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朋克电影作为科幻电影的一个分支,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朋克文化与电影这种载体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其他科幻无法比拟的特点,同哲学、尖端技术以及新锐的社会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是一个具有极大研究价值的资源宝库。赛博朋克电影中所涉及的人工智能元素和虚拟现实元素及其相关分析看似分散而不相关,其实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那就是现代技术主义对主体、客体的解构及其意义的再构建。
第 28 卷 第 5 期 天 中 学 刊 Vol. 28 No. 52013 年 10 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Oct. 2013收稿日期:2013-04-11作者简介:栗桢(1989―),男,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
关于赛博朋克电影主要元素的哲学思考栗 桢(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摘 要:赛博朋克电影作为科幻电影的一个分支,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朋克文化与电影这种载体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其他科幻无法比拟的特点,同哲学、尖端技术以及新锐的社会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是一个具有极大研究价值的资源宝库。赛博朋克电影中所涉及的人工智能元素和虚拟现实元素及其相关分析看似分散而不相关,其实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那就是现代技术主义对主体、客体的解构及其意义的再构建。
关键词:赛博朋克电影;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哲学思考一、赛博朋克电影综述赛博朋克电影作为科幻电影的一个分支,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朋克文化与电影这种载体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其他科幻类型无法比拟的特点,同哲学、尖端技术以及新锐的社会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是一个具有极大研究价值的资源宝库。
赛博朋克电影缘起于科幻文学,它主要因为与人工智能、赛博空间、黑客、虚拟实境、巨型企业、超级都市、计算机恐怖主义等元素相联系而被识别。人工智能等元素覆盖了 20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科技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几个主要方向,包括控制论、仿生机械、与人类神经系统联系的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以及技术资本垄断和过度城市化。
赛博朋克作品的创作者们面对如此浩瀚的尖端领域,迷失了方向,在作品中随处否定与消解。在赛博朋克作品中,技术主义与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缺点被空前放大,创作者们甚至虚构出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反乌托邦来达到彻底否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赛博朋克作品是保守的,它想通过原地的驻留、反思勒住科技社会这匹飞驰野马的缰绳。所以,它又是批判性的。
部分赛博朋克作品把主题拉向了反向的极端,走向了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而大部分同类型作品则把感情当作了人类最后得以把持的支撑点,希望同科学主义所代表的理性划清界限,从而寻得一片“净土”。这一切共同表现了人类观念在新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碰撞而来的混乱中“漂泊不定”的现状,这是现代人心理疾病的病症与根源。
赛博朋克电影秉承了赛博朋克作品在文学表现上的内容与思想特点,同时通过形式与风格自由多变的镜头语言,更加灵活而生动地呈现了其在视觉表现上融合黑色电影与科幻电影的特点。当代学术界关于赛博朋克电影的研究十分稀少,相关研究更多集中于赛博朋克文学方向上。这里,笔者试图从对赛博朋克影片中时常出现的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这两个主要元素的分析入手,逐步揭示这类影片的具体特点及内涵。
二、赛博朋克电影人工智能元素分析(一) 赛博朋克电影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也许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能使人困惑的技术之一,因为它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通过科学技术揭示智慧的真相,揭开数千年来蒙在“万物灵长”这一王冠之上的面纱。人们制造出了类人的“机器人”“人造人”,仿佛将自己置身于创造万物的“全能上帝”这一角色中,同时也悲剧性地将人之为人的尊严降格为技术的玩物乃至于生产线上的一道工序。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赛博朋克电影中充斥着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神经质似的自傲以及统治角色们的茫然无措。电影《银翼杀手》就很好地表现了这两种心态的冲突,它们分别由两类人代表,其一是尖端机器人制造企业泰勒公司的高层及工程师们,他们掌握着“制造人性”的“权杖”,住在如金字塔般高耸入云的建筑里,将生产出的机器人物品化并君临其上,如独断暴戾的上帝一般。其二则是片中的“复制人”反叛分中图分类号:J90-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5261(2013) 05?0065?05DOI:10.14058/j.cnki.tzxk.2013.05.017栗桢:关于赛博朋克电影主要元素的哲学思考·66·子,他们追求着平等与自由的权力,同时也追求着人性的尊严和多样化。影片的后半部分,反叛分子的头目杀掉了泰勒公司的总裁,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诉说起了自己铭记于心的见闻,那些见闻是独特而令人惊奇的,正如每个个体一样,尽管我们可能同样是从子宫(或生产线上)出生,但个体对自我的自由塑造与自我发展才是一个人的真正尊严所在,而一视同仁的“物化”则是对这尊严最大的贬损,因为每个有心智的个体都是有别于物的主体,都具有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珍贵价值。由此,整部《银翼杀手》可以看作是“复制人”对“人”的意义的一次证明,而夹在两类人中的主角则代表着旁观者或观众的立场,他们对遭遇的一个个事件进行反思。
赛博朋克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元素无不是为了反思在科技浪潮中摇摇欲坠的人性而出现的。几个世纪以前,伟大哲学家卢梭曾就人类的处境发表了著名的言论:“人生下来是自由的,可是处处受到束缚。那些自以为给别人当主子的人,反而比别人更是奴才。”[1]66这句话,如今结合人工智能给人带来的反思,依然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在赛博朋克电影中,人工智能可以是引诱人们走向工业迷幻废墟的女巫,如德国电影《大都会》中出现的女性机器人,作为技术文明的产物却陷技术文明于危险与混乱之中。它们也可以是挽救人性中即将丧失的那极为珍贵部分的使者,如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人工智能》中的主角,将纯真朴实的亲情作为茫茫旅途的终极目的。
它们亦可以成为葬送人类本身的坟墓,如《终结者》系列电影中令人不寒而栗的机器人杀手以及幕后黑手超级电脑“天网”。在它们那里我们感受到的只有冷冰冰的毁灭意志与控制意志,基于控制论的人工智能俨然成了“控制”的主导者,而它们的对象则是其创造者——人类,这“愚蠢”的结果提醒着人们警惕那即将到来的自己的虚骄所酿的苦果。在《终结者》系列电影第二部中,导演特意展示了“天网”系统开发者戴森博士的生活片段,在那里,他是一个专注的技术主义者,研究更高级的技术产物的工作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以至于家人的关怀与羁绊成了次要的附属品。这样一个投身于科技工作的人本身变成了科技的奴隶,他也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忘却个人生活的最终归宿——家。按照这个个例中所蕴涵的逻辑进行推演,即如果将置身于此种生活与工作态度中的主体及其时间加以扩大和延长,那么,不仅是此种生活与工作态度中的主体,全人类都将变成技术(天网)的傀儡。从一个更加抽象的角度出发,《终结者》中的人工智能——天网可以看作是技术主义的化身,而事实上电影始终都没有将天网的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它更像是笼罩在人类天穹上的一张令人窒息的网。天网没有感情,没有家庭,没有对人类本身来说具有价值的东西,它有的只是冰冷的理性思维与残酷的出于效率的控制欲,它的所作所为展示出的便是技术主义社会中人性灭绝的终局。
(二) 人工智能、实践理性与人的自由出于对合理化环境与效率化社会可能导致终极毁灭性后果的恐惧,许多赛博朋克电影创作者将矛头指向了曾在近现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传统,而这种反叛导致的是“自由”本身的虚幻与主体的受困现状。在他们的思想中,只要独裁的统治者一日未被推倒,真正的自由便不会实现,这些统治者曾经是奴隶主、国王、步入歧途的天主教会、资产阶级,现在理性主义也加入了这份独裁者的名单之中。尽管人们对理性主义的反感更多出于其产物——自上而下、统括性的理论体系,规则森严的社会制度以及将工具理性喧宾夺主导致的道德沦丧等,但关于自由与理性的关系的争论却一直是哲学史上有趣的焦点。当代的“朋克”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息息相关,后者是被定义为去中心化、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的。那么对于他们而言,自由或者是顺应自然感情而行动,或者只是人们天真的幻影,自由如镜花水月般虚幻,而宿命才是真实的;前者产生的是我行我素的无政府主义,后者则是悲观主义者的温床。而根据理性主义的一种解释,所谓的“随性而行”才是真正的被奴役,这种情况下,我们受制于一种生物本能的力量,感到自己并非自己意志的主人,而是自然的奴仆。这时,真正的自由则是理性的自律,它与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息息相关。
随着人工智能而来的问题中还包括道德主体判定的难题。道德以及相关的伦理学一直是规范人类行为的重要学科,它受实践理性的支配,一般具有一个价值理论和行为理论。当代道德哲学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大规范伦理学体系的分歧中——功利主义与道义论。功利主义是一种非常接近“科学”的规范伦理学系统,它试图在道德评判中引入统计学等现代科学因素,所以众多的科幻电影都会涉及功利主义的方法与原则。功利主义原则,简言之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必须满足最大群体的最大善。
而古典功利主义者边沁与密尔将善定义为“增加快乐与减少痛苦”,其中边沁将快乐与痛苦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君主”,持有这种最高级别享乐主义观点的他理所当然地将规范伦理学定义为增加最大多数人最大快乐(或减少最大多数人最大痛苦)的学问。这是一种结果至上的伦理学体系,它隐含了这样一条原则,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于是,学术界便出现了这样的结论,假如处死一个无辜的人能维持某地区社会的稳定,那么这样做,在功利主义的框架下便是道德的,因为它顺理成章地减少了该稳定地区的总体痛苦。但显而易见,这样的表述是违背直觉的,在功利主义关于快乐与痛苦的计算中似乎忽略了更为重要的问题。
根据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我,机器人》改编而成的电影《机械公敌》描绘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完全由机器人协调和控制,这些机器人遵循着三大定律: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机器栗桢:关于赛博朋克电影主要元素的哲学思考·67·人必须遵循人类的命令,但不得违背第一条定律;第三,机器人必须自保,但不得违背第一、第二条定律。三大定律中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第一条定律毫无疑问是一种功利主义式的结果论的要求,它以避免伤害为最高目标。
而电影中,将这一逻辑推衍至极致的主控人工智能最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将所有人类软禁起来由机器人如照顾宠物般喂养,在实施这项决定的过程中,任何伤害反抗人类的行为都是可以允许的,因为它是为了更大的“善”,即人类总体避免伤害的必要行为。人工智能的理由是这样的,放任于自由状态的人类似乎有着不可避免的自毁倾向,无数的犯罪乃至于战争仿佛就像细菌一样会无限地繁殖出现,为了从根本上消灭人类对自己可能造成的伤害,它的举动是非常“合理”的。从这部电影中,功利主义的问题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在追寻更多快乐和减少痛苦的过程中,将会冒着失去自由与尊严的风险,而苦乐与尊严孰轻孰重的判断则是区别走兽与人类的标准。
有哲学家曾经质疑功利主义者,根据他们的计算公式,似乎一头好吃懒做的猪比苏格拉底更值得我们向往,因为前者的“快乐值”显然要高于后者。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想做一头猪,因为对人类来说有比快乐更重要的东西。
与功利主义相对,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并以此形成道义论的基础。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基督教、理性主义传统与卢梭思想的综合体。他认为道德作为实践理性的产物应该摆脱感性等偶然因素的摆布,而置身于理性这一终极向导的指引之下。不同于功利主义,康德提出了超脱的“形而上”的道德理论。这套理论包含三条原则:第一,要只按照你同时意愿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原则去行动;第二,要始终把自己以及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同时作为目的,而不仅作为手段;第三,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是道德目的王国的立法者。通过对康德理论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它将如何成为赛博朋克电影中摇摇欲坠的人本主义的基石。
赛博朋克电影中出现的人工智能元素似乎将人的主体地位动摇了,“类人”成了能够从生产线中出现的物品,那么人类本身是否也只是漫长的物质长河昙花一现的客体?当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类生产出跟自己几无二致的“复制人”“机器人”“人造人”时,面对它们,人类似乎已经通过制造客体化的类己物而将自身客体化了,“万能的技术”喧宾夺主地成为了潜在意义上的真正的主体。
人们的虚无感、荒谬感抑或是绝望感便由此而生了,朋克电影的些许特质也就此展现了出来。
现在让我们回过来关注康德道义论对人类行为的说明。第一条原则是普遍化原则,其中普遍法则的惟一标准便是能否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性,由此也体现了理性作为最高仲裁者的作用。第二条原则是最有教益的,它主张人类所有活动都必须将人性作为目的,同时也是核心,时刻提醒着不管从事何种工作的人们不要偏离“本心”。
对于“人是目的”这一观点,康德是这么说的:“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任意使用的,我们必须在他的一切行动中,不管这行动是对他自己的,还是对其他理性动物的,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1]317不仅在科幻电影所描绘的未来世界中,现实社会里也有很多本应作为手段的事物最后成了束缚人类的目的的例子。就如学校将服从校规看得比培育出人才更为重要就是一种可悲的本末倒置,将本应为人类自身福祉服务的科学技术看作人类应该为之献身的终极目的而产生的悲剧性效果更为严重。在康德第三条原则所描述的“目的王国”中,人们通过自我约束建立了真正“自由”的“乐园”,那里每个个体都是主体,都遵循着自我理性所指定的规则,并为了“人”而行动。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个体的独立性与个体间的对等性被置于非常崇高的地位。
然而,在这个“目的王国”中,人工智能是否应该被包含进去则是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按照康德字面意思,“目的王国”的成员应该是所有“理性存在者”,假如人工智能被证明具有理性,那么理论上是应该将其纳入范畴之内的。从这个意义上出发,那些贬低人工智能的人,如《银翼杀手》中的泰勒公司,他们内心中这种变相释放出的“斗争性”也许是另一个需要排除的思想。但实际上,康德伦理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抗拒性,因为将人类置于目的链条的顶端需要的是一种作为“万物灵长”的自尊,这种自尊自动地将具有“心灵”的人类和自然的“物质”区别开来,并按照前优后劣的顺序对待之。所以,遵循道德形而上学的人们并不会轻易地接受机械化的存在为自己道德体系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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