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境况下文学的可能未来——科幻母题、数字文学与新文化工业

王曦

　　近年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神经认知科学等科技的跨越式发展，日益将我们带入一种“后人类境况”。以下备受瞩目的事件，无不提醒着这一后人类境况的来临：2017年人工智能的代表阿尔法元（AlphaGoZero）不再采用阿尔法狗（AlphaGo）与人类对弈学习围棋的方式，而是凭数据算法从零开始自学围棋，阿尔法元以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围棋布局，100比0全胜阿尔法狗；2018年“全球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问世，消息一出，举世哗然，科学界谴责该项研究无视伦理争议与技术局限，公众对此也有强烈的担忧，生怕那些科幻文学中的梦魇，譬如基因改造诞生的“非人”，乃至克隆人大军，明天就会从实验室走上街头。如果说这两个事件对于大多数人还较为遥远，停留在猎奇新闻的层面，那么近年来全面扩张的人工智能应用，几近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的信息网络。此外，有关转基因食品等生物技术旷日持久的争论，也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置入一种无可回避的后人类境况。

　　这一后人类境况在人文学者中同样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催生出了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后人文主义/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思潮。我们无法回避这一思潮来探讨文学的可能未来，因为所谓的后人类境况正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未来。2000年，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解构主义代表学者希利斯·米勒在北京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研讨会时，抛出惊人论断：“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①当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已然改变我们的认知-感受模式、话语结构，乃至重塑我们整体的文化样态之时，文学究竟将受惠于虚拟信息时代多元化的媒介渠道，还是将作为印刷时代的文明残留物，被闲置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单纯由“literature”的字面含义，即“手写的或印行的文献”所定义的文学显然已成明日黄花。那么，如何在文学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理解文学在形式、内容、生产、功能等诸方面的变迁得失，从而判读和预言文学的可能未来，这激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兴趣与热烈探讨。

　　这一攸关文学之未来的问题，在后人类思潮涉入后变得更为复杂。我们可以将讨论的焦点主要划分为以下三个面向：其一，标定文学意识形态价值的人文主义诉求，如何与高歌猛进的后人类主义思潮斡旋，而情境化的文学叙事又如何与后人类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同台竞技？其二，当纸质媒介已被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彻底变换了媒介载体的“数字文学”（digitalliterature）能否延续先锋文学的形式革新，开启文学之新形态？其三，当下五花八门的亚文化形态借新媒介技术的东风声势渐起，各种题材类型的写作各显身手。这些亚文化圈子如何改写文学的社会生态？上述三个问题交织共存于文学生态场中的三个层面，分别回应了与未来文学发展休戚相关的三个关键议题：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母题，媒介载体与形式结构，生产方式与技术基础。

　　通过分析这三个相互交叠的问题领域，我们或得以管窥后人类境况下文学的可能未来，并思考一种主动性的介入方案来引导文学的未来发展。

　　后人类主义思潮与科幻母题

　　让我们先从重塑文学意识形态功能的后人类主义思潮谈起。1976年，在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后现代操演”国际研讨会上，文化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以《作为行动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文化》为题做了主旨发言，并提出了标语性的“后人类主义”宣言：“人类形态，包括人类的欲望及各种外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巨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五百年的人文主义传统可能走到了尽头，人文主义蜕变成了一种我们不得不称为后人类主义的东西。”②哈桑这一宣言被后继者引为后人类主义步入文化批评领域的理论先声。为了避免听众将“后人类主义”等同于食之无味的“后”理论之一，哈桑以普罗米修斯的文化譬喻作举，佐证后人类主义其来有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偏爱人类，为人类带去技术的福音，人因此脱离蒙昧，懂得如何使用技术战胜自然，似乎获得了高踞万物之上的技能，但也因此走上了一去不复回的“异化”道路。

　　在这一神话虚构、理论哲思与现实判断交织共存的奇特发言中，哈桑梳理出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大致脉络：后人类主义滥觞于文明源头处普罗米修斯神话寄寓的人与技术的永恒纠葛；潜滋暗长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温床中；孕生于20世纪宇宙科学、生物技术与计算机科学的巨大发展；浮现于当代科幻小说预言般的场景中。演讲别具一格地以五幕“假面剧”（masque）的形式展开，使后人类主义在理论界甫一出场，就处在多声部的文学样式营造的众声喧哗状态，也敦促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后来者们关注文学叙事特有的复调性、异质性，聚焦文学独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功用。

　　与此同时，哈桑也为后人类主义设定了最宽泛的共享论题，即在人与技术“相爱相杀”的纠葛历程中，重新界定人的主体性及其诉求。

　　在哈桑之后，主导后人类主义理论争锋的理论家们，如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Hayles）、唐纳·哈拉维（DonnaHaraway）、凯里·沃尔夫（CaryWolfe）、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Braidotti）等学者则从不同角度拓展了后人类主义的研究进路。概括而言，他们主要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启发：其一，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信息科技、脑科学、人工智能、生物遗传技术等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促使人文学科同时呈现出一种拓展主体性的诉求，主体性的外延被扩展到了动物、数据和机械等。布拉依多蒂如此概括学者们就当下后人类境况达成的最低程度共识：“当代科学和生物技术影响了生物的纤维和结构，并改变了我们对于什么才是今天人类基本参照系的理解。”进而，人和其他物种之间共同形成了一种“消极的统一和相互依赖关系”。③在这一层面上，除了科技发展之外，后人类主义的理论来源还主要包括：20世纪40年代以来呈阶段式发展的三波控制论（cybernetics）浪潮；80年代中期由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大数据时代被人们奉为“社会常识”的数据主义；等等。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