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奇迹：科幻文本中的人工智能

王峰

　　科幻文本（包括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人工智能，它们一般被称为机器人，这一点与现实生活不一样。在生活中，任何一种具有复杂性反应程序的电子设备，都能够完成较为复杂的任务而不必时时刻刻进行操作，为它下指令，我们就把它称为人工智能产品，比如扫地机器人。

　　当然，高级一些的人工智能可以达到某一方面极高的成就，比如国际象棋中的“深蓝”和围棋中的AlphaGo，在计算上已经可以战胜人类顶尖棋手。

　　不过，我们心目中的人工智能往往以科幻文本中的人形机器人为典范，他（它）们某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同时具有人的能力和人的外表。这样的人工智能远远超出当前水平，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情况有什么不对，因为科幻毕竟是文学和影视艺术作品，无论怎样，没有人会把小说和电影中出现的人工智能当作真实的情况来对待。当然，话虽如此，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科学研究者在其年幼时期受到科幻文本的激励，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比如依私人公司之力实现太空火箭探索和创造新能源车的马克斯，从小喜欢科幻文本，他总是想着做一些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并为此不惜代价。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这样：科学家们的脑海里闪动着科幻中的人工智能形象，其后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实现它们。的确，科幻文本的长处就在于提供形象，文学通过文字描绘，影视作品通过直接画面“展示”其人工智能的功能，这往往让我们产生一种“现实”的幻觉。因此，当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实现了科幻文本中的设想时，我们常常禁不住欢呼，这一设想早已经出现在科幻文本当中了。

　　这似乎给科幻文本印上了一种奇特的功能：预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的作用。那么，科幻真的具有一种预见性吗？或者说科幻能够预示人工智能的未来吗？

　　一、预测：一个叙事的奇迹

　　科幻作家或者科幻导演当然会对他所处时代的人工智能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科幻创作者不是科学家，科幻文本本质上是叙事，任何一件科幻文本，哪怕它是以追求人工智能方面的神奇效果为主要内容的，这也必须以人的悲欢离合为基本着眼点，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件作品，无论其科学技术上的内容多丰富，都必须以人为基点展开，这是科幻文本的本性。所以当我们看到种种对科幻文本在科学上不靠谱的批评，就会知道它根本不可能切中肯綮，因为在作品中，科技的神奇只要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破绽就行了，科技只是背景，人的悲欢离合才是重心。如果我们将科幻文本中的科技情况独立出来，这就不再是读科幻文本，而是别有用心地运用其中的特殊场景，这就像将一个有机生命送进实验室，以考察其生命活力一样。如果说这样做还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它可以被看作当代文化的一种方式，它通过区分的方式从作品中寻找到科学的影子，并将其与现实科学发展相对照，以发现两者的关联。

　　那么，如何解释科幻文本对科学的先导性呢？柏拉图曾经指出诗人是一种特殊的人，他们借用诗文仿佛能够通晓所有工匠的技艺，其实他们只有一种技艺，就是用言辞来复制出一种技艺的外在轮廓。就此，柏拉图认为诗人在欺骗。①“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②我们借用一下这个观点，但去除柏拉图的价值判断。在科幻文本当中，作家只需要指出科技的外在轮廓就可以了，读者自然会补齐这一轮廓的其他部分和功能，虽然这些功能在当前时代不可能出现。我们可以认为这里存在预测性，但这一预测性不是科幻文本的主要功能，而是一个附加的效果，因此，既不能说科幻具有必然的预测功能，也不能说，这只是一种偶然的符合情况，因为科幻文本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毕竟包含了对未来情况的合理性设想，它是有根据的，只是这一根据的强弱与其描绘的对象内容结合在一起。

　　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科幻是叙事作品，它有两个特点：（1）它是关于未来的猜想；（2）它不是科学的预测理论。关于未来的猜想这一点很少有异议，任何一个科幻文本必然包含着未来的维度，但它也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意想象，而是与科学理论的发展有直接关联，它是对科学理论的合理发挥，需要提醒的是，“合理发挥”一词并不包含任何一种有明确规则的限定，一种科学理论的发挥是否是“合理”的，从来没有一条标准来划定，它总是与故事背景、结构以及科幻新世界的整体构造结合在一起。它看起来与科学有关，其实更多的是与科幻叙事有关。按照奥斯汀的观点，这不过是一种“话语施效行为”而已。“说话者已经完成一项与话语行为或话语施事行为完全不同的行为……我们将把履行这种行为称作是履行一个‘话语施效’（perlocutionary）行为。”③基础性的科学理论也可能是猜想性的，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没有得到证实之前，它是一种得到不少科学家赞同的理论性阐述，尚无实验证明它，一旦它在实际的观测当中被验证了，那么理论的有效性就得到证明，所谓的猜测成分将烟消云散。但是，科幻叙事所运用的科学理论的某种合理发挥却不一样，它从根本上并不包含这样的理论验证要求，甚至说，科幻叙事根本不关心理论验证，因为它所关心的是一种假想的世界情况④，即依据某种还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新理论，建造一个未来的新世界。无疑，这一新世界只能在叙事作品中存在，现实还找不到实现的可能性，毕竟从理论到现实还要经过漫长的科学研究和具体应用。科幻文本与科学理论具有不同的目标，科学理论必须要在实际实验和观测中得到验证，而科幻文本只需要借助新理论的神奇力量，让读者感到新奇和激动，这才是科幻文本的真正目标。科学理论和未来世界方面的神奇不过是为了适应读者阅读需要而进行的内容创作，它虽来自科学理论的启发，但社会阅读以及由之而塑造的社会心理方面的需要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所以我们在科幻文本当中所读到的诸种神奇的人工智能，的确有科学的成份，但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一个读者在阅读中将这样的情景当作真实的，无疑会产生一种天真阅读⑤的特殊意味：因为这样一来，无论是阅读之时，还是掩卷而思，他的心灵都可能受到震动，通过对照现实的匮乏，产生强烈的科学冲动，这也是为什么科幻叙事对青少年心灵产生正面的刺激力的原因。我们姑且不做科幻阅读的刺激作用与科学家科学探索之间关联的分析，因为这既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也可能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关联，而是科学家在自我陈述时对自我形象进行的一种建造而已。但是科学创造一般都是在科幻叙事之后出现的，这一点很可能提高科幻叙事作品的预测声誉，并且引发一种社会观念上的兴趣，认为科幻文本具有某种奇妙的预测作用，这无疑是有其来源的。我们当然知道，科幻叙事的确可能具有某种预测未来的作用，但是这不过是科幻文本的副产品，它的真正用意其实是为了刺激人们的阅读兴趣而创作的，比如克拉克的太空漫游系列，当他醉心于写下详细的太空探索细节的时候，人类还无法做到离开地球。克拉克爵士由于其伟大的幻想力和科学严谨两方面的精妙结合，而成为英国宇航局的一位重要顾问，甚至有一颗天文恒星以克拉克的名字命名，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那些作品当中的精细描绘（依照一种幻想的科学体系，并对其应用做出如此精致描绘，宛在目前，这实在是一种超常的创作力，这也让克拉克成为硬科幻的杰出代表），无疑具有科学上的实际意义，同时也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昏昏欲睡，只能直接跳过。

　　我们经常发现某种人工智能的新发展已经在科幻文本当中出现过了，并且惊叹科幻文本的预测功能，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功能，而是文学叙事与文化阅读中存在的内容时间与现实时间的时间差所导致的错置因果联系⑥，这样的错置联系造成通俗文化中的一种印象：科幻叙事的某种神秘元素导致了它的预测性质，这在文化周刊或网络媒体的各类推波助澜的宣告中比比皆是，虽然这些观念略显做作，但其潜在力量却非常强大，而且在理性阙如或习焉不察之时，往往会接受下来，成为社会文化的正当观念，产生观念上的偏差。这也是对此进行批判反思的重要原因。

　　二、人工智能叙事作为未来伦理难题的预演

　　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未来的期望。从人工智能的工业化进展来看，人工智能主要是对人的单方面或组合能力进行模拟⑦，虽然人工智能现状远远赶不上科幻文本所描绘的高度，但科技的发展在加速度，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快，甚至快到我们还没真正适应一种革新技术带给我们的变化，另一种革新技术已经扑面而来，我们只有在叙事之中，才能提前为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伦理改变做出观念上的准备。

　　人工智能叙事看起来像真的，它总是提前将人工智能带入人的生活和伦理之中。这是一个奇迹——奇迹来临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文化和伦理状况的激荡，而叙事永远蕴含奇迹，并且成为平息这一奇迹的奇妙手段。

　　（一）《人工智能》：终局性想象

　　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以一个机器人小男孩为主线，描述他如何寻找自我的过程，他期盼自己从一个机器小男孩变成一个真正的小男孩，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类妈妈的爱。电影采用了木偶男孩匹诺曹的叙事隐喻，这样做线索清晰，在赢得观众情感方面也可以借助匹诺曹的叙事力量。当然，这样一来，观众在受到线索引领的时候也似乎希望把我们带向一种俗套的玩偶变成小男孩儿的结局。但出乎意料的是，斯皮尔伯格用了一种冷峻的处理方式：机器人男孩一直乞求到海枯石烂，世界变迁，没有任何改变。2000年后，人类消失，只有不断进化的机器人。未来机器人用一缕他妈妈的头发复活了她，但是只有一天的生命。在这一天里，他充分享受到了妈妈的爱，这种爱带给我们观众无限的感动。然而，这样的一种感动却依然是一种廉价的感动，虽然斯皮尔伯格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俗套的大团圆，但是他毕竟使用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结尾以达成一种残缺的团圆结局。按理来说，斯皮尔伯格是一流的导演，他不会缺少安排合理结尾的手段，这样一个结尾很可能反映了他对未来的一种观念：未来不是向人生成，而是人将消亡，向机器人转变。当然这样的一种理解从人的角度来讲有些消极，我们既无法判断这样的未来必然发生，也不能判断这样的未来不会发生，所有关于未来的故事都是叙事，都是一个奇迹连着一个奇迹的叙事，我们只能说，没有这种充满奇迹的叙事，可能根本不会吸引观众。但不管怎样，斯皮尔伯格把结尾放到2000年以后这样的做法受到诸多批评，对于整个剧情来讲更像是狗尾续貂。影片前面部分通过大量细节进行了铺垫，观众已经迫切需要在一个有效的叙述内的时间中看到结局，影片却将解决的时间放到2000年以后，这让前面铺垫形成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虽然整个结局依然让人潸然泪下，但之前的铺垫却变得毫无意义，不能够在叙事上形成一个圆环，还不如悲剧性的结尾更具有叙事上的整体性。而且用2000年后的智能人来完成虚幻的母爱结局，这本身就是一种机器降神的俗套手法，虽然这一手法还有新奇的效果，但它脱离开叙事整体，让人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性。

　　电影《人工智能》探讨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伦理反应和人性想象，最重要的是展现了人工智能的远景格局。这些探讨对文化心态来讲，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它其实是一种练习，虽然这一练习可能跟未来的情景不一致，但是它在我们的文化形态当中植入了人工智能的必要性，增强了对人工智能的熟悉感，让我们在观念中与它共处，这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黑镜》2.1:人或“人”

　　《黑镜》第二季第一集（简称《黑镜》2.1）讨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这是一个传统的死而复生的故事，但打上了新科技的烙印。一个年轻女人玛莎深爱着她的丈夫阿什，但不幸的是，阿什却在搬家的第二天出车祸死了，她陷于巨大的悲痛之中，无法自拔。她的朋友向她介绍一个奇特的技术公司，这个公司能够将她丈夫在社交平台上的所有信息合成，重现阿什。玛莎偶一试用，马上就沉溺其中。最初她使用了对话人工智能，很快，她就升级服务，有肉身、能说话的阿什来到她的身边。这一服务是将她丈夫的声音和所有的心智表现集合到一个有机体上，这一有机体复原了她丈夫的身体，具有相同的外貌、表情、口音、举止，一切皆如其人，但是很快，她就发现，在哪里有点不对劲。这是一个人吗？这是她的丈夫吗？这个“人”拥有她丈夫的外貌，拥有她丈夫的心智，按理说，这就是阿什。但是这个阿什太完美了，完美得像是“表演”。真正的阿什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而这个“人”却是阿什的“完美”模仿者，这就不可避免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他具有所有人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又不能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这样的故事将我们带到一个未来可能会面对的伦理面前：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达到彻底逼真的程度，我们会“使用”他吗？“使用”他之后，我们将它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当作一件商品？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即使玛莎不喜欢他，也不能将他送回到公司，将他销毁，因为如果这样，她就是在把一个具有完整的肉身，具有她丈夫所有的意识和人格的综合体销毁掉了，这一销毁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违反什么，但是，它实际导致的结果将与阿什遭遇的第一次死亡具有同样意义，她怎么能够导致她丈夫的第二次死亡呢？在面对这样一种具有完整人意识的有机综合体的时候，我们对“人”这一定义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此前，我们把“人”定义为一个拥有肉体之躯，并且具有人的意识的综合体，但是，人工智能如果可以通过分解和组合的方式，合成出肉体生命，我们如何区分一个自然生命与一个被造出来的生命和意识的有机体呢？像阿什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可以将这一有机综合体视为阿什的替身，另一方面，又承认阿什已死。死亡是几千年的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大元素，如果死亡可以被替代，人类就拥有了跟死亡讨价还价的余地，而这样一来，既有文化将重新洗牌。我们曾经认为人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生命不能重来，并围绕这一观念建立了所有的文化。如果人可以被复制，这一文化将推倒重来，建设新的文化，而在这一新文化中，我们如何处理复制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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