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语境下的俄罗斯大众文学武玉明（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摘 要：作为苏联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大众文学经历了坎坷的历史命运。

　　苏联文化政策的高度政治化导致了“苏维埃大众文学”的出现，后者将大众文学的教育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到极致。

　　文化工业的官方性使苏维埃大众文学耗尽了体裁审美潜能，最终陷入了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苏联语境；大众文学；意识形态性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288（2013）03-0054-05收稿日期：2012-10-12作者简介：武玉明（1974－），男，山东沂水人，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当代俄罗斯文学。

　　文学史通常是建基于所谓的“高雅文学”或曰“精英文学”的材料之上的，一部文学史往往就是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编年史。

　　然而，这样的文学史观念往往有悖于普通读者对文学的认知：对这些读者来说，还存在着另一类文学，其中被奉为“经典”的是难登艺术殿堂的大众文学作品。

　　这是一个以公式化的通俗书写为文本形态、以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为审美手段、以实现文化消费为创作目的的文学类别。

　　纵观整个文学发展史，大众文学在俄罗斯文学总体进程中曾经发挥过、且继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文学的多层次性已被普遍承认的今天，一部缺失了大众文学的文学史显然是不完整的。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对俄罗斯大众文学在苏联文化语境中的嬗变进行一番探究梳理，以期对多层级苏联文学的再认识有所补益。

　　一19-20 世纪之交，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文化开放格局的形成，俄罗斯大众文学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其表现就是大众读者群体的形成、体裁样式的完善以及职业作家的涌现。

　　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十多年间，尽管大众文学遭受了来自不同文化阵营的批判，但是它依然延继了革命前的蓬勃发展形态。

　　历史地看，这与当时的文学与文化语境有着莫大的干系。

　　首先，文学整体上的勃兴带动了大众文学的创作。

　　十月革命之后，“白银时代”的余辉依然照耀着文坛，尽管文学创作已经开始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它基本上还处于自主发展阶段。

　　此时，文艺思潮的多样性与文学批评的多声性尚未遭到彻底的否定，各种艺术流派林立争鸣，诸文学团体、艺术沙龙也还能自由集会。

　　总体来看，20 年代的俄苏文学依然表现出“百花齐放”的特征，不同文学体裁和风格在这一时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在客观上为大众文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充实了题材与手法的库存。

　　其次，苏维埃初期大众文学的繁荣还肇因于读者社会结构成分的改变。

　　历史上，精英主义的文学观念虽然属于“少数派文化”（弗·利维斯语），但它一直规定着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方向。

　　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将原来处于文学边缘的普通大众推向历史的前台，“下层人”的审美意趣被匡扶为正流，这无疑动摇了精英文学高高在上的地位。

　　拥有了话语权的人民大众要求有自己的文学，要求满足自己的阅读需求。

　　1925 年刊登在《工人读者》杂志上的一篇简评反映了读者阅读取向的这一变化，文章指出，无产阶级读者“更倾向于历险小说①，要求文学有引人入胜、紧张激烈的情节发展”。

　　[1]社会的变革预示了大众文学的兴盛已是势所必然。“大众文学”这一概念在前苏联常常被解释为“为大众的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для масс）（或译“群众文学”），亦当是渊源于此。

　　第三，社会领域的革命带给文学界以变革的激情。

　　时代的急速发展令许多有责任感、有创造力①在苏联文学批评传统中，“历险小说”并非某种具体的体裁，而是多个体裁的合称。在 1968 年版的《简明文学百科》中，历险文学这一概念被用来指称“由历险主题、题材、情节或者母题联系起来的多种文学体裁”。一般来讲，历险小说包括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通俗文学体裁。

　　潍坊学院学报Journal of Weifang University2013 年 6 月Jun.2013第 13 卷第 3 期Vol.13 No.3·54·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迫切地感到，传统的俄国文学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需要找到一种能够表达时代内容、反映“新世界”和“新人”的特殊的艺术形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中间有些人转向研究有着广泛读者基础的大众体裁。

　　在这一点上，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探索尤为可贵。

　　这首先与他们的文学史观有关。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流派的交替不是线性的演变过程，新的流派不是从作为主流的“父亲”那里继承遗产，而是将与“父亲”同时共存的非规范化的“叔叔”的传统树为正流。

　　为了实现新时期文学的创新，必须从处于边缘的、非正典的作品中汲取养分，为此，他们对大众文学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

　　除了理论思考，什克洛夫斯基等人还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探索，写作了戏仿平克顿小说的《芥子气》（与维亚·伊万诺夫合著）等作品，表现出对西方大众文学手法的浓厚的理论兴趣。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许多知名的苏联作家都曾试笔大众文学写作，正如罗伯特·罗素所指出的，“这些年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同路人作家不曾染指侦探小说或科幻作品。

　　布尔加科夫、奥廖沙、卡达耶夫、爱伦堡、莎吉娘、卡韦林、阿·托尔斯泰———这个名单包括了许多已成为或即将成为苏联文学中主要人物的作家。”[2]最后一个原因在于，某些大众文学体裁得到了官方理论家的支持，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部分。

　　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文学界对大众文学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根据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理论，将大众文学列入资产阶级文化而加以排斥，甚至主张将关于平克顿、卡特与乔治勋爵等人的流行小说列入图书馆的“扫荡名单”[3]；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大众文学加以利用。

　　在论争的初期，后一种观点借助官方权威理论家的支持占据了优势地位。

　　布哈林于 1923 年提出“红色平克顿”构想，要求苏维埃作家利用侦探小说在人民中间的普及性来进行国家意识形态宣传。

　　托洛茨基也曾号召作家们写作苏联的科幻作品，他在其名著《文学与革命》中写道，“我们需要能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景来吸引识字的工人和农村无产者的苏联的儒勒·凡尔纳。”[4]在为时不长的时期内，一些作家顺应时代要求，创作了一批历险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

　　这些作品在娱乐读者的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行使着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因此它们在受到底层读者欢迎的同时，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这一时期大众文学的繁荣由于正统文学史的遮蔽而一直不为人所知，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后文学界对大众文学兴趣的增加，大量被从 20 世纪文学史中剔除的大众小说和大众作家随着“回归文学”的大潮重又回到了读者的视野。

　　爱伦堡的《D.

　　E 托拉斯》、卡达耶夫的《铁君主》、《爱伦道夫岛》、别利亚耶夫的《水路两栖人》、《陶威尔教授的头颅》、阿·托尔斯泰的《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等一大批创作于 20 年代的小说，对今天的大众读者而言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一些先前不为人知的名字，如Г。阿列克谢耶夫、Я。阿库涅夫、C.布丹采夫、B.维廖夫金等，为我们再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里大众文学、特别是革命历险小说创作的盛况。

　　同早期的一些大众文学作品相比，这些小说在思想意识、艺术价值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特别是一些“高雅”作家的加盟（如阿·托尔斯泰），更使得20 年代的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呈现出越界融合的趋势。

　　然而，大众文学的高潮并未持续太久，落潮就开始了。

　　1920 年代末，苏联文学中的官方政治话语逐渐被权威化，多元多声的文学传统被人为地掐断。

　　1930 年代初，大众文学终于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文学，各类大众文学体裁的创作在批评界的激烈抨击下开始退缩。

　　即便是曾受到官方鼓励的“红色平克顿”小说也在流行了几年后急转直下，受到文学批评界的严厉批判，被斥之为“文学毒药”（季纳莫夫语）。

　　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许多大众文学作家转向严肃文学创作，更多的作家则从文学生活中销声匿迹了。

　　但是大众文学并没有消亡，而是潜化为文学发展的营养基，它的题材和手法被此后的精英文学创作大量借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文学的发展方向。

　　例如，著名作家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小说中的幻想元素，彼得罗夫和伊利夫讽刺小说中的历险情节，莫不借自大众文学。

　　再如，正像近年来有些学者所公正地指出来的那样，在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也可以发现许多的公式化文学的成分。

　　更有论者指出，这部小说实质上就是一部“典律化的消遣文学作品”[5]。

　　二脱离了世界文学总体进程的苏联文学开始形成封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体系。

　　在 1934 年举行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被确定下来，它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6]。

　　在这一强制规范的影响下，文第 3 期武玉明：苏联语境下的俄罗斯大众文学·55·学创作的思想主旨、题材范围甚至所使用的语汇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一批崭新的文学体裁也由此而被创制出来，如生产小说、农业集体化小说等。

　　与此同时，新型的“苏维埃大众文学”———主要是苏维埃警探小说①和苏维埃科幻小说———也开始孵化成形。

　　侦探小说作为道德教化的最易接受的文学体裁，是社会意识健康的标志。

　　苏联官方文学理论界也意识到，如果群众有阅读侦探小说的愿望，那么这就意味着可以培养他们高尚的审美情操，所以“为了吸引读者大众我们需要有侦探小说”[7]。

　　寓教于乐成为苏联大众文学的主要任务。

　　1930 年代，“苏维埃警探小说”开始萌芽。

　　尽管侦探小说的这种特殊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然而其固有的题材取向和形式特征还是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引起了种种非议。

　　季纳莫夫关于侦探小说是“资产阶级文学体裁”的观点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这无疑使得苏联警探小说在学步之时即已举步维艰。

　　有些作者为了能够发表作品，不得不尽量祛除小说的大众文学形式特征：虽然故事素材、人物形象都属于侦探小说的范畴，但是情节布局却尽量避免与传统侦探小说雷同或相似，情节的紧张性大打折扣，故事的教育意义被过分地抬升。

　　沙伊宁（又译谢宁）的短篇小说集《一个预审员的笔记》即为显例。

　　这种状况直到“解冻文学”时期才得以改观。

　　当时在这一体裁领域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家，主要代表有尤·谢苗诺夫、尼·列昂诺夫、阿·阿达莫夫、舍斯塔霍夫及瓦伊聂尔兄弟等。

　　在他们的努力下，独具苏联风格的警探小说终于形成，并在国家文学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它有机地把西方侦探小说的情节与社会道德探索结合在一起，既充分调动了读者对民警生活和反特斗争的好奇心，又实现了教育人的目的。

　　这一点保证了警探小说广泛的受众面，使得它在此后二十年间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1980 年，著名警探小说作家和研究者阿·阿达莫夫曾这样写道：“侦探小说在我国，正如在西方那样，空前盛行，成为对人的思想、道德以及美感发生影响的最有效的工具。”[8]需要指出的是，此类作品已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以逻辑推理取胜的侦探小说。

　　从主题和内容上看，警探小说主要反映了民警与刑事犯罪分子之间的斗争，主人公不仅要侦破罪案，还要揭示犯罪的深层原因，并坚持不懈的寻求挽救失足者的社会途径。

　　从人物形象上看，警探小说的主人公是以集体形象出现的民警，而不是私人侦探，因为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私人侦探是一个没有可能存在的职业。

　　从创作宗旨来看，老生常谈的扬善抑恶的思想逊位于对社会主义新人的颂扬与美化。

　　塑造爱国爱党、有勇有谋的主人公群像是大多数警探小说共同的创作主旨。

　　除了以上几点，苏维埃警探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最大的不同恐怕还是在于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它秉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正面主人公形象、历史乐观主义激情和浓厚的教育色彩等方面与同时代的苏联官方文学相差无几。

　　俄罗斯批评家切尔尼亚克指出，警探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最为意识形态化的体裁，因为它带有明显的“极权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9]。

　　施耐德曼也认为，苏维埃警探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

　　[10]三科幻小说是在苏联时期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种大众文学体裁。

　　科幻小说的体裁诗学特征为它在苏联的合法存在撑开了一把不甚坚固但却必不可少的保护伞。

　　众所周知，科幻小说以未来为描写对象，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意识，这一点同社会主义文学的宗旨、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不谋而合，因而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科幻小说的发展并未受到遏制。

　　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完善的乐观情绪是这一时期科幻文学的主调。

　　这种基调在别利亚耶夫和阿·托尔斯泰的科幻小说中表现得异常明显。

　　别利亚耶夫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种种科学设想，并力图从技术细节上说服读者。

　　他的作品深受凡尔纳的影响，在科学性和文学性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被批评界称为“第一个也是最好的苏联科学小说作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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