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我国的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对科幻小说的大辩论，其焦点是：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自此之后，人们对科幻小说的文学性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这场辩论实际上源于我国长期以来对科幻小说的误解，认为科幻小说应当担负起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要求书中有关科学知识的描写应经得起严密的科学论证。这一误解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世纪初把科幻小说#当时称科学小说$首次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工作者们。有趣的是，这些人由于政治目的，有意赋之以“文以载道”和传播科学新知的功能，使之担负起“改革社会器械”的重任，终而造成误解。为实现既定的政治目的，译介者在翻译中任意篡改原作，使科学小说未能以真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误解积淀，给中国本土科学小说的诞生和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创造性误读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活动，不管译者本人意识到与否，这种活动总是带有明显的目的和倾向，选材取向和翻译方法都会受到该目的的影响。清末民初，中国掀起历史上第三次翻译热潮，译介域外小说首次成为翻译活动的重心。但是，促使小说占据译坛中心位置的不是文学因素，而是政治目的使然。F!J!年的戊戌变法把维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新小说也被推上了文学舞台。接着，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拉开帷幕，力图将小说由小道上升为大道，作为启发民智，改革社会的教育工具。科学小说正是在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中国的。然而，中国文学传统中小说的地位是卑微的，“有一个观念，从纪元后起到十九世纪，差不多二千年来不曾改变的是，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的读物”KFL（AFF@）。小说因为通俗才能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平民百姓所鉴赏，才有普及性，但也因此为“大雅之堂”所不容。所以，小说要进入文学圈，成为“文学之最上乘”，首先必须向高雅的文学传统靠拢，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性。新小说家积极译介域外小说，就是为了给新小说提供得以借鉴的经验，以期实现中国小说由俗向雅的转化。有了明确的翻译目的，什么类型的作品可以成为翻译对象，完全取决于该作品是否与这一目的相符。科学小说之所以受到译者的青睐，首先源于其“新”。在新小说家看来，传统小说最大的诟病莫过于陈词滥调，千篇一律，以致千百年来终无进步。补救的直接方法是输入中国小说没有的体例来，以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新小说家的观点不可能不影响到译介者。事实上，当时的翻译与创作往往是合一的。新小说家对域外小说的鉴别能力有限，如此急功近利，热情输入，难免产生误会。科学小说在中国是新生事物，自然受到大力推崇，于是人们错误的把其和其他两类新译介过来的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一起被视为小说全体之关键。可能大出乎新小说家的意外，正是在诞生了科学小说之父的法国，科学小说的地位极为暧昧，甚至“被看作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是消费文学的支流，只能够放到间谍小说或坏的侦探小说的同一书架上”K%L（A%J\"）。当时中国的新小说家却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把“新”直接等同于“雅”，“雅”“俗”不辨。科学小说得以进入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小说家对其科学性的政治解读，赋予科学小说新的社会功能。通俗小说注重消遣性。科学小说既作为高雅的文学形式译介给国人，若只是给无聊的读者提供消磨时间的工具，是行不通的，新小说家有必要对其社会价值重新解释。以凡尔纳作品为代表的科学小说主要是通过文艺形式，传播科学知识。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有关天文、地理、海洋、人物、历史、民俗等方面的知识含量不亚于百科全书，为新小说家发挥科学小说树立国人科学意识，宣传科学知识的作用提供了依据，也与当时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的口号相吻合。从普及的角度看，科学著作的推广固然重要，但实际效果要逊于科学小说。前者“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而后者由于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既可以丰富读者的自然科学知识，又给人以愉快的艺术享受，使读者“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从而“破除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可见，当时不入流的科学小说经过新小说家的误读与阐释，成为开启民智的钥匙。这种创造性解读使科学小说在中国的生存不但具备了肥沃的政治土壤，也得到声势不小的舆论宣传。翻译策略—以中化西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科学小说是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由福建女诗人薛绍徽之夫口述，经她笔录而成，时间是#$%%年。该书一版之后，屡次再版，足见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之高。不管从普及科学知识的崇高理想还是从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言，这对译介者都是很大的激励。之后，大量科学小说通过不同渠道陆续译成中文，其中凡尔纳的作品最多。从#!$&年《时务报》开始译介外域小说到#$#&年五四一代作家崛起，出版的翻译小说统计数量显示，凡尔纳共有#’种。凡尔纳科学小说在中国的成功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科学小说迎合了新小说家通过译介西方小说改良社会的政治理想，因而得到了有力的宣传。其二，科学小说内容新奇，情节离奇，使读者乐而不疲。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译介者对原著的大手笔中化处理。处于原作与读者之间，译介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不考虑到政治背景与自己的经济利益。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吸引读者，激发其阅读兴趣都是译者的第一要着，原作仅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处于次要地位。再者，当时对域外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也弱化了译者对原作的顾忌。所以，用中国小说来解读域外小说的“以中化西”式翻译策略盛行于清末民初译坛。为取悦读者，译者置原文于不顾，任意增删改译的做法比比皆是。科学小说由于独特的科学性，翻译时自成特色，但并没有摆脱“以中化西”的时代风格。鲁迅将科学小说概括为“经以科学，纬以人情”两大特点，这在科学小说的翻译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科学性是新小说家看重和宣扬之处，自然影响到译介者的处理手法。事实上，当时的译者一般都在“译后语”、“辩言”、“陈记”中宣称或暗示自己的译作是为了宣传和普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丰富国人的自然科学知识。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性厕足期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优为超俗”()*（+,#）。可见，科学小说的知识性与趣味性巧妙融合，对读者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难怪鲁迅慨叹，“欲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样说未免夸大了科学小说开启民众智慧的实际功效，但《月界旅行》一书详细传达了科技应用方面的信息，而且资料准确，有利于传播科学知识。从另一方面看，科学小说由于涉及丰富的科学知识，翻译的难度相对较大。译者不但要精通两种语言，还要具备相应的科学知识。鲁迅从小热爱自然科学，还曾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掌握了一定的西方科学基本知识，这在翻译中帮了他不少忙。可惜他这样的译者在当时并不多见，诚如凡尔纳另一部译作《海底旅行》的译者所言，“著者原是科学大家，所言各事都是发表自己新思想，想替制造界开一新纪元，我们门外汉草草读过辜负良工苦心矣”(\"*（+#-\".#-,）。草草读过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删除原作中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的补充说明，而擅自编造一些插科打诨的东西充塞进去，以和读者逗乐。能力有限不可否认，主要的是翻译态度问题。较传播科学新知而言，科学小说的娱乐性似乎更令译者大费周章，这也是“以中化西”表现最为突出的地方。作为域外小说，科学小说包含的异质文化信息对接触西方小说不久的读者还是陌生的，如果字当句对的直译过来，可能会造成阅读障碍或反感情绪。而且，这与译者借译作发表政治见解的时代风尚也不相符。实际上，当时的科学小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在译者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中国化。“中国化/具体表现在：#0把科学小说改头换面，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出现传统长篇小说由评书演变而来，有固定的模式，如章回体，回目诗，“话说”，“且说”，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等。科学小说翻译对传统小说模仿的痕迹一目了然。以卢籍东译凡尔纳的《海底旅行》为例。全书共#,回，第#回目为“怪妖肆虐苦行舟，勇士披奇泛沧海”。全书开首一句为“话说世界上大洲有六，大洋有五，中间一国，名为奥西多罗……”。第#回的结束语：“正是1请看举翮凌云士，河（何）似银屏梦里人。未知后世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梁启超认为这样一改造，译文比原文更能出彩。他从日文转译的《十五小豪杰》，改变原来的体制，重拟回目，译意不译词，被时人戏称为“豪杰译”。-0改变叙事角度和诸多科学小说翻译采取的手法一样（如鲁迅译《地底旅行》），《海底旅行》的译文中将第一人称统统改为第三人称。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叙事角度是传统小说惯用手法，作者有绝对权力，统筹故事情节，掌管人物命运，与读者（或听众）直接沟通。科学小说翻译人称的转换一方面受了传统叙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直接服务于读者的阅读趣味。当时的译者作为穿梭在两个文本、两种文化之间的解说员，被认为有责任向读者明白交代原作中形形色色的人事现象；译者也乐于借机发挥，大发感慨。卜立德认为，叙事角度的篡改不是因为译者不习惯第一人称表达方式，实质是，第一人称限制了译者的自由度，而全方位的第三人称则给译者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使译者得以畅所欲言，不受约束。如《海底旅行》第#$章就有一个例子，当%&’()*’+号潜水艇驶过红海与地中海之间一条极窄的地底航道时，主角面对危险景象，在原著中的反应只有一句，“,-./&0(1/&(2&+(3&45670/++/58-.&45(9)(:。而相应的中译却这样写到：“欧露世那时骨头已经震苏了，心已经吓碎了，并没有十五个吊桶来七上八下了。牙齿不用说自然是趁这个好机会捉对儿斯打来顽儿”。译者利用旁观者的便利，恣意想象，戏谑之味溢于言表，有趣固然有趣，但已丝毫不见原作的影子了。;<任意编造、篡改原作的内容与情节已经给译作套上中国传统小说的模式，译者更是放开胆子，大显身手了。原书中人名改为中国常见的人名字眼，地名也多借用中国地名，以省去读者的记忆之苦。为使书中的人物生活做派和中国人毫无二致，不惜任意编造。比如说%&’()*’+号舰上只有男性，译者觉得似有不妥，硬是塞进去一个丫头来侍奉客人，而且各人吃饭也弃刀叉而用上中国的筷子。像这样在原作与中国毫无瓜葛的情况下，译者还是设法让两者发生关系的例子在译作中并不少见，在第#!章论及珊瑚的一段文字中，译者借书中%/5=&45在大英博物馆的见闻，大谈中国官帽上的顶珠。%/5=&45用珊瑚比喻中国官员，认为二者都是越老越受到推崇，而老人作官的危害实在是大得很。译者趁机把朝廷老朽之命官好好谴责了一番，大快读者之心。译者对原作的精心改造，的确是科学小说吸引读者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但这种功利性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译文的质量，抹杀了原作中值得借鉴的写作技巧和传达的信息，显得娱乐有余，教育不足，与提倡输入科学小说的初衷相差甚远。就文化交流而言，不可不谓为遗憾之举。创作模仿科学小说译介入中国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多方面的。最直接后果是由政治的、教育的单纯目的发展到文学认识，引发了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这个时期科学小说的创作与翻译的方向基本一致，都是为了宣扬科学知识，增强国人智识。受翻译的影响，创造的科学小说叙事模式多沿袭传统小说的体制，一样的旧瓶装新酒。但是，翻译主要考虑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接受能力，倾向于通俗化，实际削弱了科学小说启发民智的社会作用。创作者似乎吸取了这一教训，有意漠视小说的情节与娱乐性，把科学小说教科书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为例。书中使用了许多科学术语，如“离心力”、“造人术”、“循环系统”、“卫星”、“脑电”等。作者忙于解释各种新术语，读者忙于接受各种新概念，无暇顾及人物的塑造与情节的铺述。科学小说的创作陷于过多的学理介绍和概念剖析，无疑使读者因晦涩难懂而心生厌倦，同时读者也误以为科学小说即为介绍和传播科学新知，文学性是次要的，主要服务于科学性。辛亥革命后，人们的政治热情消退；随着五四一代作家登上中国文坛，中国小说逐渐走向通俗化，教科书似的科学小说很快淡出小说界，凡尔而纳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从#$#$到#$\">年，其作品仅有两个译本：《十五少年》和《十五小英雄》，还是《十五小豪杰》的重译本，而且仍然从日译本转译。中国这一时期的科学小说创作也是寥若晨星。纵观科学小说东渐、中国科学小说诞生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科学小说在中国经历了一次有意和无意的历史性误读，借助这一误读和“以中西化”式的译介，科学小说得以广为传播，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但这种误解并没有及时廓清，相反，继续发挥下去，造成了历时长久的真正误解。加上失去了政治性的阅读和宣传，科学小说在中国的发展相当缓慢。由此可见，上世纪!>年代那场关于科学小说性质的辩论是有史可寻的。虽然许多人对科学小说的文学形式有了新的认识，但真正转化科学小说的创作模式，消除科学小说在读者心中的传统印象绝非一日之功。

参考文献：?#@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A#!$B—#$#CD?,@<北京大学出版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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