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误读的误读——李宏伟小说论

李振

　　宏伟有光，他把自己信赖的东西随身带着，光线穿过这些物体向外投射出他的现实和他的理想。当然，也有不那么确信的，于是便有了虚构，有了情节，有了他具体的小说。

　　把李宏伟的小说放在科幻文学里讨论，他应该觉得委屈，一个人在现实中跟自己的狂妄、野心、漫无边际的遐想、有来由的或没来由的胆怯或恐惧、能够预示的和不能预示的威胁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还没分出个高低，怎么就成了科幻作家？好在一个出色的作家并不畏惧误读，科幻就科幻吧，或者其他什么，这都不影响李宏伟继续他的故事。

　　一

　　《现实顾问》中超级现实公司的客服唐山在小说开篇便被一位客户的电话搞得晕头转向：“姐姐”失踪了，确切地说是她启动了对“妹妹”的“现实屏蔽”。但问题渐渐变得复杂起来，打电话的人是姐姐还是妹妹？这个所谓姐姐或妹妹到底是现实还是“现实呈现”？

　　这对双胞胎姐妹自小到大所面对的是现实还是父母一时兴起的“现实呈现”或者“现实呈现”的另一重呈现？这一切都归因于超现实眼镜的广泛应用。这则插曲在小说里至关重要，它是背景，更是一份超现实眼镜详尽且带有实际案例的说明书——在超现实眼镜的作用下，使用者为他人所见的影像是可以被定制的；父母或监护人有权力以此为未成年的孩子选择某种“现实呈现”；成年使用者也有相对可靠的隐私保护，既可以启动“现实屏蔽”使人无从发现，也可以设置权限，即便是现实顾问或运营平台都不能任意查看其现实状况。但是，超现实眼镜的使用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只有双方都通过它接入网络的时候才会生效，这也就为小说的展开提供了种种可能。

　　经由超现实眼镜的接入，呈现的与被呈现的已然构成了一个体系，它对所有接入公司网络的人起作用，“鉴于绝大多数人都装上了这种眼镜，也可以说，这个体系对整个世界都起作用”。当某种事物、体系或权力变得足够大，它便试图无所不包、无孔不入，因此超级现实公司从“参与其中”到“主导一切”的野心自然也在这个逻辑里不可避免地到来。于是就有了白条湖，一块因为当年的承包合同而无法被纳入公司版图的飞地。然而从唐山和公司副总裁孙燕来的对话里可以发现，这块飞地的存在决不意味着可以被“现实币”计量的收益，“更致命的是，它留下了反思、反对的线索，也提供了人们开辟其他合作方式的试验田”。我们可以想象公司必定为这些“白条湖”不计成本，也能够体会周兴他们“绝不要低估这种公司的能量，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任何手段的冷酷程度”的不安与恐惧，毕竟对于一个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重建“现实”的超级托拉斯来说，经济仅仅意味着数字或是虚无，权力的自我繁衍与无限扩大才是超现实眼镜的秘密所在。这个时候，必须有周兴。虽然他“盗版现实”的动机在于公司不断提高的准入成本和那些被系统天然排斥的弱势群体，虽然李宏伟又不无审慎地在小说中明确了超现实眼镜具有停止和退出的功能，但是，面对“实际上习惯了在公司提供的现实里生活的人，很少会主动停止和退出”的态势，必须有一个局外人。这个人可以不是侠客，也可以不是孤胆英雄，他可能只是在响着嘹亮口号整齐划一的方阵外唱了一句歪歌的毛头小子。事实上，当现实顾问唐山陷入自己的“现实”困境中时，正是周兴用“不太完善的方式”帮他了却心愿。也许唐山由此就变成了另一个周兴，也许现实真的就如唐山刚刚被取下超现实眼镜所出现的幻觉那样，为无边的缚在椅子上的人们拖回了满树的钥匙。强大与渺小，虚幻与现实，谁说得准？

　　如果说超现实眼镜掌控着人外在的呈现与接受，那么《国王与抒情诗》里的意识晶体及其相互联结构成的意识共同体则掌握着人内在的信息运作。通过意识晶体，一个人的视角、想象、意念等一系列曾为他者所不可见的东西随时都可以被记录、传递、回放，人们在意识层面相互打开了一个通路，在意识共同体这样一个信息或者说意识平台上实现了跨越肉身、时间和空间的共享。超现实眼镜实现的是某种外在的装扮，它确实成了十分有效的安慰剂，为了虚荣，为了体面，为了有趣，为了曾经不可扭转的缺憾，也为了认同感、安全感和存在感，如同唐山被呈现出的好烟或病房里被补全的残腿，但它毕竟只是可以被观看的外在呈现，人心未变，人的意识也未变。而在《国王与抒情诗》中，那些内在的使人成其为人的东西彻底突破了它的载体所限，万众一心，全世界共用一个“大脑”的时代来临。那么可还有所谓个体的存在？小说里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的受奖演说词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已被国王写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现实顾问》和《国王与抒情诗》串成一个文本加以理解，甚至可以将超级现实公司看成是“帝国”的一个分部，正如“帝国”有一个国王，而超级现实公司只需要一个热衷于把自己呈现为马男波杰克的副总。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设计的。这是李宏伟的判断，也是李宏伟的担忧。它是科幻的，是现实的，也是一个近乎古老的命题。虽然李宏伟拿出的是一个个被科技、网络、商业平台笼罩的故事，但他怀揣的却是数百年前人们便开始的对于个体存在的追问。两部小说都写到了隐私权，但在李宏伟构建的强大帝国或超级公司面前，隐私权可能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或近乎矫情的符号，它只是掩耳盗铃般地凭空假定了个体存在的边界，可事实上，当一切都可以被设计时，所谓隐私如何得以堂而皇之地以为自己是一种不容触碰的现实存在？李宏伟试图以虚幻的方式将人类曾经面对或将要面对的现实危机推到极致，尽管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凶悍，但作家仿佛带着一道密令催动小说人物进行了一次结局并不乐观的对抗。他将这些人物安置于庞然大物面前，不屑于干劈情操或玩弄情怀，而是让他们真实地陷入某种不可抗拒的时代风暴，就像《国王与抒情诗》里各国陆续宣布“意识共同体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变革，建议每个人在十二岁时植入意识共同体，以免被抛出人类共同体”，个体的情感、意识、经验、权利以及种种相互交错的边界在无比清晰、庞大、不容置疑的潮流、时尚、文化、资本、权力面前变得同样清晰、坚韧和不容侵犯，却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某种反乌托邦式的悲凉。

　　二

　　李宏伟对他所在的现实有一种隐秘的迷恋，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他害怕那些已经到来的、即将到来的和可能到来的东西碰触到他特别珍重的经验。

　　《假时间聚会》大概是李宏伟的小说中最不科幻的一篇，但它却构成了对《现实顾问》近乎完美的现实阐释。二十年同学聚会，自始至终都是戴着面具进行的：“今晚，我们不交流过去的琐碎生活，不陷入难堪庸俗的感伤，我们也不要谈论自己的现状，相互询问。一句话，我们不再是原本那些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任何想是的人。”聚会上出现了一个端着摄像机不停拍摄的人，整部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就与他的镜头重合起来。这无疑是一种别具意味的强化，这让小说隐隐地带有了舞台感，虽然看上去拍摄者像是在目的明确地选择、追踪着他的猎物或悄然记录下人们无意识时的状态，可事实上，每个被拍摄对象都在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进行着他们的表演，而拍摄者却如没头苍蝇般地乱撞。它更像表演与观看而不是记录与自在的关系，毕竟通过镜头所记录下的正是这些参与者们经过定制的“现实呈现”。如果说借着面具的掩护而进行的私下的暧昧或感慨还是处于所谓常理中的事情，那么聚会中途小舞台上的一段段独白则让小说彻底跳开了具体身份和现实生活的束缚，一时成了充满想象和隐喻的实验话剧。从聚会开始便成为镜头追逐对象的王深正靠着椅子伸直了腿，听舞台上一个戴着加缪面具的人说“我就是咱们班的班长，王深”——那随后而来的，听上去满是坦诚又满怀深情的故事与王深有关又无关。有人诉说自己以磨难交换来的荣耀，有人为二十年里所做的违心的、损人利己的事而忏悔，也有人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讲述如何为了获得公司全部股权而雇凶杀人……真真假假谁又分得清楚？或许追问真假本身就是一件多余的事情，李宏伟正是要借助这个被众人注视着的小舞台写出“现实呈现”的复杂与出人意料。

　　一切都是假的，因为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护住面具进行着放肆的表演，但一切又都是真的，因为它是“现实呈现”，它必定拥有一个实在的用户和一个明确的并付诸实施的操作指令。所以，真正触动王深的当然不是小舞台上浮夸的表演，而是在那些讲述里被有意无意甩出的只言片语：“在这些现代小说、影视剧演绎得人人熟知的种种故事套路里，他似乎在接近和这些同学一起生活的三年时光，在偶尔出人意料的讲述中，顺着时间漂流而去的高中之舟，仿佛逆流而回，上面意外地满载着美丽的碎片，这些碎片实实在在发生在高中三年，但记忆的筛子将它们统统漏下，只留下重复而乏味的苦学生活。”虽然李宏伟又在《假时间聚会》中逐渐揭开了更为复杂的往事，但此刻一个问题已然被提了出来，那就是我们所在的现实是如何构成的，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在小舞台上把自己当作王深的方块虚构出了王深与孙亦毕业后的故事，这个时候方块一定愿意自己就是王深而生活也能以他所讲述的故事为脚本继续。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现实自我的某种代偿，方块二十年来无法解开的心结在他的虚构中得以了结，“他讲着故事，才明白自己这二十多年的感情困惑，他不是爱着他，或她，他是同时爱着他和她”。更重要的是，这个被虚构的故事对王深和孙亦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他们所经历的偏偏不是这样。正因如此，才有了方块在毕业二十年后组织的这次特别聚会；正因如此，才有了王深以摄像的方式用聚会时的琐碎片断所拼出的完整记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孙亦终能直面这些年所承受的寂寞与煎熬喷涌而出的泪水和有情人擦肩而过的懊悔。我们固然可以说方块或其他人的讲述在那一刻是不真实的，却无法说它不现实，因为它来自于现实的往事，塑造出现在的他们，或许又将改变之后的生活。这让人不禁想起《现实顾问》里唐山的母亲离世后病友的感叹：“我那姐姐还说，要是这个眼镜能把事情复原，把东西修好就好了。她就这个水杯留给你，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把上面坏掉的地方复原。你说我这傻姐姐，她不知道正是这些破损的地方，才跟我们有关吗？”但是，李宏伟在《现实顾问》中却没把问题变得这么简单。往事徐徐铺开，很多年前，唐山酒后一连串的失误让家里燃起大火，致使父亲亡故，母亲被烧得不成样子。这场火灾成了母子之间谁也不愿去碰触的心灵黑洞。终于有一天，唐山在视频通话里看到了母亲经由超现实眼镜获得的“现实呈现”——“它不完全符合他的记忆，却是他一直想看到的。”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吗？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无可挑剔的“现实呈现”所不能覆盖或替代的欣慰、深情、矛盾与挣扎。母亲尝试超现实眼镜当然是想消除儿子因愧疚而来的自我折磨，这在某一瞬间好像是有效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能看妈妈的脸了，有了脸的妈妈才是完整的”。但是，当唐山在太平间里再一次面对母亲定格于“现实呈现”的遗体时，他又一次崩溃，他无法将眼前的“现实呈现”与心中的母亲联系起来。当母亲满怀深情地试图以“现实呈现”来抚平儿子内心的歉疚与痛苦时，也把自己与儿子之间切实的关联带走了。所以，作为公司现实顾问的唐山不惜铤而走险让周兴为其摘下超现实眼镜，以期能够再次看到母亲现实中残缺的面容。小说以一个虚构的超现实眼镜激发出母子之间令人惊叹的情感冲突，它是一种没有边界又无法为外人体会的现实之痛。母亲在临别之际以最大的勇气向儿子呈现出一个完好的年轻面貌，这无疑是她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却让唐山陷入了极度的自责，“我光记得自己在那场大火中的罪，却忽视了妈妈这些年的生活”。母亲的“现实呈现”似乎在映衬着唐山这些年来的怯懦、躲避，于是他开始了面对灾难与自己的过错的努力，去寻找“我的真实”。可母亲的真实与唐山的真实是否真如唐山所言是“一种真实”？我很怀疑。假如一个人的内在感受能够在“真实”的名下实现普遍且深刻的重叠，那么这个“真实”与超现实眼镜的区别又在哪里？事实上，母亲的真实与唐山的真实始终是错位的，小说虽然以母亲“现实呈现”的固化终止了另一轮痛苦的反复与纠缠，却没有回避相同的事物经由体验所实现的个体的内化。小说里，始终如局外人般存在的老孟这样说：“现实总在变化，但这些感觉和它们产生的时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磨灭，也正是这些时刻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记住这些时刻，不管现实怎么变化，我们才不会丧失现实感。不是吗？！”这是有关体验、有关现实、有关真实亦有关个体存在证据的探寻与陈辞，虽然老孟说得斩钉截铁，但在李宏伟那里却又是一个需要不断自我辩论的问题。或者说，《现实顾问》就是李宏伟自我辩论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在超级现实公司与白条湖的层面他有他的顾虑与担忧，但在以唐山与母亲的故事探索如何避免人落入某种整齐的、同质化的、被设计的境地时，他又将小说带入了一个更深层的、更难以辨析的哲学迷宫。尽管哲学或文学曾在个体与整体、体验与共识、现实与过往、一种真实与另一种真实上进行了不懈的追问与呈现，但它却始终以一种变化的、更加暧昧的方式闪身而过。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处于自己有限的经验、记忆和现实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约而同地主动戴起“超现实眼镜”，试图在某种共通的网络中寻求近乎虚妄的存在感与安全感。这就像当我们试图在李宏伟的小说里为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寻找佐证或慰藉时，你怎知自己所面对的就不是李宏伟机智而充满诱惑的“现实呈现”？

　　三

　　书中书大概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李宏伟似乎也对这种方式情有独钟。但他的小说一开始就与所谓真实撇清了关系，就像没人能够求证2050年有个叫宇文往户的作家意外去世一样。于是，李宏伟的书中书便犹如在云中行走，似乎除了无法摆脱作为载体的语言之外便再无禁忌。可李宏伟又无意在那个虚幻的空间里不节制地撒欢，他的自由与他的谨慎几乎以相同的力道作用于虚构中的虚构，这也就使得那些书中书更多地指向了语言而不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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