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体》中的人类共同体想象

尉龙飞　李广益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导论中曾提到，假如在人类被核战争毁灭后的某一天，一位外星史学家来到地球进行考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①19世纪以来，“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或译为“国族”）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并成为了近代以来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社群组织形态。“民族”是否真的是人类社群的最终形态？在人类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壁垒是否有可能被打破？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其代表作《三体》三部曲中，描述了人类在外星文明入侵的威胁之下逐渐打破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可以说以想象未来的方式探讨了这些问题。本文将从这部作品入手，分析作者对人类未来社群形态的思考与展望。

　　一、超民族的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所谓“民族”是一个由群体想象生成的、有限的、拥有主权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生成可以说与宗教的衰颓、“均质、空洞”的线性时间观念的形成、近代印刷术和报刊媒体的兴起，以及大航海时代以来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等因素密切相关。这里的“共同体”一方面指在政治体制层面上由一个中央政府对某一有限边界之内的居民进行统一管理，同时也指人们意识形态上的一种观念——尽管在一个共同体内部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平等，但人们通常会将彼此视为同胞，并在意识中想象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①从这个角度来讲，虽说现在已有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也经常被提及，但总体而言，“人类”依然只是松散的集合，距离真正的“共同体”还有较远的距离。就当前而言，“民族”可以说是最深入人心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规模最大的共同体形态。而在《三体》中，作者就想象了这样一个未来：面对400年后三体文明的入侵，所有人的命运都被联系在一起，人们的时间观念以及文明视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与国家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并最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可以说在这里，作者描绘了一个超越民族将全人类纳入其中的全新共同体形态，即所谓的“人类共同体”。

　　二、危机之下的解体与重构

　　三体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种族延续的巨大危机。在这一共同威胁下，很多原有的国家、阵营的壁垒被打破，民族的界限也逐渐瓦解，人类被以一系列新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最初那场多国参与的联合作战会议到协调全球危机应对的行星防御理事会，再到后来作为统一的人类政府的太阳系联邦，人类社会在一步步地走向统一。虽说中间还存在着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利益争夺，但总的来说“人类”这一整体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这一危机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虽然以人的寿命来说，很多人根本不可能亲眼见到三体人的舰队，但在这场危机的影响下，整个社会体系都在发生着变化，对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为泰勒牵骡的阿富汗年轻人，到美国的天文学家艾伯特·林格，再到中国的煤老板苗福全以及化工厂退休职工张援朝，所有人都被裹挟于其中。

　　在这场危机面前，真正地实现了“个体命运前所未有地从属于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命运，个体的悲欢离合从属于人类共同体的生死存亡”。②可以说正是这场危机，使人类首次意识到一个包含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的存在。三体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如果人类想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回应，就必须对现有社会体系进行重构，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整体，集中全体的力量，以“人类”而非某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身份发出声音，采取行动。一方面这种政治上的联合统一，与意识上的共同体观念，是出于应对三体危机而不得不做出的反应；但同时民族的边界被打破，连基地组织也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而放弃了对西方的仇恨，这对人类文明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人类共同体在三体危机面前的形成过程，让人联想到近代以来在外部威胁的压力下，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团结，逐渐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过程。这种团结和民族意识是外部威胁所促成，但在抗击侵略的过程中，中国自身的确在向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抗战”同时也是“建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充分调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同时，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也在进行。一些旧的、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逐渐瓦解，一些新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体系逐渐建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指出，随着抗战的深入“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③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历史，便是在应对外部侵略的过程中，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重构，不断进步，形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事实上，小说多次涉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如章北海在谈到自己的胜利信心时，举出的例证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用木船击沉驱逐舰以及抗日战争时期骑兵击败坦克；罗辑在指挥中心选址问题上提到了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在ＰＩＡ的会议上，维德提到了朝鲜战争时期志愿军的军事民主。而刘慈欣本人在访谈中也有这样的表述：“在银河系文明中，全人类也就是一个民族。您能指望一个1940年的汉奸在2140年外星人入侵时为地球文明献身吗？”①可见刘慈欣本人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革命战争史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而且这段历史在他的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启发。

　　由此看来，在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外部威胁，哪怕是不在场的威胁的压力之下，人类社会结构会发生重大改变。三体人这一共同敌人的出现使人类内部的许多旧有矛盾自然消解——对危机的慌乱导致了半个世纪的大低谷，太空舰队的建立使地球上的国家整体衰落，而掩体纪元的到来又导致了舰队国际的解体，可以说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人类社会的旧格局被不断打破。但同时以行星防御理事会、舰队国际、太阳系联邦为代表的新的体系也逐一建立。这一瓦解与重构的过程，虽然伴随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以及大低谷等种种灾难，但也蕴含着人类走向团结、形成一个真正的新型共同体的进步可能性。

　　人类在未来未必真的会遇到此类重大危机，但诸多全球性问题如全球变暖等却是真实存在的，其中一些也确实与人类整体命运紧密相关。即使没有真正遇到此类灭顶之灾，人类在诸多全球性问题面前以一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凝聚共识、团结协作的可能性，也值得去认真思考的。

　　三、民族观念的时间性崩塌

　　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引用本雅明的话所说，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建立在近代科学之上的“同质、空洞”的时间观念有关，在这一观念中，时间永远在匀速地向前线性流动，不意味着任何宿命与预兆。而民族则被认为是“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民族这种在时间长河中纵向稳定存在的特质，通过从祖先到后裔的连贯脉络赋予其中的个体生命一种连续性，由报刊等现代媒体建立的横向共时性，又使一个民族之内的成员互相联结。②而在《三体》中，时间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小说中对时间的表述不再采用连贯的公元纪年，而是由“危机纪元”、“威慑纪元”、“广播纪元”、“掩体纪元”等多个断裂的纪元组成。换言之，时间在人们意识中已经不再是一个连续稳定的轴线，而是在特定的节点上发生了重大的断裂。可以说三体危机的到来、威慑广播的建立、威慑广播的发出、对三体星系光粒打击的发生等事件都如同在基督教世界观中耶稣的降生一般，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历史的连贯性不复存在，对人们来说，上个纪元的世界就如同上古神话一般陌生，民族也就不再能为个体生命提供任何连续性的依托。

　　其次，冬眠技术的出现也对现有时间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在同一区域内一起生活的人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纪元，拥有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也截然不同。虽然语言发生的变化尚且在基本不影响正常交流的范围之内，但不少词语的“所指”已发生了变化。“北京”一词，在罗辑和他在苏醒之后见到的护士脑海中唤起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概念。

　　在这里，由语言唤起的内心共鸣已不复存在，民族意识也失去了其重要的根基。①对于个体来说时间也不再匀速流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光在个人体验中不过是睡一觉的时间，可以说时间是被局部压缩或者说加速的。在冬眠前和醒来后，人们所处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社群，史强在冬眠前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醒来后则又属于亚洲舰队，有限边界的民族带来的稳定归属感不复存在。

　　此外，时间的无限性这一观念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现代时间观念中，时间是向前无限延展的，但在《三体》中，超级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结果似乎确定无疑地预告了400年后末日的到来。这一建立在运用精密仪器的科学观测之上的预言在这个人们普遍信任科学理性的时代，似乎比过去宗教神学的预言更具确定性。也就是说在这里，400年后的末日之战给时间轴标记上了一个确定的终点。正如叶文洁在第一部结尾所说：“这是人类的落日……”②这是全体人类的落日，不管人类是否真的会在所谓的“末日”中灭亡，从三体舰队的出发开始，所有个体、民族、国家的时间轴都朝着末日之战这一终点迈进，不同个体、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说首次真正被纳入到一个共同的轨道之中。从威慑广播发出开始，尤其是进入“掩体纪元”后，来自未知方向的黑暗森林打击就如圣保罗口中“如黑夜之窃贼般悄然到来”的基督教的最终审判一般，可能在任何一个瞬间降临到全体人类之上，宣告时间的终结，每一个瞬间都可能是时间的尽头，所谓历史或未来都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③在一定程度上，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在这里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

　　正如上文所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同质、空洞”的时间观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随着人类对时间和空间认知的改变，建立于其上的现代民族共同体观念恐怕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三体》中，作者构建了一个与现有时间观念完全不同的破碎、断裂而又带有宿命性的时间体系。当所有人的时间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时，一种统摄全人类的新型共同体意识也就有可能随之建立。

　　四、他者与自我的建构

　　在《三体》这部小说中，作者营造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宇宙图景，看上去空荡荡的宇宙，并非只有人类一个文明存在，也不只是存在那么几个零星的、相距无比遥远、互相之间永远不会发生任何关系的孤立文明，而是说“宇宙可能已经被挤满了”。④也就是说宇宙中可能充满着其他文明，互相之间也存在着被发现、被观察的可能性。在小说中罗辑在向史强说明黑暗森林法则时引用了萨特的一句话：“他人就是地狱”，⑤在刘慈欣描绘的宇宙图景中，他者注视的目光，就是毁灭的威胁。但同时，这一被他者注视的可能性本身，也促成人类作为一个文明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样引用萨特的一句话：“只要有一个别人，不管他是谁，在什么地方，他与我的关系如何……我就有了一个外表，一种本性”。⑥即使在黑暗森林法则的支配下，文明之间互相隐藏自己，不进行实质性的接触，只要“有”作为他者的其他文明，就有被注视的可能性存在。正是这种被他者注视的可能性，使一个文明开始将自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主体进行“注视”，体验到了“我”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我需要他人以便完全把握我的存在的一切结构”。⑦而三体文明与人类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发生了较为深入的互相认知与接触，这就使这种“他者”的效应更为强烈。

　　与此相近，近代民族观念的形成事实上也和这种与他者的接触有关。16世纪后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同遥远的亚洲以及完全陌生的美洲文明的接触，使欧洲人认识到自身只是众多文明的其中之一，而且未必是所谓的被上帝挑选的那一个。此外，通过对梵文和象形文字的研究，拉丁文、希伯来文等“古老的神圣语言”的独尊地位被消解，与诸多驳杂的方言在本体层面被置于平等地位，这也为后来民族语言的正式形成创造了条件，对诸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之相对，东方的中国近代以来同样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与冲突中强化了对自我的认知。

　　正如梁启超在首次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时所说：“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①正是在与“西人”的接触中，人们认识中以中原王朝统治区域为中心的“天下”观念被现代的、诸民族林立的“世界”这一概念所代替。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并非过去认为的中央帝国，而仅仅是“中国民族”之国，“中国民族”和其他“亚洲民族”、“西人”一样都是独立且边界有限的主体。“中华／中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以独立主体的身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个民族之内的每一个人，都被这一主体所包含，互为同胞。那么此时，人们意识中最大的共同体就不再是此前的宗族或乡里，而扩展到整个“民族”。

　　小说中人类文明主体意识的形成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独特历史经验。

　　与西方通过对外扩张逐渐认识自我不同，中国自我意识的觉醒更多的是源于被侵犯、被征服的压力。在《三体》中也正是来势汹汹的三体舰队让人类首次意识到自身的落后。

　　同时出于对亡国灭种危机的焦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对自身民族进行反思，通过与西方“先进民族”的对照，来反思自身民族的特点也就是所谓“国民性”，并对其中他们认为的落后因素进行批判以求“自强”。在《三体》中，种族危亡的焦虑感可以说是贯穿整部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思想基调暗相呼应，而对“岁月”与“文明”、“人性”与“兽性”的辩证思考事实上也可视为一种人类在危机之下对自身文明进行的反思。②这种身处弱势地位面对强势“他者”威胁时的焦虑感，以及在抵抗强势“他者”的过程中对自身进行的认知和反思，正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体意识形成过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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