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抑或妄想——晚清科幻小说对“科学”的认识

曹祥金

　　一、晚清科幻小说的引进与兴盛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科幻小说在19世纪兴起于欧洲。它以科学精神和原理为逻辑基础，面向未来，借助文学化的表达手法，向人们描述了一种可能的世界图景。这类小说是随着近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就其文学特征而言，天马行空的想象是其最鲜明的标签。然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想象不是胡思乱想，更不是妄想，而是在尊重基本科学原理的基础进行的合理想象。

　　19世纪末，这种兴起不久的小说类型被介绍到中国，时人一般称之为“科学小说”。1891年12月，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创作的长篇小说《回顾：2000—1887》，被李提摩太翻译并连载于广学会的刊物《万国公报》上。1894年，该小说又以《百年一觉》为名，由广学会出版了单行本。

　　这是近代中国翻译引进的第一篇科幻小说。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本并不十分受学者青睐的小说却实实在在开启了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翻译与创作风潮的序幕，不仅梁启超和谭嗣同都读过这本书，连光绪皇帝在1898年订购的西方书籍目录中也有它的名字。从文学创作层面看，不仅梁启超的第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受到这部小说的影响，甚至还产生了直接模仿其故事情节的本土科幻小说《秘密室》。

　　从此，科幻小说正式进入晚清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一方面成为他们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工具，加速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大大开拓了视野；另一方面通过晚清文人创作的科幻小说，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以及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映像。

　　应该说，科幻小说在晚清社会的繁荣，“小说界革命”起到了直接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一类型小说的引进与接受，或者说晚清社会对西方科学思想的认识，却有着一段相对较长的酝酿过程，正是这段过程，为晚清社会接受和欣赏科幻小说作了充分的铺垫，而不仅仅是梁启超等人的振臂一呼。

　　自从1815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华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西方传教士便开始以公开发行的刊物为载体针对华人群体进行传教。为了更好地应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增强其自身吸引力与说服力，传教士们所刊登的不仅有宗教内容，还有大量自然科学的内容。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被获准可以在沿海的通商口岸开展活动，这一时期除了《遐迩贯珍》和《六合丛谈》这样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刊物外，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于上海的墨海书馆还进一步从事了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工作，截止1860年，共翻译出版科学方面的书籍33种，这些书籍在晚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西式教育逐渐深入中国，教会学校数量迅速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末，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共创办学校400多所，在校学生达到8000多人，这些学校采用新的教育方式教授近代科学，“集中体现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神……它们在中国的出现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又成了传播西学的源泉”①。再加上由清政府创办的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也有效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缓慢地进行着科学思想的启蒙。这些构成了晚清科幻小说引进和繁荣的背景，也为时人认识科学、重视科幻小说初步培植了社会土壤。

　　这样的准备在“小说界革命”中得到了集中爆发。甲午战败，李鸿章所预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残酷地摆在了国人面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遭到质疑，学习西方思想文化蔚然成为一股社会风潮。在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中，科学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近世翻译西方思想的第一人”，严复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仰赖科学发展，即“富强之基，本诸格致”②。梁启超则认为：“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前，皆无以远逊于泰西，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学也。”③在他们看来，格致学，也就是科学，是中国当时最为急需的学问，也是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学问，亟需大力引进。在近代西方各种知识进入中国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曾遭遇过一些麻烦，唯独科学，几乎从未遇到过任何阻力。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以及由小说担纲救国重任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科幻小说这种兼具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小说类型受到追捧也就顺理成章了。诸如《绣像小说》《小说时报》《新小说》等当时主要的报刊杂志，都纷纷在其重要版面位置刊发科幻小说，甚至还开辟专栏，专门对这类小说进行翻译及创作。

　　二、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小说”的态度和期望

　　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刊出了一则广告，标注为“科学小说”《海底旅行》：“此书为法国大科学家之作，结构奇伟，寄托遥深，盖稀世之名著也。其中叙述海底别有世界，华严帝网，光怪陆离，令人目骇魂夺，不可思议。而所尤重者在发挥自由精神，不徒以科学著而已。其用笔之神妙，兔起鹘落，每读一回，掩卷百思不能知其下回作何变相，洵中国前所未有之奇书也。第一号拟登四回豫告其目。”④一个月后，即11月14日，《新小说》第1号便刊载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这部科幻小说，标为“泰西最新科学小说”。这是“小说界革命”中翻译并刊发的第一篇科幻小说，与《百年一觉》相比，这篇小说产生的影响更大，更像是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起点。此后，大量的西方科幻小说被翻译到中国，主要以法国、英国和日本作家作品居多，除了前面提到的作家，法国作家还有亚波倭德、格斯达夫等，英国作家有司威夫脱、哈葛德、斯蒂文森、威维立克等，日本作家则以押川春浪、矢野龙溪、菊池幽芳、岩谷小波、鹿岛樱巷等为代表，他们都有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不仅激发了中国读者的阅读热情，而且激起了晚清文人创作科幻小说的欲望。

　　比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这是目前公认的我国第一部科幻小说，1904年开始在《绣像小说》第21期连载，至62期结束，共35回，没有完成。1905年，被誉为“中国科学小说之父”的徐念慈模仿日本岩谷小波君翻译的德国科幻作品《法螺先生谭》，创作了《新法螺先生谭》。

　　同样是在1905年，《绣像小说》在第49至第52期连载刊发了支明的《生生袋》，这篇小说在思想、艺术及科学想象等方面，都没有太多可以称道的地方，却是第一部明确标识“科学小说”标签的中国本土科幻作品。从翻译模仿到自主创作，中国本土科幻小说的创作热潮很快展开，吴趼人、包天笑、陆士谔等知名文人纷纷参与其中，一时蔚为大观。

　　在传统文化中，正统文学（如诗、文、赋等）的功能从来不是单纯地供人阅读、给人美感，更重要的还是要作为载道与传道的工具。在“小说界革命”中，当小说进入文学世界的中心，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这样的职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梁启超等人之所以将小说捧到“文学之最上乘”，看中的也正是这种工具价值。正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所强调的，由于“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⑤。科幻小说正是这样一种新小说，是“启智秘钥，阐理玄灯”⑥，说到底，是要以“科学小说”开启民智、改造社会。

　　从《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作品看，梁启超的有三篇，其中两篇为科幻小说，即《新中国未来记》和《世界末日记》。另外一篇科幻小说，即广告中所提到的《海底旅行》。可见，作为“小说界革命”的发端与重要阵地，《新小说》杂志对科幻小说这一新的小说类型所给予的高度重视。

　　从科幻小说本身来看，它以宏大瑰奇的想象空前地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并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无疑是传播科学知识、启迪民众智慧的良好工具。如海天独啸子所说，“使一科学书，强执人研究之，必不济矣。

　　此小说之所以长也。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请自科学小说始”⑦。

　　以《新小说》为发端，科幻小说迅速引起了晚清文人的关注，并进入了空前繁荣的翻译与创作期，原因正由于此。

　　在这场科幻的大潮中，鲁迅亦投入其中，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另一部名作《从地球到月球》，定名为《月界旅行》，于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也许是其医学背景使然，在晚清众多工具论的论述中，鲁迅的观点显得格外深刻。和其他人一样，对于科幻小说的作用，他同样认为：“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并进一步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⑧。但他同时也着重强调，凡尔纳科幻小说的根本特征在于“经以科学，纬以人情”，无论冒险故事的传奇性，还是科幻世界的瑰丽想象，都是“比事属词，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辩者比”⑨。

　　即这种想象必须依据基本的科学原理，而不能漫无边际、无法无天，这正是科幻与传统神话、志怪小说的根本区别。

　　可以说，鲁迅的论述很好地契合了科幻小说的本质，也代表了包括他在内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早期科幻小说的期待，一方面能承担起启迪民智的“文以载道”的功能，另一方面像《月界旅行》等翻译小说那样，体现出应有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进而展现出新小说应有的风采。然而，很遗憾，由晚清文人独立创作的科幻小说并没有遵循这样的原则，甚至很大程度上依然徘徊在传统的套路里，不禁让人失望。这或许也是晚清科幻小说在经历了空前繁荣后却又迅速落寞，乃至到了“五四”大力提倡“赛先生”的时代里，都懒得被人提起的原因。

　　三、重想象而不重科学的早期科幻小说

　　受翻译科幻小说的影响和激励，“小说界革命”中，大量由晚清文人独立创作的科幻小说应运而生，比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等，这类作品约有近百种，多数散见在当时的各种报刊上。就像《新民丛报》的广告中所说的：“所尤重者在发挥自由精神，不徒以科学著而已。”从晚清文人创作的众多科幻小说来看，这里的“自由精神”应该是自由想象的意思，对于其中所应有的科学精神的体察，还相当浅薄。确实，面对科幻小说这一新的文学类型，晚清文人首先被其中所构造的宏大而瑰奇的想象世界所折服，并沉醉其中，而对于这样的世界是怎样构造出来的，背后有怎样的科学或逻辑原理做支撑，则不太留意。所以这时期的科幻作品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中所谓的科学构思缺乏基本的科学依据，他们想当然地去构建科幻场景和科学逻辑，即使以鲁迅“比事属词，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辩者比”的标准进行评判，这些小说里的科幻想象多数也只能是妄想。比如在《新法螺先生谭》中，不仅主人公的灵魂可以出窍，还学会了利用“脑电”，并开设了“脑电”学校，“盖脑电之为用，愈推愈广，发光可代灯烛，而煤油、洋烛、电灯、煤气公司立废”⑩。

　　在《消灭机》中，特制的照相装置居然可以摄取人的“魂魄”，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服从我的命令，供给我的钱财”[11]。更不用说《月球殖民地小说》中过于万能的气球，以及《电世界》中被严重夸大的“电能”。

　　这一类的“奇思妙想”在晚清科幻作品中比比皆是。只要对照这一时期翻译与创作的科幻小说，就可以发现这一最根本的不同。在凡尔纳的《海底旅行》中，一个人可以凭借自身强悍的科学知识造出潜水艇航行海底；而《月球殖民地》里的气球却是一种神力产生的结果，《生生袋》里更是以牛、羊血给人输血治病。不同于西方科幻小说对于科学原理的理解与尊重，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里，支撑科学想象的依然是人自身之外的东西，比如神仙鬼怪或世外高人，就这一点说，这与传统小说中一旦遭遇困境便会有鬼神帮忙的模式没有区别。这样的小说创作显然距离启迪民智、乃至科学救国的初衷相距甚远，恐怕也是导致“五四”之后科幻小说无人问津的直接原因。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的原因当然是“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12]，以至于时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征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13]。受时代所限，晚清文人缺少基本的科学素养，这是当时的科学想象显得荒谬的关键因素。此外，传统文化的惯性也限制了当时的认知框架。一般而言，人们总是习惯从自身经验出发，为新鲜事物做出符合自己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解读，晚清文人面对科幻小说时也同样如此，他们不自觉地要在传统里为瑰奇的科学想象寻找注脚或对应物。这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有技术思维而无科学思维的现实。

　　《新石头记》第二十五回，宝玉在看过了飞车军事检阅后感叹道：“那小说上的腾云驾雾，想来也不过如此。”其中一个护史答道：“本来创造这车的时候，也是因为古人有了那理想，才想到这个实验的法子。可笑那欧美的人，造了个气球，又累赘危险，还在那里夸张的了不得。怎及得这个稳当如意呢？”无论多么新奇的事物，都只不过是旧有东西的变相，这种认识在晚清文人心中可谓根深蒂固。“《封神榜》之千里眼、顺风耳，即今之测远镜、电话机；《西游记》之哪吒风火轮，即今之自行车”[14]。“《西游记》一书，作者之理想亦未尝不高，惜乎后人不竞，科学不明，故不能一一见诸实事耳。然西人所制之物，多有与之暗合者矣”，“如列子御风，发明可谓古矣。今列国已有空中飞艇之制，而回视吾国，则瞠乎未之有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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