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后人类”语境中,制造“人造智能体”的前景激发了人们对于“人”、“生命”的本体性思考和危机意识; 同时,诸多弱势群体对“中心霸权”进行了深刻批判,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主体被拆解。这些变化投射在文学领域,形成了涉及“人工智能”、“赛博格”、边缘“他者”等元素的科幻小说,体现出对人类身体、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等问题的高度探索意识。玛吉·皮尔斯的小说《他,她和它》运用“人造智能体”这一主要题材,在女性主体、人工智能和犹太传统相融合的广阔视野中,探讨了性别化的/人造的/种族的“人”在“后人类”时代如何面对人的主体性问题。
关键词 后人类 人工智能 赛博格 《他,她和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 世纪西方反乌托邦小说研究”(16FWW00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一平,女,1984 年生,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英美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发条橙〉、〈饥渴的种子〉的反乌托邦思考》(载《外国文学研究》2017 年第4 期) 、《应对“风险社会”的原教旨主义国家——论〈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国”对现代社会的颠覆》(载《外国文学》2017 年第2 期) 、《思考与界定: “反乌托邦” “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辨》(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1 期) 等。
从“赛博格”与“人工智能”看科幻小说的“后人类”瞻望——以《他,她和它》为例
王一平
一、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前景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斯(Herbert Wells) 为科幻想象提供了一种“现代社会”模型。百年之后,人类的未来又在何种新的历史语境之中展开? 当传统人文主义(humanism) 中的理性(能力) 、人类中心主义甚至有机体作为基本的生命形式都被当代思潮和科技浪潮挑战后,人类将去往何处? 当代的“后人类”(posthuman) 状况与语境并非是一种理论悬设,而是一些重大变革前夜的真实境况。所谓的“后人类”时代背景,正是人类对自身作为压迫性的至高生命形式产生质疑的时代,一个技术改造升级、生命形式杂合并产生了新认知的时代。① 由于人文主义的主体被拆除, “很多团体正在竞相决定什么将被当做人类的后继者/后人类”②。因此,“后人类状况”思考的其实是在或许不那么遥远的未来,“我们共同参照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③,它显示了一种对人类自身及未来的重新设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大规模石油危机、经济萧条、环境恶化等乱象对人们的资源、环境观念造成了冲击,专注于全球性系统问题研究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 发布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 ,对“资源有限性”做出了带有悲观色彩的预言,曾引发高度关注。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自然”长期被视为一种(工业) 生产系统,人类则是这一系统的控制者; 而“生态之思”则体现出了对这一占统治地位的工业文明理念的抗拒,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生而被禁锢在工业化生活方式之中,唯有对工业社会进行全面细致的生态化重组,才可能看到不一样的未来④。人们已经意识到,自然并非是可以完全“人文化”、无度索求和任意操控的“生产资源”。
同时,当代人类科技依然在持续迅猛发展,如“制造(智能) 人”这类原本长期停留在纯粹虚构中的幻想,也逐渐开始显露出现实性,并激发了人类对于“人”、“生命”的本体性思考和强烈的危机意识。自二十世纪中期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以来,以著名的控制系统研讨会梅西会议(1946 - 1953) 、创造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概念的达特茅斯会议(1956) 为标志,在维纳(Norbert Wiener) 、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 、图灵(Alan Turing) 到香农(Claude Shannon) 、麦卡锡(John McCarthy) 、明斯基(Marvin Minsky) 、莫拉维克(Hans Moravec) 等人的推动下,“控制论”(cybernetics) 、信息技术等等真正从范式上改变了人类对“人” (与“机器”) 的理解: 人在本质上是处理“信息”的实体。此外,生物学的研究视角也在二战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要指向生理、个体、有机体,探索性与心智的“心理生物学” (psychobiology) ,转变为指向系统、种群、模控机器(cybernetic machine) ,研究基因传播和生存机器(survival machine) 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 。① 到二十世纪末期,“赛博格”(cyborg) ② 一词则主要指一种以无性的“制造/复制”而脱离了有机生殖形式、有机生物与人造机器混合、有形肉体与无形信息结合的跨界新生命形态,这一形态在当代科幻小说中多有呈现,它代表了一种想象与物质现实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带来了历史转型的可能性。③此后,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图灵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 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所做的预言并未实现(他曾估计出现具有人类思维水平的机器指日可待④) ,但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乏突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公众舆论中颇有影响的事件主要有人工智能深蓝(Deep Blue) 、沃特森(Watson) 、阿尔法狗(AlphaGo) 分别在国际象棋比赛、智力问答竞赛、围棋比赛中战胜了一流的人类对手等。而如美国的“大脑” (BRAIN) 计划(2013 年) 则可能呈现一种在思想实验、科幻文学中曾无数次设想的场景: 它将探索人类大脑的运转方式,同时记录人脑中上百万个神经元的活动,其目标之一是打造一个人脑与计算机之间的双向接口(详见《与》: 27) 。二十一世纪初的观察者甚至认为,在短期内,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就可能远超此前数十年间计算机与互联网带来的世界性变革(详见《与》: 前言XIV) 。著名的预言还包括以库兹韦尔(Ray Kurzweil) 等人为代表的未来学家倡导的“奇点” (singularity) 理论: 人工智能将在二十一世纪中期跨越其临界点。以上这些极具未来感的探索投射在文学领域,便在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融合机器人制造、人造肢体、基因改造、网络全接入等的“人工智能”与“智能增强” (IA/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 或Intelligence Amplification) 为主题的小说。这些小说在纷繁的新科技元素的外衣之下,展现了对身体、意识、生命等问题的反思与探索。
此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女性主义、非殖民地化、反种族主义、反核武器运动等社会运动和青年文化运动的推动,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及认识论逐渐成形(详见《后》: 23) 。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对“中心”的强力批判,动摇了传统人文主义、男权中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科学主义等观念,同样促进了文学作品中各种新生因素的涌现。如,伴随着数次女性平权运动的浪潮,性别问题在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都备受关注; 而这一时期科幻类作品的繁荣,也离不开诸多女性作者从性别视角出发所做的探索。这些“女性主义科幻作品”(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往往从两性关系、女性权利等角度入手,借助“人造(智能) 人”等科幻题材,探讨(女) 人如何抗拒高科技的“恶世界”、如何反抗支配者而得到解放,走向自我认知和创造的新纪元。
这些故事的主角是现实中的“他者”,因此作品也表现出对他者所具有的“差异性”的宽容乃至尊崇。
正是在这样复杂多元的背景下,哈拉维在她著名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4) 中宣称,她将抛弃基于西方科学与政治传统的“神话”,这些神话包含着“进步”的传统、为了生存文化而把自然当成资源取用的传统、种族歧视、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以及从他者的反射而进行自我再生产的传统等等。她还提出放弃“弗兰肯斯坦”所追求的“伊甸园”的重建(详见《猿》: 245,247) ,即西方传统中设想的标准化、完美化的“人”。
不难发现,许多参与后人类理论探讨的学者往往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理论,挑战了传统的“人”之标准①,尤其是注意揭示其对差异性的排斥。从“后人类”的角度视之,人文主义具有以普世性裹藏其建构性的特点——它只是一种历史造物,在建构中充满了对“差异”和“他者”的拒斥,却自视为恒久不易之典范,而“后人类”则需要从其束缚中破茧而出。研究者布拉依多蒂指出,“人文主义的人……是一个规范性的约定,这并没有让他具有先天否定性,只是高度的调节性,因此成为隔离和歧视行为的手段。人的标准代表了正态、常态和规范性,它通过将作为人的具体模式转化为一个一般化的标准来发挥作用”(《后》: 36) ,而她的出发点便是人文主义的(女/男) 人之死: “因为它标志着启蒙运动的一些前提的衰落,即通过自我管理和目的论规定的对理性和旨在实现所谓‘人’的完善的世俗科学理性的应用,来实现人类的进步。” (《后》: 53)简言之,后人类理论表现出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支配性的“人”的消解,但并不止于消解。如强调生态和谐与物种平等的研究者还提示出,人类始终在与多样的生命形式及机器(multiple forms of life and machines) 共同进化,它是由后者所构成的(see Posthumanism: 2) 。确实,笔者认为,后人类理论的研讨之所以并不是后现代诸理论的简单续写、新一轮术语命名游戏的产物,原因之一便在于它代表了学界对当代科技发展、新生命体形态可能性的反馈和探索。如果创造新生命体的前景就在前方,不论这一前景是高度混杂的赛博格成为普遍之物,或是人造智能体进入社会生活,这样的再造与创造都将对人类世界带来全方位的革命性影响,这或许也是此类论题在近期(而非较早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热潮时期)成为关注焦点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何以为人”这一重大问题,二十世纪晚近的诸多文学作品都选择了“科幻”这一形式展开创作,显现出科幻作品的包容性与前瞻性。一方面,如科幻研究者苏恩文(Darko Suvin) 所强调的,科幻小说是替换掉现实经验环境、对故事的整体时空背景加以虚设重置,以建构一个拟换性(alternative) 世界、形成一种陌生化、新奇性效果的小说①; 另一方面,它致力于表现人类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科技视角与未来指向。在科幻作品中,人们往往会自然地展现出超越当下自身的(非人化) 冲动,因此“它提供了一种始终安全的虚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可以释放自己‘成为后人类’的欲望与焦虑”②。
由此,科幻小说中的“人”不再仅局限于身心二元、性别二元、有机体或机器的简单对立,而是一种对流动性、组合式的可能性模式的尝试。
二、(女) “人”之谱系与“他者”联盟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科幻创作引人注目。在这类作品中,无论是故事背景、情节设定、叙述声音还是具体的权力关系,女性几乎都取代男性而成了主体与主导者。由于作者往往将女性在现实中遭受的压迫作为主要的写作素材,并试图设计一种对女性更友好、更公正的社会,因此其模式往往是批判现实的。如果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科幻“新浪潮”(New Wave) 运动的核心要义是人文思考,那么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则开辟了广泛的政治性议题,作品涵括了性别、种族与阶级等论题。女性主义运动质疑了西方传统中关于“理想社会”的抽象性、概念化理念——如自由、契约、均一等,认为这些理念实际上忽视或贬损了女性的自由与权益,其所强调的普世性和抽象性贬低了具体的女性经验,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如认为女性无法拥有像男性一样的理性、美德、责任感和自主性,女性被描绘为一种“不完满的人” (less than fully human) ①,而这都遭到了女性主义者的强力反驳。
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家包括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 、拉斯(Joanna Russ) 、皮尔斯(Marge Piercy) 、卡特(Angela Carter) 、莱辛(Doris Lessing) 、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 等,她们的代表作有《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 、《被剥夺者》(The Dispossessed,1974) 、《女男人》(The Female Man,1975) 、《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1976) 、《他,她和它》(He,She and It,又名Body of Glass,1991) 、《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1977) 、《三四五区间的联姻》(The Marriage Between Zones Three,Four and Five,1980)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等。这些作品多表现了在科幻世界中,即通常是较高科技水平或非人类世界中的女性经验、意识与命运。如生物学女博士哈拉维所言,在探讨女性生物学家及其著作时,她的目标是思考当科学被打造成为公共神话故事(public myth) 时女性在其中的角色: 女性想要,也应该参与到对这些故事的述说中(详见《猿》:176,178) ; 而在文学领域,许多女性的参与行为则体现在她们借助科幻的独特类型模式,通过描绘新世界的图景而加入到对未来社会的构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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