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欣赏REVIEWMASTERPIECES REVIEW31／今朝墨语／今朝墨语回顾科幻文学发展的漫漫旅途，乌托邦文学如一条绵长不断的珠链，在道路中闪烁，它自身拥有特殊而悠久的传统，甚至比科幻文学的历史更为漫长。由于乌托邦文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天然超越了诸多追逐流行、仅提供普通阅读快感的通俗文学作品。在科幻小说力图自我提升与塑造经典时，从来不愿放弃将《1984》《发条橙》这类“乌托邦 - 反乌托邦”主题的小说划入广义科幻小说领地。因为展望未知世界与未来人类发展的种种可能，不管是科学技术上，还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上的变化，都符合广义科幻文学的定义。

　　“乌托邦”一词发端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代表作《乌托邦》。莫尔以远航归来的水手之口，讲述了一个正义、公平、一切公有的美好国度，并借之与英国都铎王朝统治下，“圈地运动”盛行、社会不公、人民罹难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文学方面，《乌托邦》正式开启的传统带来了《新大西洲》《太阳城》《乌有乡消息》《回顾》《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这样一个不断丰富、壮大的西方“乌托邦 - 反乌托邦（也称”恶乌托邦“）”书写体系。

　　中国的乌托邦主题写作既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传统精神源头，也受到了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的影响与感召。在 19 世纪末，中国译介外国作品的高潮时期，1891 年 12 月至 1892 年 4 月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了美国作家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 —1898）a的作品《回头看纪略》——今译《回顾》的节译本。通过这部小说，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广受欢迎，连载的小说很快出了单行本，更名为“百年一觉”。

　　小说描写一个生活在 1857 年的美国中产阶级青年朱利安·韦斯特，由于患有失眠症，每夜需要在地下室经催眠师催眠后才能入睡。某夜长眠醒来，却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百四十三年，而今已栖身于 2000 年的波士顿。通过与利特医生一家的交往，他爱上了利特的女儿伊蒂斯，也逐步融入了这个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未来社会；在这个完美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里，一切依照国家计划分配，货币、银行、私人企业都已经不复存在。小说末尾，主人公在梦中回到 1857年的黑暗现实，以为 2000 年所见只是南柯一梦。当他目睹了 19 世纪人民的苦难、社会的丑恶后，不禁痛心疾首，在未婚妻家的晚宴上抨击社会的种种不公，被愤怒的未来岳父当作疯子赶出门外。

　　而他再从这个梦中之梦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回到了充满人性之光的 2000 年。朱利安深感羞愧与内疚，因为自己对于这个美好的新世界，未曾作过任何贡献。

　　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贝拉米创作中最大的弱点是抹杀了人的复杂性，直接将乌托邦大厦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小说中坚持，只要人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出最好的贡献”，不论人们作出的贡献大小，不同工也完全同酬，以此取消了社会差别。其基础是：“一个人使用同样的力量能生产出超过别人一倍的东西，并不应该因此受到奖励，相反地，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应该受到/ 浙江_赵海虹乌托邦书写——从西方到中国／名作欣赏 MASTERPIECES REVIEW32／名作欣赏MASTERPIECES ／今朝墨语惩罚。”b这种思想，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原初的推动力其实是一致的，也即：清教徒以上帝赋予的天赋尽到自己最大的职责为本分；“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是善行的基础c。而小说的主人公在 19 世纪正是一个清教徒。作者批判了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个人主义，并指出“19世纪名义上是一个基督教世纪，但社会的全部商业制度和生产制度却体现了反基督教的精神”d。可以说，贝拉米用以推动社会进入空想社会的核心精神，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平等与博爱。

　　19 世纪末，处在中国文化变革风口浪尖的康有为受到了贝拉米的感召e，结合《公羊》“三世”说（以“升平世”为小康、以“太平世”为大同）和《礼运》“大同说”创作出中国本土“乌托邦”书写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大同书》f。梁启超在 1920 年成书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大同书》，称之为“火山大喷火”“大地震”g。《大同书》中描述的未来世界，举世一国，取消家族，儿童由政府抚养、教育，成年人为国家服务如服役，老年人由政府养老院照料—— “大同世界”中，关于社会经济运行一节，显然可见贝拉米小说的影子。但《大同书》中进入养老院的社会公民，按照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大小，得到不同的待遇，与《回顾》中构造的“绝对平等”的社会迥然不同，显然还有儒家等级观念的残余。为了完成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康有为对“破家界”作出了最惊世骇俗的设想。

　　他从破除婚姻入手来打破家族的私有性，在大同世界中，不但男女平等，而且男女同服，从外观上尽量抹杀两性的差别；更有趣的设想是，男女不再缔结婚约，而是签下为期一年的同居合同，所生子女也由国家抚养，成年后为国家服务。金观涛教授指出，《大同书》真正的核心是佛教思想h。在宣讲核心观念的甲部，康有为提出的“破除九界”，至“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从语言到思想都有明确的佛教印记。由于《大同书》全稿直至1935年才得以出版，其时中国大地上为实践现实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这样一部出世时当为“大地震”的奇书也就湮没在战火之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0 世纪前期，国人创作的乌托邦主题小说还有蔡元培的《新年梦》、吴研人的《新石头记》等等。在国家遭遇重大历史挫折、旧文化衰微之际，中国式的乌托邦书写“表现为一种穷则思变的文化突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产生的直接源头”i。在这一时期，乌托邦小说是刚刚兴起的中国科幻小说的先锋，但与《大同书》一样，随着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的传入，小说中对大同社会的预想被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所替代，中国式乌托邦书写的第一个高潮期自此式微；因为远离战火纷飞的现实，中国原创科幻小说在这一时期也陷入了沉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向科学进军”“从青少年抓起”的口号下再度蓬勃发展起来的新中国科幻，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科普性和儿童文学性。由于中国的现实正处在对社会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新形态的探索实践期，乌托邦的实践再度令乌托邦的想象相形失色。而西方的乌托邦文学早从 20 世纪20 年代起，就已经转向了《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这样的“反乌托邦”的轨道。

　　西方反乌托邦小说中最著名的有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的《1984》。

　　这三部小说都从新世界中的个体着眼，表现他们的挣扎与绝望。

　　在《我们》里的大一统王国，公民这个概念都不复存在，只有号码，号码们在独裁者“大恩主”的统治下，享受着“数字般精确的幸福”。一统号飞船的设计师 D-503 被地下反抗组织的女战士吸引，产生了爱情；同时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痛苦：“呼唤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号码”，“希望成为一个普通人的身体，而不是国家大机器的一部分”。最后反抗被扑灭，而设计师被用手术方式洗脑，头脑中的刺被拔出，“头脑变得很轻松，空空荡荡”——英国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的科幻名作《发条橙》中用手术方式改造犯罪者，用不道德的身体阉割的方式来使他们成为道德的人，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比《我们》更宏大，作者用生物科学为基础营造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没有痛苦，因为“幸福”是这个社会的最大需要，而为了这种幸福，人类被制造、被分类、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即使产生了什么心理问题，也可以用“唆麻”这种毒品来麻醉自己。为了所谓的幸福，自由和个体性被彻底牺牲了。小说通过一个保留地中的野蛮人（用自然方式生产下来的人）约翰的眼睛来观察福／名作欣赏REVIEWMASTERPIECES REVIEW33／今朝墨语／今朝墨语地世界，他痛恨这种伪幸福生活，希望独自享受痛苦、以自虐来“洗涤罪孽”，却沦为了福地新人们观赏的宠物，最后痛苦自杀。

　　《1984》则撕去了虚伪的美好世界的面纱，小说一开始，读者就直面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独裁社会：一切个体如同机器的部件，而所有人都在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的监视下机械麻木地生活。主人公虽然也曾有过挣扎，最终还是在酷刑的折磨下放弃了自己对美好生活与真挚爱情的追求。由于小说的成功，“1984”已经成为一个固定名词，指代那些泯灭人性的极权社会。

　　1984 年已经过去，全世界的读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小说中的社会并没有成为现实。或许，恰恰因为小说中描绘了那样一种黑暗的可能性，引起了世人的警觉，从而避免了小说描绘的社会成为我们的真实未来。

　　在中国，此时反乌托邦小说的土壤尚未成熟。

　　1978 年 8 月，“文革”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科幻长篇小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一炮而红。此时中国科幻相对西方，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热衷于展望科学和技术的光明前景。这部科普性浓郁的小说对未来社会结构着墨不多，而重点描述新科学技术条件带来的美好新生活，带有明显的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时期，小说掀起了读者的阅读高潮，第一版就发行了一百六十万册！0。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新时期风格各异、主题广泛的各类科幻小说中，“乌托邦 - 反乌托邦”作为深蕴人文价值的重要主题，重新得到了科幻作家的重视，同时也受到了纯文学作者的垂青。

　　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 2006 年出版的科幻长篇《蚁生》！1，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各种热情的评论纷纷见诸报端，不少评论者都认为《蚁生》具有“乌托邦”小说或“恶托邦”小说的特质。故事发生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生物科学家之子、下乡知识青年颜哲从蚂蚁中提炼“蚁素”，作为改变人性、使之无条件向善的核心工具，将自己所在的红星公社改造成一个小小的道德乌托邦。小说以作者上山下乡的真实经历为依托，人物、环境的描写极具真实感，语言生动，人物饱满。在泯灭人性、社会混乱颠倒的“文革”时代，主人公借助科学物质，让农场中的人们逐渐过上了乌托邦式的美好田园生活；其后由于技术故障和与周边整体社会的差异，他们重新坠入理想破碎、生离死别的苦难现实。从恶托邦到乌托邦，又回到现实。

　　这种复杂的双重转换，使《蚁生》突破了常规的乌托邦书写模式，成为一部崭新的人性实验小说。

　　2009 年，香港作家陈冠中以“乌托邦 - 恶托邦”主题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盛世：中国 2013》是“中国科幻小说在盛世危言方面的极致”！2。这篇社会型科幻小说由于与现实太过贴近，产生了令人窒息的真实感与压迫感。小说中 2013 年的中国进入“盛世”期，全民喜气洋洋。但是少数敏感的人却发现，从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到中国宣布进入盛世，其间有二十八天的时间不见了。为了找出这二十八天的真相，闲居北京的台湾人老陈和同路人小希、方草地、陈妙一路追索，发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答案。这个集体的记忆黑洞居然是十三亿中国人潜意识中完成的自然选择。陈冠中借故事中何东生之口提到了《美丽新世界》中让世界公民保持良好心态的毒品唆麻，并将之与小说中N 代的 MDMA 化学品相比。但这部小说远非《美丽新世界》的中国版，陈冠中在小说灌注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深切关注，描述了中国未来道路中的机遇与挑战、危机与梦想。小说因此入选《亚洲周刊》2009 年全球十大小说之列。

　　在中国当代青年科幻作家中，郝景芳的长篇科幻姐妹篇《流浪玛厄斯》与《回到卡戎》则寄托了她对21 世纪人类社会的消费经济、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的交换模式、社会构架方式等重大问题的全景式思考。

　　两部长篇以火星与地球两个互为对照的社会形态构架起一个不完美的科技乌托邦。主人公的语言和思维中，时常可见阿多诺、鲍曼等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思想火花。小说由于过于着力于展现火星乌托邦的方方面面，降低了故事性与情节冲突的烈度，因而也遗憾地影响了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冲击力。然而，这两部长篇却沿袭了《乌托邦》《乌有乡消息》《回顾》这样的乌托邦书写传统，以描述新世界，完成乌托邦社会构架为第一要务。这也使得《流浪玛厄斯》与《回到卡戎》成为新世纪中国乌托邦书写的重要样本。

　　笔者作为中国科幻创作者的一员，也是中国式乌托邦书写的实践者。从 2006 年 10 月发表于《科幻世界增刊》的“世界”系列第一篇《世界》开始，至今发／名作欣赏 MASTERPIECES REVIEW34／名作欣赏MASTERPIECES ／今朝墨语表三篇的系列科幻小说，同样源于对“乌托邦 - 恶托邦”模式的思索。在人类文明由于无限扩张导致了连锁危机，文明主体覆亡的大背景下，科学家洪祖带着他的追随者，以新材料“灵波”，在宇宙深处的类地行星“盖娅”上建构了一个新世界。世界公民在生活中产生的剩余摩擦力都会被灵波吸收，同太阳能共同成为推动世界运转的重要能源。整个社会以此为核心紧密结合起来，公民创造灵波能的多少成为衡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杠杆，也成为一个公平、公正的未来社会得以运行的基础。系列小说从社会的边缘人开始挖掘，揭示这个乌托邦式的新世界潜在的问题，并逐渐进入灵波世界的心脏。系列小说现有的三个短篇对于宏大的世界构建，尤其是对复杂的社会层面的描述，还远远不能覆盖作者的意图，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系列。

　　乌托邦的梦想肇始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对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旧中国国难当头之际，乌托邦小说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勾画了未来世界的美好形象，激励他们构建出中国式乌托邦的社会蓝图。几十年后，发生在中国 20 世纪下半叶的那场失败的乌托邦社会实践，让中国人对看似完美却缺乏稳定基础的空想共产主义产生了警惕。然而，曾经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浩大革命又在人们心中深埋下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就是在这一对深深的矛盾中，今天的中国作家展开了中国特色的乌托邦书写。也许就如陈冠中所说，我们都是“中国式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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