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科幻电影中的人物行动功能模式

任和

　　从乔治·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始，科幻电影就引起了观众对未来的好奇和想象。科幻电影是以科学技术为基本依据，包括超验主义的内容来满足观众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的电影［1］，热衷于表现尚未出现的未来技术、超自然威力以及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间［2］。近百年来，科幻电影凭借外太空的旅行和未来世界的尖端科技等无数新奇的叙事视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作为最早出现的类型片，其中的人物行动功能模式亦有迹可循。俄罗斯理论家普洛普曾在其著作《故事形态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功能”这一叙事行动单元，电影中的叙事角色基本都要遵循固定的功能模式进行行动。不管是哪一类科幻电影，他们的人物行动模式都是相似的。对抗是科幻电影里一种常见的主题。主人公常会有强大的对手或“复仇者”。超人有莱克斯·卢瑟，蝙蝠侠有小丑；蜘蛛侠有绿魔；福尔摩斯有莫里亚蒂教授；甚至连上帝也有路西法———天使里最伟大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曾被称为“光耀晨星”。类似的元素可以在任何对抗的情节中被发现。比如，美国队长几十年的宿敌，九头蛇的统治者红骷髅在各个方面都与美国队长相似而又相对：美国队长是美国军方为了打赢“二战”而特别选中的超级士兵，而红骷髅则是在酒店做服务员时，被希特勒选拔出来的；他跟美国队长一样，真面目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脸上永远戴着希特勒赐予的红面具；红骷髅的精神攻击能力极其强大，与美国队长手中的“吸星钢”盾牌可谓是一矛一盾；同时，也曾数次“死亡”，但不久后又能重生，说有不死之躯也不为过。在科幻电影中，一个同主人公势均力敌的对抗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主人公不仅仅是与代表堕落和诱惑的反派人物对抗，有时还要同自己的亲人对抗。在西方神话中，这种斗争的原型主题，来自圣经中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斗争的故事：《圣经·创世纪》中，该隐与弟弟亚伯都向耶和华敬献供品，但神选择了亚伯的羊，拒绝了该隐的谷物，该隐在嫉妒中杀了亚伯，然后又隐瞒自己杀人的恶行，结果被神驱逐。“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和亚伯之间的对抗，并不是为了亚当或夏娃的爱，而是为了神的垂注，而在科幻电影中，对抗的双方有时候也只是为了争夺“智慧果”“神之爱”“神之国”这种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在科幻电影中，常见的行动功能模式可以归类成困境之中的反抗动作模式；顺境之中的拯救动作模式；对峙之中的斗争动作模式这三种。《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的第一部重科幻电影，片中有与其他科幻片相同的元素，也有其独立的部分。本文结合《流浪地球》及多部较有代表性的好莱坞科幻电影，略论其中人物的行动功能模式及其表现手法。以下就以《流浪地球》和其他美国好莱坞科幻片为例看他们人物行动模式的异同。

　　一、困境之中的反抗动作

　　人类的苦难与痛苦在艺术创作里是一个尤为深刻的主题，包括被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压迫与抗争。科幻电影大多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对社会的价值、个人对于自我生命的主宰，当碰到困难时，科幻电影中的英雄们，往往单枪匹马地克服困难，最终拯救了他身边有困难的同伴。

　　比如美国队长，或者闪电侠，抑或是普通高校里的啦啦队长。只要国家有困难，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上。电影中不乏体现个人生命尊严的情节，即使出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时，也最终会让两种利益趋于一致，这样英雄的反抗最终得到了集体的尊重。

　　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尝言，自主权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的认同感，即儿童所认为的“将要成为自己”。科幻电影中的大部分主人公，在不良的境况之下都没有跟坏人同流合污，而是维持了高尚的人格。蝙蝠侠在童年时，父母被歹徒开枪杀害；蜘蛛侠从小失去双亲，与叔叔婶婶一起生活；绿巨人从小就是孤儿，身世不明；超人前传中的克拉克，在氪星爆炸父亲死去后，只有养父在养他。

　　《流浪地球》中，刘启的母亲因病去世，他的父亲刘培强在他未记事时就因公上了宇宙空间站，从此以后十几年父子未再相见；他的妹妹韩朵朵是被刘启姥爷韩子昂收养的孤儿，她的亲生父母在海平面升高时同其他大部分上海市民一起遇难，临死前把还是婴儿的朵朵推到了海平面上。但是亲人的缺失并没有让刘启和韩朵朵从此堕落，相反，他们就好像基督教中的失父的救世主耶稣，暗喻他们将经过一番磨难和斗争后逐渐找到新的自我，化身为真正的英雄。

　　《行尸走肉》的主人公就曾经这样自豪地宣告：当这世界变得一团糟时，我没有和它一起堕落！

　　在电影中，自治的主题常由反抗暴政的角色表现出来。反叛英雄通常于屈从的状态开始，在其中他们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自治权。科幻电影的鼻祖之一《星球大战》开始时，主人公卢克只是在农场工作的小工。但他不以低微的工作为耻，逐渐成长，克服了自己的羞耻与怀疑，最终成为天行者，为自己所做及所成就的事感到骄傲。

　　在《雪国列车》中，列车的最末车厢生活的人们每天都像奴隶一样活着，柯蒂斯和同伴们在这样暗无天日的车厢里只能以蟑螂为食。为了未来，也为了众多像“列车之女”一样的孩子们可以呼吸到一口自由的空气，柯蒂斯和所有被压迫的人们开始向着首节车厢突进。导演在表现人类生存的问题时极力削弱了政治立场，在探索思想与艺术的过程中彰显出对人性、自由和生命的追求。这就是《雪国列车》的编剧想要告诉观众的。

　　《未来学大会》的主人公罗宾·怀特因为是过气的演员，所以被经纪公司买断了肖像权，从此将不能以真人形象出现在银幕上，变成了一个动画角色。这种失去名字失去形象的设定宛如动画《千与千寻》，女主人公在失去了自己的形象后在动画世界里迷失了自己。负责设计她动画形象的作画师迪伦爱上了她，在他的帮助下罗宾也找回了过去那个执拗的自己，没有被万恶的资本家老板完全剥削干净。《独立日》里则是地球已经被外星人兵临城下，科技树远远超过地球的外星人将人类打得几无还手之力，连美国总统都亲自上阵杀敌。在这类科幻电影中，电影成了叙述故事和传达思想的手段，不仅仅是现实的简单再现，而是一封为人类自由命运奋斗的自白书。

　　二、顺境之中的拯救动作

　　英雄踏上寻找的征途，他连战连捷，难度一次比一次大，但他总是会夺得最后胜利，然后同化被异化的客体。与反抗模式不同的是，这类的主人公在电影的开端就已经是万众瞩目的英雄了。

　　他或许是从战场上荣耀归来的战斗英雄，或是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的科学家，等等，都是既有社会地位，也有出众能力的人。但即使是这样出色的英雄，他们的人生仍然是不完整的，他们想在一般工作的同时获得更大的满足，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热爱与劳动”归纳了自我发展的终点，即爱与工作的能力。身处高位的英雄寻找个人意义的生涯，或人生的工作是最常被描写的事情，即努力寻找一个可以被人认同的、有意义的目标。《闪电侠》的台词就颇堪回味：你要面对的最艰难的事情是，当怪物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无力攻击他。这时，你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感觉是最绝望的了。抑或是你由于自己的力量而犯错误时，你的内疚感。在内疚之后，主人公的成长在一次逆转中得到解决，即他开始愿意为人牺牲，拒绝了个人的独立性而是将自己奉献给集体。他凭借牺牲自己追求新生活的梦想，而去帮助其他没有超能力的居民，类似《云图》中的星美－451，在他们最后阶段的旅程中，都是自愿的羔羊，因为他们为了人民的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蚁人》中的斯科特·朗在成为英雄之前，曾经有过案底，但他如《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一样，决心为了自己的女儿凯西努力工作。在机缘巧合之中，他结识了上任蚁人汉克·皮姆，过去几十年都是凡人的斯科特决心为了有自己女儿生活的世界奋力一战。英雄不一定需要死亡才能展现终极的英雄式牺牲的品质，他将自己放在危险的情境里，以维护神圣的事业为目的一样可以显示他的决心。《火星救援》里，马克·沃特尼就是一个像鲁滨孙一样的英雄。被同伴们误留在火星上的马克只能依靠自己种植食物生存下去，在他心里燃烧着全人类的生存意志。

　　《地心引力》中，科学家莱恩·斯通在和同伴马特·库沃斯基一起进行哈勃望远镜修复作业时，被卷入了俄罗斯导弹射击卫星的风波之中，爆炸导致宇宙空间站被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的全部宇航员都在事故中遇难。在宇宙中飘荡时，马特·库沃斯基也为了莱恩而牺牲了。莱恩怀着一定要回到地球的信念，克服了一次又一次宇宙爆炸余波，终于回到了地球。

　　英雄拯救自我的过程，本质上是存在主义的冲突。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当死亡不再是一种遥远的、抽象的可能之事，而是一种即将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时，个体被迫去回顾过去的生命，找寻其中的意义。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生命故事基本上是有意义和值得的，那么他就能获得一种圆满的感受。《绿箭侠》中就对这种磨难持肯定态度：大多数人相信有两种人会面临考验，一种人经历磨难后变得强大，挺过来了；另一种人死去了。但还有第三类人，他们学会如何浴火重生，他们选择待在磨难中。

　　在编剧的笔下，不论英雄是否相信自己能做出选择，并过上自己的生活，最后阶段的中心议题总是自主。虽然他们都会犯错，但如果他们能回顾以往并告诉自己：“至少……我用我的方式做到了！”《绿箭侠》中，就有如此意味深长的台词可作为注脚：当人们受到伤害时，人们往往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但这些选择不能定义你，因为总有一个时刻，你会重新开始。当人们受伤、遇到麻烦时，他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但那些决定不能说明你是怎样的人，也不能说明你家人是怎样的人。因为总有那么一刻，你可以扭转一切。科幻电影的主人公拥有的坚定信念也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基本的圆满感。

　　三、对峙之中的斗争动作模式

　　对暴力的着墨、对肃杀氛围的渲染、对未知世界的探秘，这些都是科幻电影吸引观众的法宝。

　　《哥斯拉》电影的前一个小时，主人公一直在寻找当年核电站被摧毁的真相，他不相信政府说的，自己父亲所在的核电站发生了泄漏，多方探查下终于发现了巨大怪兽哥斯拉的真面目；《盗梦空间》中，道姆和阿瑟跟自己的盗梦小队不断地在他人梦境中与梦的主人公追逐甚至枪战；2019年Netflix出品的新作《爱，死亡和机器人》的第一个故事里，就将暴力渲染得淋漓尽致，桑尼和对手同时操控怪物在地下搏击场生死搏斗，胜利后又被老板的情人一爪爆头，但最终老板和情人都被怪物杀死，原来在过去桑尼被人侵害时，她的意识已经转到了怪物身体里，她自己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个躯壳。同样的还有2019年的《阿丽塔战斗天使》，全片贯穿着电影的标题“战斗天使”，只有残缺身体的阿丽塔被医生依德所救，被改造成半机器人的阿丽塔在全片122分钟里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打斗。弗洛伊德和洛伦兹认为，暴力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本能所致，人类都拥有无意识本能或者攻击性本能，当暴力镜头出现时，无意识本能会将其变成“幻境”，通过心理活动将长期存在的暴力情结加以释放，这就是为什么含有暴力镜头的作品会长期被观众所接受［3］。

　　《流浪地球》片中，李一一在运输火石的路上，与反叛军发生冲突。在《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中可以看到，在狭小的飞机舱内，李一一小队与反叛军的激战持续了数分钟。TAKEN中，外星人以植入体的模式在人类身体中行动。作为人类脑中的外来物，美国军队发现这些外星人在用光谱传递信息。一个叫艾莉的女孩作为了解一切外星信息的关键人物，被美国军队围捕。在围捕的过程之中，军队发现外星人的超能力是人类不可战胜的，同时也发现其实如果不主动攻击，外星人也不会来攻击人类。明白了这一点的军队上层停止了对外星人的研究。作为回报，艾莉体内的外星人把其他人身上的外星生物都驱离了，最后离开了地球。

　　四、多模式的共生

　　不同于前三种行动模式，最后一种模式“共生”可以说是科幻电影的独创。就对西方文学产生影响的方式而言，诸如伊甸园和新耶路撒冷这样的观念要比情节设计模式等能发挥出更为复杂的作用。新耶路撒冷的观念，即那种认为人类会走向“上帝之城”的看法，也对西方叙事，尤其是对世俗化形式的乌托邦叙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类在尘世之中构建理想社会，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于前基督教时期，它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在基督教世界中，它便不可避免地会与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发生冲突抑或是产生融合。这种认为在尘世间有可能缔造出“理想之城”的观念，正如布莱克所云，乃意味着要将新耶路撒冷建立在“英国那片充满绿意的乐土之上”；尽管这多少沾染了些异教的味道，但对一切自由、进步的思想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结合宗教传说的元素，将叙事作品投射到未来社会中是一种极其大胆的观念，而且也是西方文学所发掘并利用的最新叙事可能性之一。I\'veseengiants，upclose.Andthatprivilegecostmenearlyeverything.这里，Giants就是指超级英雄，这种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英雄相对应的描述在《蝙蝠侠》中有所展现，片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切不可提醒他们，巨人依然行走于大地之上。”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的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4］。“西方的一切成就都和理性主义文化有关，特别是近代以来，这种理性文化催生了崭新的工业文明，而且几乎成了公认的具有正统合法性的唯一思想资源”［5］。这种追求理性重视科学的传统也直接反映到科幻电影作品中来。TAKEN中，对这种人类的欲望做了点评：人们喜欢追究让他们感觉害怕的东西。研究它们，然后定义它们。所以圣人求助于上帝，而科学家寻找原因。他们都是为了解除疑惑，驱除恐惧。《神盾局特工》中两位科学家被困在海底压力舱，他们之间所讨论的不是害怕氧气用光后自己仍然不能上岸的恐慌，而是在被生命之源包裹时，用科学和理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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