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视域下的未来景观消费

于昊

　　在全球化和现代电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新媒体的音/视频传输、未来化智能终端的当下呈现、数据信息的交互融合以及主体亦或“超”主体间的信息数据互动，共同营造出一个全新的带有“乌托邦”意义的场域。以票房收益为主导性因素的电影创作借助“赛博格”“赛博空间”这一极具“诱惑”的景观满足了不同观众观影过程中的欲望诉求。本文拟以一种重新“打捞”的姿态探寻隐匿于科幻电影中所蕴含的对于未来景观的消费逻辑。

　　从《月球旅行记》《大都会》这些早期描绘未来世界的经典影片闻世以来，科幻电影对于未来世界景观的呈现在当下仍作为其影像创作的关键性因素。无论是《月球旅行记》中对于地球、太阳等象征着宇宙空间景观探索的想象性营造，亦或是《银翼杀手》中对于未来城市空间的景观化呈现，科幻电影在影像内容的景观化呈现、末世想象的具象化再现上秉承着一种传承性的叙事逻辑。正如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20世纪60年代中期谈及好莱坞科幻电影逐渐被观众纳入主流观影视野中时说道，“科幻电影与科学无关，它们表现的是灾难，这是艺术最古老的主题之一”。（1）观影过程中，观众在对于未来想象的好奇与恐惧心理的双重情感驱动下，其对于科幻电影的追捧，一定程度上可谓对于未来世界图景浓缩于电影影像中想象性呈现的消费。

　　当我们重新考虑艺术对于灾难的呈现这一最古老的主题时不难发现，苏珊·桑塔格对于科幻电影的概括中抛弃了传统科学层面的呈现，更多是对于“虚构/幻想”这一层面的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及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进步，“人的力量已经与信息技术的力量以及它们的第三代机器相互练习，共同创造出某种并不是人，而是‘人机’难分的系统”。（2）科幻电影这一类型在当下与“后人类”（posthuman）奇观的呈现产生不可规避的勾连。自《银翼杀手》《终结者》系列、《黑客帝国》这些早期经典创造出“后人类”这一迷人题材以来，这个类型的晚近作品已经越来越陷入僵化与重复的俗套之中。（3）

　　一、未来城市的景观消费

　　电影工作者借助计算机图像生成技术（CGI）的发展描绘出极度拟真但并不存在的客观世界/物象，这种虚构的场景和物象即奇观化的仿象。这种仿象带有部分现实生活场景或物象中的基本构成要素，缩短了观众观影过程中的距离感，造就出观众心理上的认同感。由此，在科幻电影中建构起主体活动的多重时空场域。无论是科幻电影还是科幻小说，在对于人类物质实体的超越、对于人类真实生活物理空间的超越的影视/文学文本内容的建构上，多重合力建构起的具有影像真实性与现实逼真性的拟态景观，一方面满足了观众/受众对于未来景观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后人类”奇观与赛博空间/形象的呈现也成为当下科幻电影影像满足受众观看心理的关键。

　　智能化的未来城市景观作为科幻电影中后人类生存的“现实”环境，两者共同构筑的影像奇观作为隶属于科幻电影叙述中的特定“话语”，既保有受众现实生存环境中的现实性因素，也预示了作为想象性景观构建的“未来性”，现实与未来双重作用下的影像奇观则成为受众观影过程中产生心理认同与期待的“症结”所在。

　　科幻电影所建构的虚拟空间景观基于对现实景观实物的数字化再现和电脑技术对于城市空间的仿真化处理。经济全球化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盛行的当下，对于商品的消费在社会语境中起主导性作用。那么，鉴于消费社会愈发严重的对于拟像景观的消费化特征，观众尽情享受着由科幻电影所建构的未来城市景观所带来的疯癫与狂欢。弗朗西斯·福山说道，“当前生物技术的最显著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4）人们在影像消费的过程中，主观隐匿掉了不同阶级间的差异，从而在消费各种符号的象征性价值的同时获得想象性的身份认同。

　　物质实体的客观化存在作为一种手段加深了受众影像消费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影像所建构出的后人类景观借助这种现实实景的扩展手段，将现实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空间向虚拟未来城市空间扩展，这不仅是简单地从现实影像向未来虚拟影像的想象性过渡，它同时实现了后人类景观作为一种消费商品所迎合的观众对于未来城市空间形象的窥视欲。科幻电影中所建构的未来空间景观作为一种被观众消费的商品，往往选择展示与真实生活相似性的瞬间或实物，尽管这种呈现可能是虚构的。观众对科幻电影中所呈现出的绝对虚拟的赛博空间的崇拜与向往，使他们在虚拟的银幕幻想中单纯地认为未来城市景观在持续不断地演绎着充满魅力的神话景观，但对于这种未来景观的无意识沉浸，却极有可能带来对于现实空间、地理、历史甚至是现行政治的终结。而这种沉浸式的消费欲望，则极有可能导致由于对于未来的过分依赖从而产生的对现世的末世恐慌。

　　二、科幻电影中的“赛博格”形象消费

　　机器与人类的结合，一方面拯救了部分因病患而无法满足正常生活的残疾人；另一方面，科幻电影中所塑造的“非人”形象具有超越人类的强化特征。比如，超出常人的行为反应速率、奔跑速度以及思维运算能力等，甚至他们也被赋予了凌驾于人类死亡命运的对抗时间流逝的能力。“对于现代人而言，超脱于现实逻辑的梦与电影所造就的银幕梦境之间具有同质化的效用，即缓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物质、精神双重压力所催生的对于现实生活的生存焦虑、对于社会的恐惧、物质与愤怒等负面情绪。”（5）“非人”的“赛博格”形象的出现，就恰恰满足了观众对于超越自身人类客观物质性局限的渴望。这种另类超现实景观的呈现作为一种景观的堆积，有目的性地建构起了关于科幻电影中此类人物形象的消费逻辑。

　　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仿生学、生物科学、神经科学，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的突变，人类原始物质实体与科技手段结合创造出了人脑与机器内在性融合的产物，“从而打破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界限”，（6）即创造出“赛博格”（cyborg）。对于机器人而言，来源于内在程序的指令传到经由肢体展现出来，可控的行为与指令的有效达到紧密相关。1950年，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所提及的“图灵测试”，“至今仍然是判断人工智能是否成功的里程碑式理论标准”。（7）图灵测试的创造性在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与人格展演之间的联系。帕特丽夏·品斯特曾说，“大脑不再是理性综合能力的极致展现，而恰恰是是充溢着‘谵妄’（delirium）与疯狂（madness）的精神分裂的机器：‘狂野的突触连接（synapticconnections）运转着，就像是一部部生产出新鲜欲望的小型机器’”。（8）人工智能与大脑的结合，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超人”神迹赐予人类，勾画出当下影视作品中具有人类物质实体的“赛博格”形象。而将人类与非人类物种相结合，早在古埃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形象中变已出现，“经过突变、转换和杂交而成的身体——人和动物、昆虫、矿物质或机器结合后的产物——远远早于新近的生物技术，并始终出现在艺术和文学的历史中”。（9）科幻电影作为一处被未来科技、未来社会形象充斥着的实验场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类对于探索自身、打破身体边界，进而超越自身的夙愿。

　　科幻电影中的“赛博格”形象具有消费文化的典型特征，失控与控制被合法地缝合进影像文本的叙事逻辑之中。最引人注目或者说最令观众兴奋的点在于，“赛博格”作为超越时间控制的形象个体，其原本作为机器人的意义被观众进行了主观上的放逐，这一类群体成为一个按照新的欲望生成规则被导演赋予了新的符号所指。“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10）影片中“赛博格”的形象，以一种近乎爆炸的方式侵入到观众的视野中。机械战警作为装置有机械义体的、人脑与电脑具有一定融合度的初级阶段的“赛博格”形象，满足的是观众对于超级英雄的幻想，满足的是对于城市安定有序秩序的美好憧憬，给予了观众缓解现实生活焦虑的想象性策略。人脑与人工智能的连接，使得人脑的潜力被进一步挖掘和放大，而与之相对的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机械化义体与人类肢体的结合使得原有的人类物质实体的存在性被削弱。这种对于人类自身的怀疑，对于未来人是否受控于人工智能下的末世恐惧，仅仅是存在于电影中的虚幻。观众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真实存在的克隆技术的恐慌，对于谷歌提出的机器智能开始有了人类的感知和创意的迷惘等等所产生的现世存在，则在电影的观看过程中体会着相似性的负面情绪，而电影结束后精神上的松弛也成为其观影的对于正面情绪的心理诉求。

　　影像呈现的未来化转向，完全将科幻电影中所建构的“赛博格”形象转变为一种人为可控的银幕幻像，现在已经摆脱了早期纯机械化的机器与人的虚拟连接，以生物科学、仿生学、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赛博格”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虚拟的“非人”进行组合，使得银幕中的虚拟形象既具有人类的常态外在形象，又内在地被赋予了超越现实人类的“超人”特性。这种影像呈现的未来化、拟人化转向，不是单纯地营造出类似于图腾崇拜的装置崇拜，而是一种由数字媒介所带来的以高科技为基础的超现实的高度拟人化的“赛博格”崇拜。“赛博格”形象在科幻电影中的井喷式出现，使其作为一种极具超现实意味的景观堆聚引爆了观众自身对于“赛博格”形象以及“赛博空间”的消费欲望。

　　结语

　　科幻电影让观众身处此时去体会未来的社会图景，从看似“安全”的视点去看待未来的自己。观众在借助未来社会的影像性呈现与现实图景的相似性组成所构建起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于电影中展现的未来景观的消费。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景观最终被“缝合”进“不可见”的消费文化逻辑之中，事实上，它所建构的“赛博格”形象及未来城市景观缺乏一定的现实基础，观众对于末世奇观的猎奇与恐惧、对于“赛博空间”保有安全距离的窥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演对于影片的创作。某种程度上，通过景观化的呈现策略，商业电影再一次完成了其立命之本即票房收益，这种包装精美的文化无意识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观众的审美趣味。

　　（1）Susan Sontag, Gregg Rickmaned.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The science Fiction Film Reader. NewYork: Limelight Editions, 2004， P101.

　　（2）转引自[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1页。

　　（3）姜宇辉《“未来属于幽灵”——在“后人类”的影像之中重拾叙事时间》，《当代电影》2017年第11期，第40页。

　　（4）[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5）于昊《中国梦：寓言化的银幕梦境》，《电影文学》2018年第9期，第5页。

　　（6）王行坤《后人类/人本转向下的人类、动物与生命——从阿甘本到青年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第38页。

　　（7）A. M.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A Quarterly Review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Vol.59, No.236， Oct, 1950, P433-460.

　　（8）Patricia Pisters， The Neuro-Image: A Deleuzian Film-Philosophy of Digital Screen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5.

　　（9）[美]简·罗伯森克雷格、克雷格·麦克丹尼尔《当代艺术的主题》，匡骁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10）[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