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中关于主体的想象———兼谈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思想文化背景叶愚［收稿日期］2010－11－18晚清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知识转型时期。在这个新知背景下，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晚清小说，直接承担了近代科学知识与理念传播的重任，并以小说笔法展开了对世界和主体的双重想象，其中尤以科幻小说为甚。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谈到晚清科幻小说时曾给予极高的肯定［1］。晚清科幻小说的这种“知识的叙述”，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用”，即科技的想象和叙述；一是关于主体。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2］，独立支撑着步入现代的中国人关于现代民族主体的新体验、新想象。这部小说的特点是采用了很多近乎于神魔奇幻式的想象。曾有学者认为对于灵魂和精神力量的夸张，有着与科技文明不太和谐的因素原因［3］。笔者认为其局限与合理性都同晚清思想文化格局有关。

　　一、新的主体经验与想象《新法螺先生谭》是徐念慈在看过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谭》和《法螺先生续谭》二文之后，撰写的戏仿之作。以第一人称叙事，采用灵魂二分的写法，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方面发展了《法螺先生谭》中飞航月球的情节，而更扩展到水星、金星、太阳的宇宙航程；另一方面则承《法螺先生续谭》地心探险的壮举，而伪托了一段“地底之中国”的情节。以此分枝法将前二部小说译本的情节统合，构思成为一部新小说。

　　法螺先生是新知识催动下所产生的不同以往的形象。他有现代的科学知识，尤为特别的是他首先是一个知识的浮士德式求索者。当然也依稀夹杂着脱胎于中国传统的魂魄意识：如庄子的《逍遥游》中的神游八极、屈原《离骚》中上天入地的求索以及其后文学中游魂意象等。

　　首先，是灵与肉的分裂。灵肉之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多以情为因缘，法螺先生却是受知识之惑。小说的主角新法螺先生自命为深具科学思辨精神之人。因不欲“局局于诸家之说”成为“一学界之奴”，经年苦思现有知识之僵局，终至脑筋缭乱，忘其所以。一日奔上36万尺之高山，正遇上“诸星球所出之各吸力”的交点。在急速的狂风中，法螺先生的肉体和灵魂被震荡分家，从此展开灵、肉的各自冒险，灵魂飞入太空；躯体坠入地心。这很像是《浮士德》开始的部分，只是没有魔鬼，代之以一个玄幻的科学名词“吸引力”。由“情”之幻到“知识”之幻，倒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关于主体的想象的重大变化。

　　其次，是光、热、力三重意象。灵肉两分的法螺先生，将灵魂炼成一“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比太阳还要强万倍。

　　他飞经欧美，光照四处，引起科学界的震惊。但他来到中国时，却失望了。全国人民多酣睡不醒，尽管他竭尽光源也无济于事。这使他感到只有光，没有热难以成事。而他的躯体的地心旅行中，在中华始祖的象征“黄种”那里尽窥中国人的不堪，身感除了发光之外，也应为“声之原”来唤醒国民。小说的第三部分里，法螺先生的灵魂飞入太阳系诸星。又知道热是生物繁殖进化的动力。这里的主体想象处处围绕着中国人的自身弱点而展开。王德威认为这三个意象不仅代表了中国对于西洋科技、中国国民性的总结看法，也是其踏向现代之门的必要物质与精神条件。

　　最后，是神奇的“脑电”。回到地球后，法螺先生的灵与肉复合为一。他发明了一种人体新功能：“脑电”，可以发光发热并能传递信息。他将这种方法教给群众，却引起电信、电话、电灯公司的阻挠，最后不得不离开。

　　对于小说的缘起，徐念慈在《新法螺先生谭》前言中提到了“惊奇诡异”这个因由。这成为了徐念慈写中国式的“吹牛先生历险记”的直接动因，对于新知奇境的好奇，可以看作是晚清科幻在普及科学知识之外的又一个动力。

　　·422·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1.01.031尽管现代科学语境中的灵肉分离，实在奇幻得可以，如前所述，为后世很多评论者所诟病，但这也正体现了晚清科幻小说汪洋恣肆的一面：没有刻板的所谓现代与科学的观念，比之后世作品更为自由，更少禁忌。其实与现当代文学相比，晚清文学虽驳杂、不求正统却生机勃勃，很多地方是后继文学所不敢想象的。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近代对于西方思想接受的过程中，其视野的开放，以及对于精神主体想象的自由奔放。西方许多科幻小说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开阔与自由，这正是科幻想象的灵魂，即在知识终止的地方展开想象。这一点，《新法螺先生谭》的确深得其三味。今天，过于简单的否定，将使我们无法体会当时的知识主体在新知新世界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邪童趣，也因而失去了与他们对话和理解的可能。

　　二、新主体想象的知识基础徐念慈所创造的吹牛大王新形象，开辟了新的中国文学幻想形象。在他的身上反映着与以往迥异的时代背景和知识基础，同西方科幻主体想象也不尽相同。

　　（一）新知识背景下的时代焦虑感1.个体存在焦虑这部小说有很多维新派思想的影响痕迹。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激进维新派思想与之渊源最深。谭嗣同在甲午海战后写《仁学》时的心态便是这样一种压迫感、焦虑感。他在哲学上的怀疑论、相对主义，正是一种价值焦虑的表现。传统儒家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在转型时代受到严重挑战，这代表传统意义架构的动摇，使中国人重新面临一些传统文化中已经有所安顿的生命和宇宙的基本意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由之产生的普遍的困惑与焦虑，就是所谓的精神取向危机。

　　人生的大环境———宇宙，都有一番构想与定义，诸如宇宙的来源与构造、生命的来源与构造，以及在这一环境中生命的基本取向与意义。所以小说里会有法螺先生的上天入地，履历新知背景下的奇幻境界。新的天地既带来奇趣，也带来灵肉两分焦躁不安。天地之大、宇宙之奇，灵与肉分分合合，几经历练后的主体依然无处安顿、难以自适。

　　晚清为解决这一精神层面的危机而寻求唯心主义的支持来建构自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维新人物纷纷走向佛学是最好的说明。对灵魂的倚重也是可以想见的。谭嗣同说：“兼讲进种之学，使一代胜于一代，万化而不已，必别生种人，纯用智，不用力；纯有灵魂，不有体魄。……今人灵于古人。人既日趋于灵，亦必集众灵人之灵，而化为纯用智、纯用灵魂之人。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风，可以住空，可以飞行往来于诸星诸日。虽地球全毁，一无所损害，复何不能容之有”（《仁学》）。

　　而严复一方面怀疑鬼神灵魂的存在，一方面却又肯定了鬼神灵魂的存在。他说：“孔教亦何尝以身后为无物乎？孔子赞易也，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季孙之葬子也’，曰‘体魄则归于地，魂气则无不之’。未闻仲尼以其言为妄诞也。且使无灵魂矣，则庙享尸祭，所焄蒿凄怆与一切之礼乐，胡为者乎？”（《法意》卷二十四按语）。

　　所以，徐念慈的这篇小说反映的是近代知识主体共同的精神与思想焦虑。那些晚清知识分子其实都是在新的知识体系中，无法在天地间安适自我的“法螺先生”。

　　2.种族存在焦虑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发生动摇的同时，中国进入一个以新的西方霸权为主的国际社会。由一个世界中心的地位降为文化边缘与落后的国度，自然产生文化失重感，群体的自信与自尊难免大受伤害。也造成思想的困境与心理的扭曲，一种爱与恨、羡慕与愤怒交织的情结。张灏认为晚清文化转型时的危机意识主要表现为：（1）对现实日益沉重的沉沦感与疏离感；（2）强烈的前瞻意识，投射一个理想的未来；（3）关心从沉沦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应采何种途径。法螺先生呼唤光、热、火，甚至要动用“脑电”奇术拯救沉睡中的国民，由天而入地，由新而入旧，都是源于强烈的种族焦虑。

　　从当时的语境出发，我们可以理解法螺先生的灵肉分裂社会动因以及这部科幻小说中的唯心成分的历史渊源。

　　（二）近代的科学与哲学的基础1.以太说与太空漫游法螺先生之灵魂遨游太空，说他不是神魔幻想，基础是当时盛行的以太说。在古希腊语中以太本义是青天和上层大气。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这个概念，认为自然界中除了火、气、土、水四种元素外，还应存在着以太。17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尔把以太引入科学，提出“以太旋涡说”。19世纪中后期，麦克斯韦以以太为基础，发展了法拉第的场观念。到19世纪未，以太学说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了物理学的一颗明星。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中所有的力和作用都靠以太形成的，物质的最根本属性———质量也可以在以太里找到起源，世界上唯一最终实际是以太。

　　以太说在中国近代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维新人物到孙中山都一论再论。尤其是谭嗣同的《以太说》认为：“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管络而充满一切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嗅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为浪，为力，为质点，为脑气，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生。无形焉，而·522·为万物之所丽；无心焉，而为万心之所感，精而言之，夫亦仁而已矣。”强调了它是无所不在的、运动的。这为徐念慈在1905年幻想法螺先生“孤魂”遨游太空至少提供了说得过去的物理学理论支持。

　　2.“脑电”的近代哲学基础“脑电”打破了唯心与唯物界限算得上奇思异想，但在谭嗣同的理论中也早有铺垫。如李泽厚所说：“谭氏认为‘以太’的‘不生不灭’永远只能存在和体现在以太本身的运动中，‘不生不灭乌乎出，曰：出于微生灭。’它毕竟具有着与现实物质世界密切统一、可以察觉的感觉性的光辉。”这与康有为哲学思想的情况又完全一致，自然观上科学唯物论影响在转入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过渡中，闪烁着这种准泛神论的光彩。谭嗣同一方面固然是把物质（以太）存在神化（仁）了。把物质升华为规律，让规律作为主宰的神而君临万物；但另一方面，这神化的规律（“仁”）又毕竟只能与物质（以太）同在，只能存在于物质之中。其实，“以太”概念的这一双重性特点不但是谭氏而且还是整个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特征之一。

　　《仁学》的独倡心力和对电的演绎与《新法螺先生谭》如出一辙。带有典型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色彩。他说“通人我”、“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常常用无所不在而贯通万物的“电”来比拟和论证“心力”，就因为“电”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所谓“电气即脑”“无往非电即无往非我”，“思入于物，物入于思”。

　　虽然在其世界观中明确承认了客观世界物质性，但谭嗣同又把精神认作是居于人体而能独立存在的如电一般高级的轻巧物质，他把人类的意识看作是一种巧妙的物质的机械运动。他说：“原气之动，其色纯白，其光灿烂，……如云中之电，无几微之不肖。信乎脑即电也。当其万念澄澈，静伏而不可见，偶萌一念，电即某式，某念变某式，必为有法之动，且有一定之比例。”“脑为有形质之电，是电必为无形质之脑”，“电与脑犹以太之表于一端者也”。这段激情加幻想的论述，几乎可以同徐念慈小说里的想象互为表里。中国近代哲学思想中唯心成分和庸俗唯物主义观念，无疑构成了这篇科幻小说中主体想象的哲学基础。

　　三、结论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认为，中国在进入现代的过程中是缺乏思想与物质上的准备的［4］。基于传统农业文明环境到晚清科幻的产生的语境也因此而显得准备不足，而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生是以300年的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基础和近百年的工业发展为积淀的。此种背景下展开的科幻想象必然带有很多今天看来很古怪的时代思想与意识的痕迹。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的主体想象尽管已经足够自由和恢弘，依然在当时的思想谱系中有迹可查。

　　这个习惯了传统农业文明道德思维的古国，在吸收和融合西方知识的过程中有许多难以摆脱的深层思维模式。从这部早期科幻小说中关于主体的想象里面，似乎已经显露出这些问题。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庸俗唯物主义的症结之外，更深层的模式影响在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如徐念慈的知识幻想展开不够充分。遨游宇宙、脑电的传播等更多是借以列子御风般的凭空想象。它所以被称为科幻小说，主要是因为在小说中使用了来自于西方新的科学概念，而不是科学的原理与应用。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巨变环境中典型的“以小常识谈大问题”现象。对这一窘迫的真实含义，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可能是在既有知识体系的不为采信和西学的有待习用，而被迫使用常识知识论为认识工具。徐念慈的小说看来也难逃此桎棝。这是中国人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共同的主体困境。而对于处在历史巨变中的民族主体的科幻式想象来说，科学似乎并非主角，其中对于科学的、知识的焦虑要远远低于对社会的、种族的焦虑。

　　［参 考 文 献］［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8：15.［2］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M］。小说林社，1905：1－2.［3］栾伟平。近代科学小说与灵魂———由〈新法螺先生谭〉说开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3）：46－68.［4］［美］列文森。儒教中国以及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78.（作者单位：吉林工商学院传媒艺术分院）［责任编辑：张树武］·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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