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一章

　　牲口哞哞叫，

　　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闹。①

　　【①　传说基督降生在马槽里。】

　　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至少有关战争的部分是颇为真实的。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我熟悉的另一个家伙确实发过誓，说战争结束后他要雇一批人来干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不过这里我没有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

　　我确实于一九六七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给我的钱（真呱呱叫）再次去过德累斯顿。这地方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城，比戴顿城还空旷。那儿地下埋藏的尸骨一定有好多吨。

　　我是与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一起重返德累斯顿的。

　　我们与出租汽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驱车送我们去屠场，我们当战俘时就被关在那里。司机名叫格哈特·缪勒尔。他说他一度作过美国人的俘虏。我们问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怎么样，他说开始时可怕，因为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而且衣、食、住都不够。但目前情况好得多了。他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房间，他的女儿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已在德累斯顿大火中化为灰烬。

　　就这么回事。

　　缪勒尔于圣诞节寄绐奥黑尔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祝你的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愉快，新年快乐，并希望有朝一日碰上机会，能在和平、自由世界里的出租汽车中再见。”

　　我很喜欢“有朝一日碰上机会”的说法。

　　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本小说花费了我多少金钱，多少心血和时间。二十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回到家里，当时我认为写德累斯顿的毁灭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只需报道我目睹的那些情况就行了；而且我还认为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名著，或者至少可以捞一大笔钱，因为这书的题目很大。

　　不过当时我脑子里关于德累斯顿并没有多少话要讲——横竖不够写一本书。就是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我已是一个饱经风霜，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了，却依然没有多少话要讲。

　　虽然我感到回忆德累斯顿的往事毫无用处，但它却引诱着我非把它写出来不可，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诗：

　　一个青年来自斯坦波尔，

　　对着他的工具自言自语：

　　“你花去了我所有的钱财，

　　又把我的健康毁坏，

　　如今你屁用没有，你这个老蠢才。”

　　而且它还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走在路上撞见了人，

　　他们问我：“请问尊姓大名？”

　　我回答说：

　　“在下名叫雍承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如此等等，周而复始。

　　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这话时，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吗？”

　　“我想是的。”我说。

　　“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你知道我对他们讲什么？”

　　“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斯塔尔？”

　　“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

　　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

　　前两年。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问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发什么财，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很有办法，设法找到了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多年不见的这个或那个朋友接通线路。

　　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

　　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

　　“听我讲——”我说，“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希望有人帮我回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里去看你，我们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回忆。”

　　他的反应并不热烈。他说他记的事情不多，但是他还是叫我去。

　　“我认为处死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书的高潮，”我说，“这是极大的讽刺。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因为拿一只茶壶而在废墟中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

　　“嗯。”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这件事的确应当成为全书的高潮吗？”

　　“这个问题我一窍不通。”他说，“你懂这一行，我可不懂。”

　　我确实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我曾多次拟过德累斯顿故事的写作提纲。其中最好的．或者也可说是最美的一个是写在一卷糊墙纸的背后。

　　这份提纲是用我女儿的颜色笔画的，一种颜色代表一个主要人物。糊墙纸的一端是故事的开头，另一端是结尾，两者中间的全部空白是故事的中间部分。蓝线碰到红线然后碰到黄线，黄线突然中止，因为黄线代表的那个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的毁灭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线条表示的，凡通过它而幸存的线条就出现在纸的另一边。

　　这些线条停止的终点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已结束两个星期了。我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全都列队站在那儿，由俄国士兵看守着，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即将获得释放了。

　　在甜菜地的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国士兵守卫。在雨中进行了战俘交换——一个换一个。

　　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边。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脱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窑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一个傻头傻脑的英国人，牙齿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他还用布包拍打我的脚背。

　　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里面还有一只钟。

　　“这玩艺儿真好。”他说。

　　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奶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把我们养得像个胖娃娃。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

　　我们还有了小孩。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许多往事萦怀，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在深夜里，我妻子上床后，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朋友。“电话员，不知道你能否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我想她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先生，对不起。名单上没有。”

　　“谢谢，电话员。找不到没关系，谢谢。”

　　于足我放出狗或者说放狗进来，谈上几句。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也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对玫瑰花和芥子气的臭味并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对狗说，“你知道吗？你蛮好。”

　　有时我打开无线电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录制的音乐会使我讨厌。

　　我或迟或早地上床，妻子便问我已经什么时候了。她总是想知道时间。有时我不知道，就说：“我说不上来。”

　　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教的可能还是这一套。

　　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

　　我告诉他，这是我战后从大学里学到的道理之一。

　　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我一连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压传信管与支持我们的机构保持联系。

　　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塞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吞没。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是妇女，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

　　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春藤在孔洞里穿进穿出，一根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

　　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被门口的饰边钩住了。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

　　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他妻子怎么说呢？”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怎么说。”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说什么。”

　　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向她讲了。

　　“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间我见过许多比这还惨的事儿。”

　　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怎么公开。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谈起集中营，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

　　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使每个人变得很刻苦。我成了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络员，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阿尔普劳斯村的消防队员，我在那儿买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板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担任巴尔的摩海军对外宣传联络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时，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那的确是个严格的教会。

　　有时他常嘲笑地问我为什么没当上军官，好像认为我干了什么错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这是我们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许多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认为，斯克内克塔迪最好的退伍军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恶战争的退伍军人是真正打过仗的军人。

　　那时我就曾写信给空军，询问德累斯顿空袭的详情：谁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飞机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答复我的人与我一样，是负责搞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的。他说他很抱歉，这些情况仍属绝密。

　　我向妻子大声朗读来信，并说：“保密？天哪——向谁保密？”

　　当时我们是世界联邦分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我想，是电话员吧。我们打电话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与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通过电话两周以后，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总之头一年举行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呵，光阴似箭。①在下名叫雍永森，一个来自斯坦波尔的青年。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我带了两个女孩子与我同往：我的女儿南尼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莉逊·米切尔。她们从未离开过科德角。我们看见了一条河，便得停下来，这样，她们可以在河边欣赏一会儿。她们从未见过这种不含盐份、河床狭窄的流水。这是哈德逊河。河里有鲤鱼，我们能看得见。它们挺大，像核潜艇。

　　我们还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它们从悬崖上飞奔而下，注入特拉华河。要停下来看的东西很多——然后又该往前走，总得催她们走。小姑娘们穿着舞会上穿的白色礼服和黑鞋子，因此陌生人一眼就看出她们多么可爱：“姑娘们，该走了。”我不时地提醒说。于是我们又往前走。

　　后来太阳下山了，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吃了晚饭，然后我便去敲伯纳德·弗·奥黑尔家漂亮的石砌房子的大门。我手里拿着一瓶爱尔兰威士忌，那瓶子就像吃饭时摇的铃子。

　　我会见了他的贤妻玛丽，这本书就是奉献给她的。还奉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汽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玛丽·奥黑尔是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当护士对妇女来说是份好差使。

　　玛丽很赞赏我带去的两个小女孩，让她们与她自己的女孩一起玩，一起去楼上嬉戏、看电视。等孩子们走后，我才意识到玛丽不喜欢我，或许是对这夜晚有什么不快。她的态度客气而冷淡。

　　“你们的房子很好，很舒适。”我说，这房子真是呱呱叫的。

　　“我安排了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谈话，不会受干扰。”她说。

　　“好。”我说，我想象一间隔板套间的火炉前摆着两张皮椅子，两个老兵可以坐在那儿喝酒聊天。但是她却把我们领到厨房。她在铺着白瓷桌面的餐桌旁放了两张直靠背椅。头顶上一只两百瓦灯泡的光线照射在桌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玛丽似乎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手术室，她在桌子上只放了一只杯子，是专给我用的。她解释说，战争结束后，奥黑尔就不能喝烈性饮料了。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奥黑尔很窘，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想到是我惹得玛丽如此恼火。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只结过一次婚。我不是醉鬼。战争期间我也没有陷害过她丈夫。

　　她给自己调了一杯可口可乐，盛冰砖的盘子碰到洁白的小锈钢水池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她又走到别的房间去。但是她坐立不安，满屋子转来转去，把门打开又关上，甚至把家具搬来搬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我问奥黑尔，我说了或做了什么，使她这么不高兴。

　　“没什么，”他说，“你别烦心。这跟你毫无关系。”他一片好心，他在扯谎。这跟我很有关系。

　　我们决定不理玛丽而回忆战争。我拿出随身带来的两瓶酒。

　　我们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又微微一笑，似乎又想起了战时的情况，但是我们谁也回忆不起什么好事。奥黑尔想起在德累斯顿挨炸之前，有一个家伙喝得烂醉，我们只好用手推车把他送回去。这件事也不值得写本书。我回想起有两个俄国士兵抢劫一个钟表厂。他们拉了满满一马车的钟。他们兴高采烈，酩酊大醉，抽着用报纸卷的粗大香烟。

　　我们回忆起来的大约就那么多，而玛丽仍然在弄出各种响声。

　　她最后又到厨房里来调可口可乐。她从冰箱里又拿出一盘冰砖，把它砰的一声丢进水池，虽然那里面已经扔了不少冰块了。

　　然后她转向我，让我知道她多么生气，并且是生我的气。她一直在自言自语，我只听到了她的片言只语：“那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

　　“什么？”我问。

　　“打仗的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

　　我点头表示这是真的。战争期间我们是傻头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

　　“但是你不准备那么写，是吧。”这不是问话，而是责备。

　　“我——我不知道。”我说。

　　“噢，我知道，”她说，“你会假装你是成年人而不是娃娃，然后弗兰克·西纳特拉和约翰·韦恩或别的富有魅力的明星、好战的脏老头会在电影中扮演你们。于是战争看起来简直妙不可言，所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战争。而打仗的将是像在楼上玩的那样的娃娃。”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是战争使她如此气恼。她不愿意让她的娃娃或别人的娃娃死于战争。她认为书本和电影对鼓动战争负有部分责任。

　　因此我举起右手向她保证：“玛丽，”我说，“我并不认为我能完成这本书。我写好五千页后肯定又会搁下来的。如果我真的会写完这本书，我可以向你保证：书中决没有弗兰克·西纳特拉或约翰·韦恩可以扮演的角色。”

　　“告诉你吧，”我说，“我要给这本书题名为《儿童十字军》。”

　　这次谈话之后她成了我的朋友。

　　奥黑尔和我停止了回忆，来到起居室，谈论别的事情。我们很想知道真正的儿童十字军是怎么回事，因此奥黑尔便翻阅他的一本书，法学博士查理·麦凯所著《异常流行的欺骗和大众的狂热》，一八四一年初版。

　　麦凯对所有的十字军都评价很低，他却感到一次儿童十字军比十次成年人十字军其卑鄙程度不小多少。奥黑尔大声朗读下面这段佳作：历史以其庄严的篇章告诉我们十字军参加者只不过是些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动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他们的道路布满了血和泪。但另一方面，传奇文学却夸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最热烈而激情的色调描绘他们的美德和高尚行为，描绘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朽荣誉和为基督教作出的伟大贡献。

　　然后奥黑尔又朗读下面一段：那么这一切斗争的重大成果是什么呢？欧洲耗尽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和两百万人民的鲜血，而一小撮争吵不休的骑士却占据巴勒斯坦百年之久！

　　麦凯告诉我们，儿童十字军始于一二一三年，当时两个僧侣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军，然后在北非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

　　有三万名儿童自愿参军，他们以为是去巴勒斯坦。麦凯说，他们无疑是些被遗弃的、懒惰的儿童，充斥于各大城市，沾染了各种恶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教皇伊诺森三世也认为他们是去巴勒斯坦的，他激动地说：“当我们沉睡时，这些孩子却醒了。”

　　用船把大部分孩子运出马赛港，其中大约半数在船只失事时淹死。另一半到达北非后被贩卖了。

　　有的儿童出于某种误会跑到热那亚去报到，那儿并没有贩奴船来接他们，却有些好心人供给他们吃住，和蔼地询问他们，然后给了他们少量的钱和大量的劝告，把他们送回家。

　　“热那亚的那些好心人可真好哇！”玛丽·奥黑尔说。

　　那天晚上我睡在一间婴儿卧室里。奥黑尔在我的床头桌上放了一本书。这是玛丽·恩德尔写的《德累斯顿，历史，舞台和画廊》，此书于一九○八年出版，前言是这样开头的：我希望这本小书对读者有所帮助。本书企图使英语读者概括了解德累斯顿在建筑上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在音乐上，由于几个人的天才，如何达到今天的盛况；本书还着重指出艺术上几个永恒的里程碑使该城的画廊经常吸引画家到这里来寻求隽永的印象。

　　再往下我读到以下的历史：

　　如今，一七六○年，德累斯顿遭到普鲁士人围攻。七月十五日开始炮击。美术陈列室着火。许多名画被运往柯尼施泰因，但有些已被炸弹碎片严重损坏——特别是弗朗西亚的《基督的洗礼》。而后，庄严的十字架教堂的塔楼——月夜观察敌人动静的瞭望哨，也被大火吞没了。这座教堂后来屈服了。与十字架教堂的可怜的命运相反，圣母院的圆顶虽然遭到普鲁士炸弹阵雨般的袭击，弗里德里克最后被迫停止围攻，因为听说他所征服的要地格拉茨危急。“为了不致失去一切，我们必须到西里西亚去。”

　　德累斯顿遭到的破坏是惨重的。当学生时代的哥德访问该城的时候，他还能看出那一块块糟透了的废墟而感慨说道：“从圣母院的圆顶上我看到散布在这井井有条的城市中心的一块块讨厌的废墟，圣母院看守人在一旁向我称赞建筑师的本领，说他已考虑到这令人不快的情况，把圣母院和圆顶造得坚不可摧。然后这位善良的看守人把四面八方的废墟指给我看，沉思地、言简意赅地说：“是敌人干的！①”

　　【①　此处引用哥德的话，原文为德文。】

　　第二天早上，我和两个小女孩在华盛顿当年渡过特拉华河的地方过了河。我们到了纽约世界博览会，看见了福特汽车公司和沃尔特·迪斯尼①所设想的过去情况，并看见了按通用汽车公司设想的未来世界。

　　【①　美国著名的动画片制片人。】

　　关于现在，我自问自：它有多宽、有多深，我有多少东西能留存。

　　后来，我在衣阿华大学著名的创作讲习班开了两年创作课。

　　我陷入了非常可爱的麻烦，不久又脱了身。我下午教课，上午写作，谁也不准来打扰。我当时在写德累斯顿那部名著。

　　大约就在那时，一位叫西摩·劳伦斯的好人给了我一份写三本书的合同，我说：“好，三本书的第一本是我的那本名著德累斯顿。”

　　朋友们都叫西摩·劳伦斯为“山姆”。我现在对山姆说：“山姆——给你书。”

　　山姆，这本书又短又杂乱，因为关于大屠杀没有什么聪明话好说。人们设想大家都死去，不会再讲什么或要求什么。人们设想大屠杀之后非常寂静，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只有鸟儿除外。

　　鸟儿又说些什么呢？难道对大屠杀就叫叫“普—蒂—威特”之类算完了吗？我曾告诉我的儿子，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参加大屠杀，听到屠杀敌人不应当感到得意和高兴。

　　我还告诉他们不要为制造屠杀机器的公司工作，对认为需要这种机器的人要表示蔑视。

　　如我所说，我最近曾与友人奥黑尔重返德累斯顿。我们在汉堡、东柏林、西柏林、维也纳、萨尔茨堡和赫尔辛基过得很愉快，在列宁格勒也一样。这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看到了为今后我要写的小说构思故事的种种可靠背景材料。其中之一将称之为“俄罗斯的奇异风格”，另一个将是“禁止接吻”，还有“金元大棒”，“如果偶然有机会”，如此等等。

　　如此等等。

　　有一架西德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由费城飞经波士顿，再飞往法兰克福。奥黑尔打算在费城上飞机，我准备在波士顿上飞机。

　　我们于是离开了。但是渡士顿有大雾，没有通话联系，飞机只能从费城一直飞往法兰克福。我在波士顿无所事事，汉莎航空公司把我和其他几个无所事事的人用小汽车送往旅馆，度过了无所事事的夜晚。

　　时间无法消磨。有人玩弄时钟，不仅玩弄电动钟，而且玩弄发条钟。我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就算一年①，然后再颤动又算一年。

　　【①　作者为下文的时间旅行埋下伏笔。】

　　我完全不能这么做。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凡人，我只能相信时钟和年历。

　　我带了两本书，准备在飞机上看的。一本是西奥多·罗斯克的《咏风词》，其中我读到这样的诗句：

　　我慢悠悠地醒来，醒而复睡。

　　于无畏时知命，

　　于不得不去处知情。

　　另一本书是艾丽卡·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赛林纳和他的梦幻》。

　　赛林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勇敢的法国士兵——后来他的头盖骨震裂了。从此以后他不能入睡，而且老听到脑袋里嗡嗡的声音。后来他当了医生，白天给穷人看病，晚上则通宵写怪诞小说。他写道：没有与死亡跳过舞，就不可能有艺术。

　　真理即死亡，他写道，我已尽可能地与它进行过恰当的斗争……与它跳舞，给它饰以彩灯，与它跳华尔兹圆舞……给它披上彩带，使它愉快……

　　时间使他烦扰。奥斯特洛夫斯基小姐使我想起“按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死亡”中的奇异情景，赛林纳想赛止住街上人群的喧闹，他在纸上大声疾呼：让他们停下来……不要让他们再动一动了……喂，让他们站住不动……永远地！……　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消失了！

　　我在旅馆房间里翻阅基甸①圣经，找关于大毁灭的故事。日头出来后，罗得到了琐珥。当时上帝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到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①　基督教旅客团契，它的一个活动是把圣经放在旅馆房间里。】

　　就这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城里住的都是坏人，没有他们，世界还好些。

　　罗得的妻子被劝告不得回头看这些人的家乡。但是她却回头看啦，我感到她这一点很可爱，因为这是非常合乎人情的。

　　她为此被化为一根盐柱子。

　　就这么回事。

　　人们不许回头向后看，我以后一定不再向后看了。

　　现在我已经写完了我们这本关于战争的书，下次可要写一本有趣味的书啦。

　　这本书是一个失败，而且不能不如此，因为它是由盐柱子①写的。书的开头是这样的：

　　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书的结尾是这样的：

　　普－蒂－威特？

　　【①　作者在这儿开玩笑，因为他回顾战争，向后看了，也可能变成盐柱子，但富有人情味。】

　　第二章

　　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随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

　　他是这么说的。

　　毕利在时间上患了痉挛症，无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儿去，而且那行程也未必有趣。他说他经常像新演员一样，感到怯场，因为他从不知道下一步他得表演他生活的哪一部分。

　　毕利于一九二二年出身在纽约州的埃廉市，是那儿一位理发师的独子。他是个样子有趣的孩子，以后又成了个样子有趣的青年——高而瘦，外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瓶子。他在埃廉高中毕业时名列前茅，是班上的第三名，然后在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夜大学念了三个月便应征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战争期间他父亲因为打猎出事而逝世。

　　就这么回事。

　　毕利曾作为步兵参加过欧洲的战斗，并被德军俘虏。他一九四五年光荣退伍后．重新进入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学习。念到四年级时，他与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产所有人的女儿订了婚，而后就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他在普莱西德湖附近的退伍军人医院进行医治。医院给他进行电休克治疗后就让他回家了。他和他未婚妻结了婚，完成了他的学业，由岳父帮他在埃廉市开业。埃廉这地方对从事验光配镜的人特别有利，因为通用锻铸公司就在那儿。每个职工都需要配一副安全眼镜，在进行生产的地方都得戴上它。这家锻铸公司在埃廉有六万八千名职工，需要大量的镜片和镜架。

　　镜架能赚钱。

　　毕利发了财。他有两个孩子，巴巴拉和罗伯特。他的女儿巴巴拉长大后嫁给了另一个配镜师，毕利也资助他开了业，毕利的儿子罗伯特在高中时老惹麻烦，但后来参加了著名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他改邪归正，成了一个好青年，正在越南打仗。

　　一九六八年初，包括毕利在内的一批配镜师包了一架飞机从埃廉飞往蒙特利尔参加国际配镜师会议。飞机在佛蒙特州的糖槭林山顶撞毁，除毕利外全部死亡。就这么回事。

　　当毕利正在佛蒙特的医院里康复时，不料他的妻子却意外地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去。

　　就这么回事。

　　在飞机撞毁后，毕利终于能回埃廉市自己的家里，过了一阵安静的日子。他头顶上有一块可怕的伤疤。他不再重操旧业。他请了个管家。女儿几乎每天到他这里来。

　　后来，毕利事先也没讲一声，便到了纽约市，在广播电台的通宵节目里发表讲话。他大谈挣脱时间羁绊的问题。他还说他一九六七年被一架飞碟绑架，这飞碟是从５４１号大众星①来的。他说他被带到那儿，把他光着身子放在动物园里展览。他在那儿与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结为夫妻，这女人原是地球上的电影明星。

　　【①　音译为特拉德麦多尔。作者在他的另一本小说《泰坦星上的海妖》中说，特拉德麦多尔一字有两种含义：“我们大家”和“５４１号”。】

　　一天夜里，埃廉市晚睡的人听到了毕利在广播中的讲话，其中一个人把这事告诉了毕利的女儿巴巴拉。巴巴拉大为不快，便和丈夫到纽约把毕利带回家。毕利和气地与女儿说，他在广播中的讲话都是真的。他说，在女儿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他被都架走了。他说谁也没有发现他不在，因为他们使他穿过时间的经线，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度过了多年，而离开地球的时间却只不过一微秒。

　　一个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然后毕利写了一封信给埃廉市的《新闻领袖报》，并在该报上发表了。信中描述了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生物。

　　信上说他们有两英尺高，呈绿色，形如铅管。他们用吸盘吸在地上。他们的手臂极为柔软，通常都冲着天空。每只手臂的顶端有一只小手，掌心有一只绿眼。他们态度友好，能见到四维空间。他们为地球上的人只能见到三维空间而感到可惜。他们可以教给地球上的人许多奇妙的玩艺儿，特别是关于时间的概念。毕利应允他将在下一封信中谈谈这些奇妙的玩艺儿。

　　第一封信发表时毕利正在写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５４１号大众星知道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当人死去时，他只是貌似死去。他在过去仍然是非常富有活力的。因此人们送葬时哭泣是很愚蠢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可以看见不同的时间，比方说像我们一下子看到落矶山脉一样。他们能见到所有的时间长存不灭，而且可以见到他们感兴趣的任何时间。我们地球上的人认为时间好似一串念珠，一个紧挨一个，而且认为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幻觉。

　　“当５４１号大众星牛物看到一具尸体，他只不过认为这个死人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但他在其它许多时间却很好。如今，当我听说某人死了，我只耸耸肩，并像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谈到死人时那样讲一句：‘就这么回事’”。

　　如此等等。

　　毕利正在那空房子的地下室的娱乐室里写这封信。这一天是他的管家休息。娱乐室里有一架旧打字机。这东西很笨，与蓄电池一样重。毕利不便把它搬得很远，因此不能在别的地方而只好在娱乐室写这封信。

　　加热器停了。一只老鼠把通恒温器的电线的绝缘层咬破了室内温度下降到华氏五十度，但是毕利一点没注意到冷，他还穿得很单薄。虽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仍然光着脚板穿着睡裤和睡衣。他那光着的脚板都已冻得又青又白。

　　不过，毕利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团火正在燃烧着。毕利认为他把时间的真情告诉人们，可以使许多人得到安慰，正是这一信念使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上面的门铃响了又响。那是他女儿巴巴拉要进来。接着她用钥匙开了门，走过他头顶上那个房间的地板，喊着：“父亲呢？爸爸，你在哪里。”如此等等。

　　毕利没有回答她，于是她几乎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以为要见到他的尸体啦。后来她意想不到地朝那娱乐室望了一眼。

　　“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回答？”巴巴拉站在娱乐室门口问道。她手里拿着当天下午的报纸，上面登载了毕利描述的５４１号大众星上朋友们的一封信。

　　“我没听见。”毕利说。

　　附带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年仅二十一岁的巴巴拉认为他父亲已经衰老了，其实他才四十六岁——他之所以衰老是由于他在飞机失事中脑部受了损伤。她也自认为是一家之长，因为她曾张罗母亲的葬礼，又曾为毕利找了一个管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而且巴巴拉和她的丈大还得照顾毕利商务上的事情，而这方面的事务是相当多的，因为毕利似乎已不再注意这些事了。如此年轻就承担这些重担使她成了一个饶舌的女人。同时毕利竭力想维护自己的威严，想说服巴巴拉和大家相信他不但一点儿不老，而且相反，正专心致志于比商务高尚得多的事。

　　他认为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不亚于给地球上的人配矫正眼镜呢。毕利认为许多的人之所以迷惘、沉沦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他的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朋友对事物看得那样透彻。

　　“别骗我，爸爸，”巴巴拉说，“我很清楚你听到我叫你的。”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只是她的腿和爱德华时代的大钢琴的腿相似。接着她为报纸上登的那封信大吵大闹。她说他正把自己和他的亲友变成笑柄。

　　“父亲，父亲，父亲——”巴巴拉说，“我们拿你怎么办呢？你要逼我们把你送到你妈妈那里去吗？”毕利的母亲仍然活着。她躺在埃廉市边缘被称之为松树丘的老人收容所的床上。

　　“我的信里有什么东西使你这么生气，”毕利问道。

　　“全是疯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全是真的”毕利没有跟着发火。他从不生气，就这一点而言，他是很可爱的。

　　“没有５４１号大众星这么一个行星嘛。”

　　“如果你要问这件事，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地球上看不到它，”

　　毕利说，“从５４１号人众星上也看不到地球它，它们都很小，而且离得很远。”

　　“你从哪儿找来５４１号大众星这么一个名字？”

　　“住在那儿的生物是这么称呼它的。”

　　“哦，上帝，”巴巴拉说，并且转过身来，用击掌表示自己的失败。“我可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吗？”

　　“当然可以。”

　　“为什么在飞机失事之前你从未讲过这事呢？”

　　“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如此等等。毕利说他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一九四四年，远在他去５４１号大众星之前。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与他摆脱时间羁绊毫不相干。他们只能让他洞悉事物目前实际进行的情况。

　　毕利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战时，毕利是随军牧师助理。美军里的牧师助理通常是个可笑的人物。毕利也不例外。他对伤害敌人或帮助朋友都同样无能为力。

　　实际上，他没有朋友。他是牧师的随从，不指望提升或获得奖章，也不背枪，温顺地信仰那位可爱的基督，而大多数士兵对基督感到非常讨厌。

　　毕利在南卡罗来纳州进行军事演习时，曾用防水的黑色小风琴演奏他童年时就熟悉的赞美歌。小风琴上有三十九个键盘和两个音柃——人声音栓和音节栓。毕利还负责保管一个手提祭坛——附有叠进式腿架的草绿色的公文箱。箱上衬着深红的长毛绒，长毛绒上镶着一个铝制的十字架和一本圣经。

　　祭坛和小风琴是新泽西州坎丁市一家真空吸尘器公司制造的——据说是这样的。

　　有次进行演习时，毕利演奏《强大的堡垒，我们的上帝》，这个歌子由约翰·塞巴斯蒂安·贝奇作曲，马丁·路德作词。这是星期天早晨，毕利和牧师在卡洛林纳山旁召集了大约五十个士兵，来了一个有裁判的演习。不一会到处都是有裁判的演习，他们说在这演习的战争中谁取胜，谁就算活着，谁失败，谁就算死了。

　　有裁判的演习带来了有趣的新闻。一个假想的敌人从空中假想地发现了这些集合起来的人群。于是他们都假想地死去了。这些假想的尸体笑了，并且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若干年后毕利想起这件事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边假装死边吃饭的情景，他们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同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一样的。

　　演习快结束时，毕利因紧急事件部队批准他立即请假回家，因为他父亲，纽约州埃廉市的理发师在狩猎逐鹿时被一位朋友开枪误打死啦。就这么回事。

　　毕利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接到命令要他到国外去。在卢森堡作战的一个步兵团的指挥连需要他。这个团的牧师助理于执行任务时丧了命。

　　就这么回事。

　　毕利到团里时，这个团正在著名的突击部战役中遭到德军歼灭。毕刹永远没见到他准备前往协助的那位牧师，也没有领到钢盔和军靴。此时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正值德军发动最后一次强大攻势之际。

　　毕利幸存了下来，但是他迷惘地徘徊于远离德军新战线的后方。三个不那么迷糊的流浪汉允许毕利尾随在他们后面。三人中两个是侦察兵，一个是反坦克炮手。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地图。

　　为了躲避德国人，他们需要在万籁俱寂的乡间走着，饿了就用雪充饥。

　　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侦察兵，他们聪明、文雅、安静，身上背着来福枪。随后是反坦克炮手，他身体笨重，呆头呆脑，为了警戒德国人，一只手中拿着一支零点四五英寸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匕首。

　　最后一个是毕利·皮尔格里姆，他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他的样子反常得可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统军靴。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统民用鞋，那还是他为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这不自觉地高一脚低一脚的舞步使他臀部的关节隐隐作痛。

　　毕利穿着一件薄薄的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衬衫和一条粗毛料裤子，他长长的衬衣已浸透了汗水。四人中唯有他蓄着胡子，一簇乱蓬蓬的硬胡子。有些硬毛已发白了，虽然他只不过二十一岁。他的头也秃了顶，寒风和剧烈的运动使他满脸通红。

　　他那样子根本不像兵，倒像一只肮脏的红鹤。

　　在他们流浪的第二天，当他们走过一条狭窄的砖头路时，有人从远处向他们四人开枪，放了四枪。第一枪打的是两个侦察兵，第二枪打的是那个叫罗兰·韦锐的反坦克炮手。

　　第三颗子弹打的是那只肮脏的红鹤。当那致命的子弹嗡地一下擦过他的耳朵时，他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中间。他彬彬有礼地站在那儿，让那个射手又打了他一枪，这是因为他对作战规则作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应该给射击手开两枪的机会。第二枪离毕利的膝盖头只几英寸远，从声音上听起来好像足打的一连串子弹。

　　罗兰·韦锐和侦察兵已安全地躲进一个壕沟，韦锐对毕利大吼“离开马路，你这个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一九四四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毕利听了感到既新鲜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骂过，但这句话发生了效果，他听了清醒过来，并离开了马路。

　　“还是保你的命吧，你这个小笨蛋。”韦锐在壕沟里对毕利说。

　　几天来他一直在保毕利的命，咒骂他，踢他，打他耳光，拽他走。对毕利残酷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毕利对保全自己的性命无所作为毕利想就此罢休。他又冷又饿，不知所措，无能为力。他已是虽醒犹睡，虽行实止，到第三天上，他仍然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仍是走了站，站了走。

　　他希望谁都别管他。“你们别管我，只顾朝前走吧。”他一再这样说。

　　韦锐与毕利一样，是首次上战场。他也是顶替别人的。作为炮兵队的一员，他曾满腔怒火地帮着发射一颗炮弹——是从一座五十七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筒里发射的。炮弹在空中发出开拉链似的吱吱声。一条二十英尺长的火舌舔着雪地和树木。火苗所到之处留下了黑色箭头，正好向德国人指出大炮隐蔽的地方。而这发炮弹并末击中目标。

　　那没被击中的目标是一辆虎式坦克。它转动着它那八十八毫米口径的大鼻子嗅着。它看到了地上的箭头，于是开火啦。炮兵队的人除韦锐外全部报销。

　　就这么回事。

　　罗兰·韦锐只有十八岁，刚结束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度过的不幸童年。他在匹兹堡是一个并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呆笨，肥胖，平庸，而且不管他怎样洗来洗去，总洗不掉身上那股咸猪肉味。在匹兹堡别人常常对他感到非常乏味，谁也不愿与他为伍。

　　韦锐感到别人不理他很不是滋味。当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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