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视野下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流变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lightenment

詹玲

　　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在继晚清和新时期初之后，掀起了第三轮创作热潮。“新生代”作家群的迅速壮大，多部巨著的推出以及科幻文化产业的兴起，使新世纪科幻小说创作呈现出色彩纷呈、生机勃勃的盛景，无论在叙事内涵还是美学建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新的转型趋向虽已受到学界关注，但目前的讨论多为现象的表层梳理，缺乏从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视野进行宏观、深入的思考。比如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转型是怎样发生的？它与之前的科幻小说创作有怎样的传承与裂变？产生了哪些新质？这些新质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科幻小说创作还存在哪些问题？本文拟以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的爬梳为基础，结合新世纪以来的文坛创作状况考察，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晚清至新时期初：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启蒙话语

　　晚清科学小说是中国科幻小说的起始阶段，也是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色彩最为斑斓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在学习、模仿西方科幻小说的基础上，将“知识与真理的话语”“梦想与传奇的话语”①统合一体，开创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两类叙事传统：（1）启蒙传统，又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科学精神启蒙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科学知识启蒙两种；（2）娱乐传统，即在神怪叙事传统、商业化文学时代潮流推动等诸多因素下，为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求，被异化为借科学名义证明神道鬼怪之不诬的猎奇故事，类似于美国软科幻中的“pulp science fiction（通俗科幻）”，如醉农的《桃花依旧红》、毋我的《吾夫》、野民的《仙枕环游记》、枕流的《极乐国》等。

　　由于“五四”时期启蒙精英的大力批判，以及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单纯以猎奇为目的的科幻创作在20世纪20年代后大为减少。及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类小说在大陆几乎绝迹，却在香港的倪匡、黄易等人那里有了传承和新的发展。香港浓郁的市民气息，消费主义的商业社会氛围，成就了武侠、侦探、言情与科幻混合一体的通俗科幻小说。在中国大陆，直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网络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科幻创作的娱乐传统才得以再次重启。因此，在当代中国大陆的科幻小说中，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讨论范围都是一种传统：启蒙传统。

　　晚清时期，尽管在科幻小说应担负起怎样的“新民”功能的问题上，梁启超和鲁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一个重视科学精神，一个强调科学知识，但不管是描绘未来新政治愿景、表达对国家民族未来深切焦虑的社会哲理科学小说，还是“析理谭玄”又让人“不生厌倦”①的科普科学小说，对科幻小说作为“开民智”工具的功利性设定，以及对科幻小说“文学性”的重视等方面，都是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与拥有科技现代性的双重渴望，使得科幻小说的启蒙功能并没有被减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同样是从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上启蒙民众，新中国科幻小说家从苏联科学文艺中学习、借鉴了丰富的经验，与“十七年”的时代环境、政治文化要求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目标，即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关键词的科学精神，涉及农牧医林渔及航空航天诸领域的实用性科学知识，以及新的启蒙对象：少年儿童。内容和对象的规限，对科普功能的强调，再加上文坛不断变换的晴雨色彩，在这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十七年”科幻小说普遍存在话语单薄空泛、形式单一、说教色彩浓厚等弊病。饶是如此，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依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就是建立在极为严谨的科学知识上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浪漫想象，这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但能够获取丰富的知识，还会被明朗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激发献身科学的热情。

　　“拨乱反正”之后的新时期初，中国科幻小说在时代对科学的热切呼唤声中，迎来了新一轮的创作高潮，并出现了“姓科”“姓文”之争。这场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是科幻小说“十七年”传统与“五四”文学启蒙传统之争。“姓科”派作家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如赵世洲、董鼎山、鲁兵等，坚持的是“十七年”儿童化、科普化，以科学乐观主义为主导的启蒙传统；而“姓文”派则由两类作家组成，一是少数意识到科幻文学性缺乏的“十七年”作家，如郑文光、童恩正等，二是新时期初开始创作的作家，如魏雅华、金涛、尤异等，他们向主流文学靠拢，呼吁重返“五四”的启蒙传统。但除了少量作品，如《温柔之乡的爱》《百岁姻缘》《延迟了的婚礼》等关注个体人的自由、解放外，大部分“姓文”派小说，如《珊瑚岛上的死光》《碧岛谍影》《刻着“T.K”的戒指》《“114”号元素的秘密》等，主题都是彰显民族国家话语的敌特斗争叙事。

　　经过简要梳理，不难发现，虽然中国科幻小说启蒙的目标、内容和对象，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时代需求和意识形态需要各有差异，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根本的定位从未变动。这样的启蒙定位，给20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创作造成的最大问题，是科学在小说中作为启蒙工具的存在。不管是强盛中国的乌托邦想象，还是漫游太空的知识讲解，抑或正邪交锋中的武器较量，科学都不过是实现强国目标的工具。那么，工具论的主导，给科幻小说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工具论”主导下的创作流弊

　　（一）科学观的窄化。科学是科幻小说的立足之本，因此，与科学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科学观，自然也应该是科幻创作最核心的思考之一。人类进入20世纪后，科技无节制发展造成的盲目与失控，让技术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尤其是“二战”后的战争阴影，让科学观不再像19世纪那样，以培根、笛卡儿的乐观主义为主导，而是呈现出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交织并存的状态。但20世纪的中国是个例外。从晚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的那一刻起，中国就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惧中，开启了对现代科技的逐梦之旅。无论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发的以学术拯救民族危亡，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政策思想，或者新时期初“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现代化目标，都使得在中国语境中，科技乐观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1949年以后政策的明确导向，使科幻作家不能够，也不允许在创作中进行科技悲观主义的思考和表达，这也导致了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科学观，长时间呈现出单纯的乐观主义色彩，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被大大地简化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合天论”占据主导地位，即将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和自然应该通过相互作用而达到辩证统一”①。“胜天论”作为“合天论”的补充存在。然而，从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科学界“唯科学主义”思潮、“科学大众化”运动，到5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深入人心的“改造自然”宗旨，“人定胜天”取代“天人合一”，成为最主流的自然观，而科学，则是人“胜天”最合适，也最有力的工具。为了凸显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强大威力，科幻小说家们在严格遵循科学定律的基础上，将有限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从想象的内容上看，既有效仿苏联科幻的规模恢宏的改造项目，如沙漠、北极、南极、气象、海底等的改造，也有富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以农、林、牧、渔为对象的小型改造。这些改造无一例外地取得了成功，让未来的人类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地处理成了征服/被征服的关系，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深层次的自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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