负载的工具,科幻文学强调的是“科普功能’,o1盯4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我对科幻文艺的看法》,这个短文结束了“功利主义”时期,开创了第二时代。它要求科幻小说找到比科学普及更加根本的价值观念。童疑惑地认为,这种新的进展可能是去“普及科学的人生观”,一些后继科幻小说应该是一种植根于现代、植根于当前生活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应当紧密结合“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作家逐渐从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走出来。于是,科学成为无关紧要的,全面地面对现实、关注当前逐渐成为科幻文学的主要运作方向。吴岩曾指出,以上中国式的古典主义科幻理论基本上是失败的理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它过分强调科幻小说的工具价值,在第一时期中,这种工具价值表现为“科学普及的工具,’,而第二时期则变成“图解社会政治信条”或“传达主流文学思想的工具”。无疑,一种文学作品可以成为一种运载工具,但一种运载工具本身的价值却无法由被运载的事物价值所确定,科幻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运载“工具”。即使是一些貌似中国观点的科幻理论,仔细分析,其中内含也显奢不同。雨果·根斯巴克的科幻观相当接近中国的科学普及理论,但他只承认科学内含应当强调作家和作者在探索文章未知方面的欲望理应得到完全的满足。下面我们看看西方科幻理论。一种最简单的定义认为,科幻文学是科技进步或退步的代言人。从世界科幻的历史来观察,这种文学应当是民主革命时期一些暖昧不清的文学作品逐步清晰化的产物。它是文学中的幻想传统在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的寄存外壳。这样,凡尔纳的所有奇异旅行故事既不是当时科学的普及读物,更不是资本主义理想的教诲书,它其实起源于建立俗世乐园的大同理想,这一理想需要探索的快乐而实现。第二种观点认为,它辗转表达了“人类和宇宙间永恒不变、神话层面上的真实厂玛格丽特,麦克布赖德说过,科幻和神话都是用故事来表达人类知觉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人们如何解释未知(起源、死亡、对另类的经验及其他)。以这种观点考察《弗兰肯斯坦》,当然不会认为它是遗传学教科书,更不是博爱大全。雪莱夫人的作品其实是普罗米修斯试图以知识促进人类自足但却斗胆冒犯圣上和为此付出痛苦的寓言。DARCO·51万NI及其同道者认为,科幻小说的特色是一个由认知逻辑实证的虚构的创新的叙事宰制或霸权。首先,科幻中必有新奇,其次,科幻用认知证明新奇。正是由于这两个特色,使科幻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科幻的形式设计,是作为作者经验环境另一种选择的理想框架或可能的世界,有别于在经济中发生和发展、不会有大转化的非科幻小说,科幻文学文本应当具有一种转向的可能同国外科幻界作家蜂起的盛况比照,中国无论内地还是台湾作家的创作数量和水准均显得极为苍白;而考察接受主体,主要为中小学生和小部分大学生,所以要弥补与英、美、加、日等国科幻水准的差距,同样要在上述两个环节下功夫科幻小说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呢?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建立在客观真实基础上而又远远超乎现实,为科学性限定却始终不离幻想的作品。科幻作品最大特点是拓展想象发展的空间,人的思维能到哪里,科幻就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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