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研究的新大陆

宋明炜

　　2010年，我在上海出席由哈佛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一次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会议。会议汇聚了众多的中国一线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出席会议的重要人物，包括即将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2012年获奖）及其同辈作者，一些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的主编、知名教授，还有几位广受欢迎的年轻作家。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有一场具有总结意义的圆桌讨论，这个环节中有十分钟留给科幻作家韩松和飞氘，请他们介绍自己的作品与他们的文类。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后来我才知道，作为中国科幻新浪潮重要作家的韩松，携手当时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飞氘，两人花了很多心血准备这短短十分钟的讲话。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余华和苏童两位文坛大家。他俩先前一直在低声私语，但忽然间他们静了下来，开始聚精会神地听韩松幽默、低调、引人入胜地讲述过去十年里科幻小说的令人惊奇的发展。飞氘极有策略性地将当代科幻作家的艺术追求和社会关注联系到鲁迅身上，而鲁迅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他在20世纪初期曾提倡“科幻小说”（当时称为“科学小说”）。我敢说在两位作家讲话的十分钟内，在场的所有听众都心无旁骛地在侧耳倾听。

　　这是一个改变整个领域的时刻：2010年7月13日下午3点30分。

　　在那两天会议期间，我向韩松和飞氘介绍了自己，并与他们进行了愉快的简短交流。见面之前，我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他们已经发表的作品。早在三年之前，我的好友严锋（复旦大学教授）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一份题为《三体》的手稿（后来这部书稿在英文世界里被译为The Three-Body Problem 出版），极力推荐我在研究工作之余读一读。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各种事务缠身，我连第二章都未能读完（我阅读的章节顺序与刘宇昆翻译的英文版一致）。直至2008年，当我再次打开这本书时，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从此开始对中国科幻小说这一次新浪潮的兴起感到巨大的兴趣，我开始关注包括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拉拉、赵海虹、陈楸帆、夏笳、飞氘、郝景芳、迟卉等在内的作者，我曾经向上海会议的主办方强烈建议邀请刘慈欣出席，这与严锋的想法不谋而合，但由于刘慈欣当时另有考虑，未能到场。然而，韩松和飞氘不负使命，他们以一种最为谦和但有力的方式，成功地让科幻小说成为了整个会议结束时候的聚焦点。当韩松和飞氘结束讲话那一刻，我不由心生感慨，中国科幻小说已然成就了十年之久的黄金时代，但令人惋惜的是，科幻小说迷以外的人们却鲜有耳闻，主流学者们竟也一无所知。

　　飞氘在演讲时把中国科幻小说领域新兴的作家们比作“寂寞的伏兵”，或许真的无人问津而有一天这支伏兵会默默消亡。的确，假如文学界中没有人愿意打开《三体》这本书，或者从未有人愿意去思考韩松笔下那些再现中国不可见现实的奇异故事，中国科幻小说的这次新浪潮可能只会是科幻迷和作者自娱自乐的领域。但在2010年7月，韩松和飞氘将这支孤军推到了中国文坛的舞台中央。

　　就在圆桌讨论后不久，我非常敬仰的胡志德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考虑出一本介绍这些新兴中国科幻作家的选集。

　　他委托我编辑一期《译丛》科幻专号，这是一家把许多中国著名作家介绍给英语世界读者的文学杂志，后来科幻专号从一期的容量增加到双期特别合刊。在我联络的所有作家和译者的倾力支持下，我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编辑工作。2012年《译丛》特大号科幻专辑发表，其中推介了十位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家的作品。大抵在同一时期，中国科幻小说英译事业中最敬业的翻译家刘宇昆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其余一些出版物，如英文版《路灯》，也发表了中国科幻小说译文的特刊。此后在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中国科幻小说借助于各种新的语言绽放异彩。

　　当刘宇昆翻译的《三体》在2014年面世，并于2015年获雨果奖后，中国科幻小说的新浪潮变成国际轰动事件。大多数读者都知晓后来发生的事情：奥巴马和扎克伯格高度赞赏这本小说，而它的续集《死神永生》则成为《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

　　学者们通常对流行文学比较慢热。但这一次，中国科幻小说凭借非同一般的人气势不可挡。就在短短三四年间，中国科幻小说迅速成为中国研究领域最繁荣的亚领域之一。

　　诸如现代语言协会（MLA）、亚洲研究协会（AAS）、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中国比较文学学会（ACCL）等主要的学术会议，以及众多的专题会议、圆桌会议、研讨会都聚焦在中国科幻小说上。我因为较早关注这个文类的发展，常常被中美（以及后来法、德、意大利）的学术期刊约稿，编辑特刊，甚至组织会议。但我在这场战役中并不孤单，我拥有像李桦和纳檀霭孙（NathanialIsaacson）这样的战友。李桦教授发表了许多关于当代科幻小说的研究论文，纳檀霭孙刚刚出版了《天国：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Celestial Empir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这是第一部完全致力于研究早期中国科幻小说的专题著作。更重要的是，整个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也都用心参与这个事业，他们得出更为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并引发更具挑战的辩论。

　　这一切的发生如此迅速，宛如一个奇迹：一个在学术探险中巧遇的新大陆，就这样跃入眼帘。

　　诚然，我还要强调这个领域已然有自己本身的历史。当前富有活力的各种新的研究之前，已经存在为当代研究搭建起一些框架的历史传承。新浪潮之前已经发生过的，至少有20世纪最初十年科学小说昙花一现的繁荣，1950-60年代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的科幻小说，1970-80年代在台湾以及大陆改革初期的科幻复兴。然而，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史从不具有连续性，其中充满了各种由政治或者文化范式改变所导致的间歇和停滞。每一代新作家都不得不重新建立自己的传统，只有很少数的时候，他们才能接触到早期作家的作品，但也很少从中获取明显的、实质性的影响。

　　但对文学研究者而言，他们的任务不仅要研究老一代如何影响新一代，或试图勾勒一个看似连贯、持续的文学史，他们还要在意文本和语境。我需要向三位在科幻小说的近期复兴之前就已发布重要研究的学者们致敬。在1980年代早期，德国汉学家鲁道夫·瓦格纳发表了一篇长文《游说文学：中国科幻小说的考古学与现代功能》，主要讨论改革初期的科幻小说。瓦格纳把科幻小说定义为游说文学，而非将其归为一种宣传文学，其用意在关注这个文类在中国政治局势转折时期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他给予科幻文类既微妙又感性的分析。这篇引人深思的文章，把以未来为导向的科幻小说与历史和当下的挑战联系在了一起。

　　在1980年代末期，吴定柏与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共同出版了第一部198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的翻译选集，即《中国科幻小说选》（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纽约，1989）。吴定柏为此书撰写的引言，是一部中国科幻小说简史，其中梳理了从20世纪早期到1980年代初大部分重要的科幻小说作家和倡导者。他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国科幻小说在改革初期的兴衰过程。吴定柏的引言在当时是针对这一文类最完整的讨论。

　　1997年，王德威经典的晚清研究著作问世，即《世纪末的华丽：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1828-1911》（斯坦福，1997）。书中一章“淆乱的视野：科幻奇谭”，是对最早被梁启超推崇、继而有将近十年繁荣历史（1902-1911）的晚清科学小说及其文化意义的深入研究。王德威结合文本分析和文化历史，探究科幻叙事的想象层次和认知层次。

　　王德威的研究对此后研究晚清科学小说的学者们有着深远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王德威的著作发表后，引发了晚清文学研究的复兴（包括对于科学小说的研究）。

　　在中国，研究中国科幻小说的先驱者无疑是吴岩。他早在科幻这个文类被学者们认可之前，就已孑孓独行在这个领域中，有将近十年做出苦心孤诣的研究工作。除了一系列学术文章之外，吴岩于2011年发表了题为《科幻小说论纲》的专题著作。与鲁道夫·瓦格纳、吴定柏、王德威不同，吴岩把目光集中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作者们身上，将他们与西方作者类比，并利用诸多理论（包括赛博格、女权主义、全球化）加以分析。在今天的中国，吴岩作为唯一一个有资格带科幻小说专业博士生的导师，堪称中国科幻小说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当中国科幻小说开始受到国际认可之时，吴岩为英文专业期刊《科幻小说研究》编辑了一个特刊，汇集了大约十篇覆盖中国科幻各个时期的研究文章，从晚清科学小说到老舍《猫城记》，从1980年代到2000年后文类复兴，甚至刘慈欣和韩松两位重要作家，都为特刊撰写了专文。这本特刊也是这个研究领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我自己对中国科幻小说的研究局限在当代领域，特别是“新浪潮”。我从英国科幻小说历史中借用了这个名词，去命名科幻小说中具有社会关怀和艺术创新性的新趋势。

　　我明白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名称。我发表了四篇英文的研究论文（其中两篇被翻译成了法语和德语），以及一些中文文章。在《再现不可见之物：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题》这篇文章中，我追溯新浪潮的趋势始于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在这一语境中不仅科幻小说这一文类得以重生，更是颠覆了原本在整个20世纪中国大陆具有支配力量的政治乌托邦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当代科幻小说通过重组各种写作惯例、文化元素以及政治愿景，催生了从太空歌剧到赛博朋克，从乌托邦到后人类，从中国崛起的愿景到有关发展迷思的末世启示的多样表达。中国科幻小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这个打破自身成规的新浪潮出现之际，也进入了它的黄金年代。

　　新浪潮有幽暗和颠覆性的一面，既描述了现实“不可见”的一面，又在主流现实主义操控的话语之外，展现描述“现实”的不可能性。

　　在其最激进的方面，中国科幻新浪潮继承了先锋文化精神，这样一种精神鼓励人们去打破传统感知现实的方式，去挑战那些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关于进步、发展、经济奇迹、国家、人民的观念。

　　除了大陆的作家，我在此还应提及多位港台作家，因为他们为这个领域做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那些先锋小说（实验小说）作者，例如骆以军、董启章和黄锦树，他们借用异托邦、后人类、身份隐喻，将科幻小说的元素提升到了更复杂的文学实验层次。华语科幻小说会成为下一个被世界读者发现、挖掘、重视的文学金矿。

　　通过编辑一些特刊和组织学术会议，我了解了许多科幻研究学者们的议题。例如，芮安（Adrian Thieret）探讨刘慈欣眼中的世界主义；贺可嘉（Cara Healey）研究科幻小说的跨文类、跨界、跨国性；李桦探索中国科幻小说中政治、环境、意象方面的各种话题；姜靖把晚清科学小说当作现代中国文学的起源，并探讨1950-80年代社会主义科幻小说；纳檀霭孙在出版了论述晚清科幻小说的著作之后，正在钻研民国及共和国早期的各种科学写作；我自己准备将研究延伸到港台作家对科幻小说的改写与变奏。像李广益、任冬梅、梁清散和张丰（三丰）这些学者，已经为这个文类的进一步研究挖掘出了许多重要材料，一些更全面的文献和作品集有望在未来问世。

　　科幻这个文类在持续发展中，新大陆满是奇景。我坚信中国科幻小说将会（或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发展最迅速的亚领域。

　　科幻本身正在经历变迁，它也在不断重塑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解及我们所能展望的未来的可能性。

　　1本文最初为作者在2017年1月费城现代语言协会（MLA）年会的科幻小组所做的引言，后来修改后发表于刘宇昆编译的《碎星星——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译著》（Broken Stars: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Translation, TorBooks, 2019）。中译文根据发表版本译出，并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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