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文学”时代传统文学的出路——从科幻文学、电子游戏与乔伊斯的小说谈起

顾明栋

　　由于正在进行的电子革命和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压力，全世界的文学系都面临一个惨淡的现实：社会上，阅读文学的人数萎缩，高校里，文学专业的学生数量也渐趋减少。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大众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淡，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无奈的现象：在数字和电信时代，文学研究举步维艰，主要是依靠通识教育的文学必修课才得以在全世界多数大学和院校里勉强幸存。社会上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专注于苹果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人们，只是没几个在阅读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或者戏剧。因此，很多人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与其他体制化的学术研究一样，文学研究将濒临灭绝。德里达就是其中之一，早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如此预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体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制度倒在其次），整个所谓的‘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无法幸免”（Derrida 204）。德里达的预言尚未变成现实，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社会正在进入 “ 后文学 ” 时代（post-literature era）①，即传统的纯文学因为信息化革命而丧失精英地位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针对德里达对文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有可能消亡的预言，众多思想家和学者做出了积极的呼应，其中包括阿尔文·凯南、迈克尔·贝鲁比、罗伯特·斯科尔斯、约翰？埃利斯、卡尔·伍德林、爱德华·赛义德、J·希利斯·米勒等②，他们严肃地反思、探索文学的命运和未来，并提出很多发人深省的问题。这些思考可以概括为两个实际问题：其一、在 STEM 学科主导大学和其他学校课程的今天，我们如何重新让文学教学焕发新的活力？如何吸引更多学生选择文学课程？其二、在新媒体和电信技术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唤醒大众的文学阅读兴趣？本文中，针对这两个问题，笔者将会探索电子游戏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审视当前大众对科幻作品产生的浓厚兴趣，考察科幻作品和电子游戏在大众文学兴趣复兴中的可能作用，以此获得具有实用价值的启发，在思考电讯时代传统文学的出路的同时，提出走向“后文学”时代的“大文学”观念。

　　科幻小说沟通“两种文化”英国小说家和科学家斯诺（C. P. Snow）在 1959 年做了一次著名的讲座，讲座内顾明栋：论“后文学”时代传统文学的出路——从科幻文学、电子游戏与乔伊斯的小说谈起 79容后来以《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为题目成书而发表。讲座中，他敏锐地注意到其所处工业化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继而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的知识界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文化，一个是科学，另一个是人文，这种分裂状态成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障碍（Snow 3）。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在社会教育体系、新媒体和新的交流技术中 STEM 学科占据的绝对主导地位，斯诺指出的两种文化分裂愈演愈烈，人文和科学的鸿沟越来越大。在努力应对 STEM 学科对文学所带来的挑战时，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设桥梁，而且还要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即我们如何给文学教学重新注入活力，吸引更多的学生来选修文学课程？在最近出版的《文学的洲际思考》（Thinking Literature across Continents）一书中，J.希利斯·米勒和他的合作者谈到了这个问题，并详细探讨了全球科技时代如何彻底改造教学机器，重塑文学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他们提出的倡议和批评实践是挽救处于 STEM 学科重压之下的文学研究的了不起的、令人钦佩的努力。但是面对科技全球化的大势，他们主要是对全球化和通信时代文学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而对处于 STEM 课程重压之下的文学复兴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该书的后记也承认，两位作者并没有给读者勾勒出文学的未来方向，因为所谓对未来的思考就意味着要在一个根基稳固的水中堆积物上安身立命。而他们的用意并不完全在此。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在文学面临重大危机的当下，如何搅动文学这一池死水，开辟一个让读者自己思考和探索的空间，或许能为文学在全球化的电讯时代面临的挑战和困境闯出一条新路（Ghosh and Miller 260）。他们对文学现状的反思虽然发人深省，但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理论探索能够重新唤起社会上人们对文学的兴趣并吸引 STEM 学科专业的学生来选修文学课程吗？常识迫使我们对此表示怀疑。笔者以为，我们首先应从与纯文学较为接近、且与科技有关联的的文学形式寻找重新激发人们对文学产生兴趣的启示。

　　本文开篇伊始就交代了致使文学研究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两个基本因素：大学里日益消减的主修文学的人数，社会上日趋萎缩的文学阅读兴趣。我们从大学校园里学术活动的参与度就可以看出：时下来参加文学公开讲座的学生越来越少。如今，在西方大学里要成功组织一场文学公开讲座并非易事。除了一些由名人，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或世界著名文学研究者所做的讲座能吸引众多的听众，大学校园里大部分文学讲座，尽管组织者不遗余力地宣传，参与者依旧不足。听众常常寥寥无几，这让组织者和演讲者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但笔者在达拉斯德州大学参加过的一个文学讲座为我们重构教学机器，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挽救文学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启示。这个讲座的演讲者既不是享誉世界的大作家，也不是蜚声国际学界的大学者，实际上，他甚至都不是一个专业文学研究者。这是一场由职业为律师，同时又是业余作家和译者的美籍华人刘宇昆所做的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翻译讲座，他的讲座主题是通过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作品以及他自己翻译刘慈欣所著的科幻小说《三体》来探索中国科幻小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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