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慈欣小说中的一些重要文本从国家、人类或星球的发展问题出发,针对设想的条件提供相应的路径和方案,体现了技术乐观主义情怀和工程思维,其作品的巨大影响证明这种倾向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接受的土壤。通过对《三体》、《流浪地球》、《微纪元》和《超新星纪元》等文本所提出的发展方案进行分析,结合当代中国工程思维的表现情况,可以论证工业精神仍是我国重要的精神需求,刘慈欣作品正是这种土壤上开出的花朵。
关键词:刘慈欣 技术乐观主义 工程思维
作者杨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北京 100026)。
刘慈欣小说中的技术乐观主义与工程思维
杨琼
在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之中,甚至于在中国当代文学之中,刘慈欣的小说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不仅因为其科学幻想之瑰丽,更是因为其科学技术情怀的深厚。长期作为工程师工作在技术一线的小说家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技术至上主义者,并且也在作品中以科学技术为对象,书写了一个个当代神话。相对于当代其他科幻文学中较多的对科技与自然、人伦关系的批判性反思,刘慈欣作品的特点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问题导向的技术性思维,对工程技术解决人类问题的前景表示乐观,这表现出世界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特征,有学者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科幻文学。①正是从较多表现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在宇宙中生存的巨大助力,而非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阻力这一角度,刘慈欣称自己的小说有些“过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后者都正在占据科幻小说中的“主流”。学界确实存在对刘慈欣作品中“技术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声音。然而,作为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在国际国内文学界和学界都有巨大的影响,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过时”的表现。可以说,刘慈欣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思想内核的工业精神。为什么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仍然持续具有吸引力,得到广泛的认同?其社会文化根基是什么?刘慈欣小说中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工程思维具体是如何体现的?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认为在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当代中国,工业精神和工程思维仍然是一种根本性精神需求,而刘慈欣作品正以文学的方式提供了这方面的精神食粮。
对刘慈欣作品中蕴含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工程思维,已经有研究进行了分析。①下文将以刘慈欣几篇(部)代表性作品为例,将小说中蕴含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工程思维置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这一思想谱系之下,探讨这一倾向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一、《三体》三部曲:科学发展道路的文化障碍
在刘慈欣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三体》(2008—2010)中,面临三体文明的威胁,地球人第一次认识到,茫茫宇宙是一个“黑暗森林”,诸多星际生命之间鲜有联系的原因是自保和生存的巨大压力。向外界发出信号、暴露自己坐标的星球会被更高级的文明毁灭:这一设定在战略决策上的告诫是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保持低调。法则看似残酷,但蕴含的基本设定是技术乐观主义的,因为这一法则的基本假设是任何文明,即使目前发展水平不高,都可以通过科技和战略水平的突发性增长,成长为高级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巨大的威胁。
《三体》系列小说,与刘慈欣的许多其他小说一样,常被论者以“雄浑”、“崇高”等特质加以描述。不过一方面未知世界的广阔与科学的神圣地位被赋予无上的崇高感,另一方面这种崇高并不意味着道德上的洁癖或感性的浪漫。②对广阔宇宙之崇高的敬畏与实用主义、脚踏实地的精神同时体现于《三体》中的诸多英雄人物身上。如第一部中的警察大史,虽然言语粗俗、行为出格,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实践经验,以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为依靠,在诸多科学家都束手无策的状况中屡出奇招,起到定海神针般的作用。第二部、第三部中的罗辑,本是一位不思进取的大学教授,虽然被选中为“面壁者”,但并不以地球和人类的前途为意,反而借助“面壁者”的身份尽享世俗私利。但是也正是在对人的本性需求的充分体味之后,他才从自己研究的宇宙社会学中获得了置身事外的视角,从而抛开道德、文明的束缚,建立了黑暗森林威慑,成为人类的守护者。而第三部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云天明虽然蹉跎一生、无甚成就,却从对暗恋之人诚挚的爱情出发,舍弃永恒的宁静,孤身进入三体世界,以一己之身承载了人类的希望。这些英雄人物的共同点是从社会的最基层出发,在生死爱欲这类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中寻找出口。而几乎可以作为对比人物的程心,虽然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深厚的学识,却几次因此在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决定,使得人类遭受重大损失以致灭亡。这种强烈的对比暗示,人类必须以科学理性为指导,以顽强和脚踏实地的精神寻找自身发展的路径,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极端手段。也就是说,道德和文化习惯有其适用场景,在危机时刻应该首先保证种族的生存。
有学者用“文明冲突”来描述《三体》三部曲中的主要矛盾,将第一部概括为“知识分子叙事”,第二部概括为“英雄叙事”,第三部概括为“末人叙事”。③这一论述点出了三部曲中关于科学技术和人伦观的几个最重要观点:科学家与大众、与国家政权合作的重要性;科学家应该承担起延续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保证人类生存才是最大的道德,不是保证普遍价值。充满价值观叙事的三部曲从多个角度论述,科学技术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保证人类的安全发展和文明延续,但是整个系统必须要在客观、“科学”的方式下运行,科学研究和政策实施要以操作机器般准确、冷静、理性的态度进行,否则结果只能是悲剧。《三体Ⅲ·死神永生》的悲剧性结局正源于一个不尊重科学规律的“普遍价值”错误。三部曲中提出的训诫,可以理解为站在技术乐观主义立场上,对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文化障碍的批评。
二、《流浪地球》:坚持本土经验与大型工程实施
在《流浪地球》(2000)中,因为太阳可能发生氦闪,对地球造成毁灭性打击,人类启动了史无前例的“流浪地球”工程。开动这一工程的决策是在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集中机制下做出的:单独的国家政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消弭了国家区别的联合政府。对于政府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组织,小说提出的方案是:长期的规划必不可少,充分论证过的规划必定严格执行。跨越100代人、2500年的流浪地球计划,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制定的,而其准备工作则是在400年内完成的。研究、规划和实施由联合政府主导,科学家、军人、政府参与其中,普通民众所做的是配合和支持。这种支持的前提是联合政府不带任何私心,完全代表人类利益,不惜为此付出牺牲。
在特殊的条件下,家庭形态和人伦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①在面临生死选择的时刻,最大限度保证物种延续的铁则毋容置疑地投入使用。牺牲与死亡成为常态,叙事者父亲作为军人的奉献型牺牲、母亲作为中老年群体的一员,将生存机会让给年轻人而做出的牺牲、妻子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由于缺乏理智而在战斗中死去,这些生命的消亡在象征的意义上呈现了革命年代的悲壮与残酷,而无论如何,保持希望,保持奋斗,保持理智的先锋队所指明的方向,最后获得了成功——故事的逻辑中体现出的组织方式、集体主义精神和价值取向和中国革命时期以来的实践经验具有高度一致性。
有研究者将《流浪地球》中体现出的对地球的眷恋和保护欲描述为一种强烈的“家园意识”,②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相关联。这的确是小说重要的文化根基,同时也可隐喻化地解读为对本土发展的坚持:世代居住之地,无论有多困难,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也一定要坚持守护下去。与刘慈欣许多其他作品不同,《流浪地球》中并没有突出的英雄人物,而领导这场巨大工程的先锋队,也即最后时刻还能保持理智的联合政府成员,也是以5000人的集体面貌出现的。小说提示,像流浪地球这种规模的大型工程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属于所有人民,并非一些英雄人物能够独力解决的;但必定有一个更为坚定、理性和具备相应能力的先锋队,以集体的力量去领导它。③坚持本土成功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时刻反思和自我批判。集体情绪泛滥的任性结果,在小说中遭到了揭露和批判:由于阴谋论的流布,联合政府的流浪地球工程遭到质疑,在大规模的叛乱之后,联合政府的5000人被处死。讽刺的是,在他们被以残忍的方式冻死,成为5000尊冰雕像的同时,太阳氦闪发生了,谣言不攻自破,但雕像永远屹立在冰原上,记载着集体无意识带来的严重后果,小说的高潮也正在此出现。小说一方面认同集体主义价值,另一方面又提示集体主义需要理性的规约,即有节制的、真正基于集体利益的集体决策。这样的反思,在今天仍然具有警醒意义。
三、《微纪元》: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在生存与灭绝之间,这一系列小说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存,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延续人类的基因,并且达到一个快乐、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主张在《微纪元》(2001)中达到了顶峰:同样基于太阳发生氦闪,对地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这一背景,小说中为了适应资源的急剧变少和环境的变化,人类运用基因工程将后代塑造成了细菌般大小的“微人类”,塑造出一个占用资源极少,但保留了人类文明的新物种。
中外既存的“小人国”故事谱系可以帮助读者解读和想象小说关于微人类的创意。①不过,《微纪元》并非像此前存在的故事一样,将微小的人类作为一种异域风情的猎奇对象,或是某种思想倾向的讽喻客体,而是将它作为一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在故事的聚焦人物——“先行者”的观察和行动上鲜明地体现出来。
如果说关于微人类的设想尚带有既存文学传统中一些志怪想象的影子,那么先行者的心理变化和选择使小说告别了诗意化的文学想象,而成为了一个带有实践意义的社会行动方案,为资源匮乏的地球发展提供了一种“自然生态乌托邦”的思路。②虽然在小说中,这种关于人类生存和生态保护的方案具体呈现为将人类缩小,具有强烈的科学幻想色彩,但在隐喻的意义上,小说所提出的方案也可解读为少消耗、少占有的绿色生存策略。“宏人”与“微人”的对比不仅在于体型的大小、资源消耗的多少,还在于心态的不同;少消耗、少占有的微人类由于节制了物质欲望,获得了比宏人类更为民主、平等的社会状态以及更为乐观、天真的生活心态。
先行者决意放弃自己同类宏人类的未来,将地球让给微人类,以迎来更为幸福的人类文明,这种隐喻式的姿态提示,现实中的人类社会发展应该选择健康、绿色的生存路径。
对于《微纪元》所提出的社会发展方案,有学者提出质疑,比如,认为“微人类”的纪元“他们没有责任和负担,没有过去的记忆,没有历史感,也没有自我发展的需求。
‘微人类’像是生活在无休止的节日里,沉溺于梦幻般的狂欢,享受着孩子一般,天真和永远年轻的生活”,而这“更多是对当代中国各种问题症结的一种令人警醒的回应。”③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沉重、记忆和悲伤是人类应有的背负,而失却了历史和发展需求、“无忧无虑”的后人类生活所提供的更多是警醒。
小说中呈现的乐观技术主义的社会与这种基于人文主义的思考正形成了强烈的张力关系:在微纪元,人类的文明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微人类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很少体会到负面情绪,“忧郁”只存在于博物馆之中。如果地球和人类已经遭受过太多的苦难,甚至于世代依赖的美丽家园永远不能恢复,连基本的生存也是勉强通过基因编辑才得以保证,那么,小说提出,这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为什么不值得追求呢?小说中的设想带来如下启示:如果一个非常不同的后人类时代来临,生存要求的技术与物质生活状态都会发生变化,那么人类的心理、历史观和发展观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人文精神的内涵并非永恒不变。
四、《超新星纪元》:工业制造和统筹规划《超新星纪元》(2002)是小说家在创作早期非常重视的一部作品。从1989年开始酝酿,到1990年提笔创作,再到2002年最终出版,小说经历了五次创作和大改写,经手编辑和相关人员接近20位。①反复修改后的最终文本呈现出了坚定的工业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结。
《超新星纪元》讲述20世纪末,位于御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爆发,强烈的辐射使地球上的成人患病,走向死亡。获知成人很快就要全体死亡、世界上将只剩下孩子之后,中国成人迅速采取行动,以游戏选拔的方式从全国孩子中选出了未来的领导人,并对所有孩子进行专业和生活方面的培训。世界其他国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交接。在全世界的成人全部死亡后,地球进入“超新星纪元”。
以一个灾难造成的“儿童世界”故事为外壳,小说实际上设想了一套在较低的人力资源水平下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方案。孩子的特质是注重感官体验、缺乏理性和自我约束,容易耽于玩乐;在小说的世界中,全世界的情况都是如此,不存在人力资源水平的差别。
那么在各国力量的博弈中,取胜的关键点如何?小说中的答案是领导人理性、高瞻远瞩的领导思路,以及丰厚的历史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小说中最终取得胜利的中国,正是依赖于其领导核心的强有力理性指导和在超新星爆发灾难中逝去的大人们留下的遗产而在地球上诸多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了不败之地。
小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在中国的大人和孩子合作下取得的胜利,其实质来自于中国大人高瞻远瞩的规划。同时,超新星纪元的中国领导人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由普通的小学生迅速成长为合格的领导者。
在超新星爆发后仅剩下的一段短短时间里,小说中的中国领导人通过游戏的方式选拔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以战略能力、思辨力和人文关怀为标杆,选出具有决策和实干能力的领导核心。在美国对中国基地进行核打击后的关键时期,“特别观察组”向中国领导核心移交了“公元地雷”——中国的秘密武器——和大人留下的信,使得中国在战争游戏中重获主动权。这是秩序、理性和技术的力量在全文中的最强音。
在某种意义上,《超新星纪元》所描绘的社会状况也可以解读为后现代社会人类行为的一种普遍走向。同《微纪元》中的微人类一样,孩子们倾向于淡化历史和悲伤,以享乐精神为指引前行。对于一个这样的社会,小说仍然抱有乐观的看法,即在正确思想的指导和合理的社会规划之下,人类仍能在自我调整之后走向一个平衡、绿色的生存状态,同时保持民族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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