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记忆的小径

MikeResnick

　　格温多林把手指插到她的蛋糕里，拔出来，开心地吮吸一下。

　　“我喜欢过生日！”她兴奋得咯咯笑着。

　　我弯腰过去，把她下巴上的奶油擦掉。“要做个干净的小姑娘。”我说，“你可不会愿意在拿到礼物前还得去洗个澡。”

　　“礼物？”她激动得重复道，眼睛死死盯住那个盒子，漂亮的缎带在上面打了个大大的结。“现在到礼物时间了吗？到了吗？”

　　“是的，到了。”我回答。我拿起那个盒子，递给她。“生日快乐，格温多林。”

　　她迅速撕开包装纸，把卡片扔在一边，拆开盒子。旋即爆发出幸福的尖叫。她取出那个绒布娃娃，宣布道：“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一天！”

　　我叹了口气，努力忍住泪水。

　　格温多林八十二岁了，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她都是我的妻子。

　　我不记得肯尼迪被枪杀的时候我在哪里，也不记得世贸中心在两架飞机的撞击下倒塌时我在做什么。但我记得我得到坏消息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分每一秒。

　　“有可能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卡瑟曼医生说：“阿尔茨海默症只是各种老年性痴呆症中最为人所知的一种。我们最终会找到到底是哪种老年性痴呆，很毫无疑问的是，格温多林正遭受某种老年痴呆。”

　　这不出人意料，毕竟，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对才让她来接受检查的，可这依然让人震惊。

　　“有治愈的可能吗？”我问，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

　　他伤心地摇了摇头。“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延缓病情。”

　　“我还剩多久？”格温林多问。她僵硬着脸，下巴一动不动。

　　“生理上，你很健康。”卡斯曼说，“你应该还能活十到二十年。”

　　“再过多久我就认不出人来了？”她坚持问道。

　　他无助地耸了耸肩。“因人而异。一开始，你感觉不到什么变化，但很快就会被觉察出来。可能不是被你觉察出来，而是被你周围的人。而且这并不是线形发展的。某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无法阅读了，然后，或许两个月以后，你看到了什么新闻标题，或饭店里的菜单，就像今天那样轻松地看懂了它们。保罗会非常开心，以为你又恢复了阅读的能力，然后他会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切，但这却不会维持太久。再过某一天，或是某一小时，某一星期，阅读的能力会再次消失。”

　　“我会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这可能是唯一的好处了。”卡斯曼回答，“你现在知道即将面对什么，但一旦病情发展，你会对自己认知能力的丧失越来越没感觉。很自然的，开始时你会很难过，所以我们给你用抗抑郁药，但你终将不再需要它们，因为你不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更多的认知能力。”

　　她转向我。“对不起，保罗。”

　　“这不是你的错。”我说。

　　“我很难过你不得不看着这一切降临到我身上。”

　　“我们一定能做些什么的，通过某种方法去战胜它……”我低声说着。

　　“恐怕并没有。”凯斯曼说，“他们说当你知道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会经历几个过程：先是不相信，然后愤怒，然后自哀自怜，最后接受。老年痴呆和死亡可能不一样，但最终，你所能做的依然是接受它，并学着如何与之相处。”

　　“还有多久我就会因为保罗不能独自照顾我而被送去……不管送去哪里。”

　　卡斯曼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不清楚。也许五六个月，也许两年，也许更久。这得看你。”

　　“看我？”格温多林说。

　　“当你变得越来越像个小孩，你会对自己不再知道或不再认识的事情充满好奇。保罗告诉我你一直很有探索精神的。当他在睡觉或忙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老老实实坐在电视机前吗？或者你会不会想要出去走走但忘了该如何回家？你会不会对厨房里的所有按钮感到好奇而都按一遍？两岁的孩子不能打开门也不能够着厨台，可你行。所以我说，这得看你，没人能够预测出来。”他停顿了一下，“而且可能会情绪暴躁。”

　　“情绪暴躁？”我重复道。

　　“一半以上的病例都是这样。”他回答，“她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情绪暴躁。当然你是知道的。可你无能为力。如果真这样，我们会开些药给你。”

　　我很沮丧，甚至想到了死，可格温多林转向我说，“好吧，保罗，看起来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得让生活充实一些了。我一直想去加勒比海玩一圈。回家的时候得先去一下旅行社。”

　　面对人类所能承受的最可能的消息，她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感谢上帝，让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但我也诅咒上帝，他带走了我爱的女人的灵魂，而我还没来得及做完所有想对她做的事情，说完所有想对她说的话。

　　她过去很漂亮，现在依然如此。外表的美渐渐褪色，但内心的美永久不变。六十年来，我们一起生活，一起相爱，一起工作，一起娱乐。我们心意互通，我们比了解自己的口味更了解对方的口味。我们也有过争吵——谁能避免呢？——但我们每次都能在睡觉前就和好如初。

　　我们生了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越南战死，另一个儿子和女儿一直相互保持紧密联系，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他们生活在几个州以外。

　　渐渐的，我们的社交圈也变小了，我们是对方需要的全部。而现在，我即将看着我深爱着的她一天天远去，直到只剩下个躯壳。

　　旅行很愉快，我们还一路坐火车去了牙买加中部的朗姆酒厂，在迈阿密待了几天再飞回家。她看起来是那么正常，和平时一模一样，我甚至开始怀疑卡斯曼医生会不会诊断错了。

　　但很快，噩梦开始了。没什么事情是找不到借口的，你可以说这些事情以前都可能发生过，但病情的确开始显现。某天下午，她把一块烤肉放到微波炉里，晚饭时候，我们发现她忘了开微波炉。两天后，我们一起看《马耳他猎鹰》，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但她却突然不记得谁杀了汉弗莱·博加的搭档。她觉得那是雷蒙德·山得勒。可这是她多年来一直喜欢的作家的名字。除了情绪暴躁，卡斯曼医生预言的每件事都发生了。

　　我开始检查她的药。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其中三种药一天要吃两次。她从来没有少吃过一次，但不知为什么，剩下的药片数量总是不对。

　　我有时提起某个人，某个地方，某件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可三次里有一次她会反应不过来。我说那是因为她已经把它们遗忘了，她很难过。不到一个月，三次里两次都记不起来了。然后她也不想看书了。她抱怨说眼镜不好。于是我带她去验光，验光师给她做完检查后告诉我们，她的视力和两年前来检查的时候一模一样。

　　她一直在努力，做填字游戏，数学问题，一切能让她保持思考的事情来刺激大脑。但每过一个月，字谜和数学题都得降低难度，每过一个月，她做出来的题目都比上个月少一些。她还是很爱听音乐，还是很喜欢喂鸟，看着它们飞来争食。可她却不再能跟着旋律哼唱，不再认得出鸟的名字了。

　　她从来都不让我放枪在家里。她说，宁可让贼把东西偷光，也比在枪战中被打死好。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们两个才是最重要的。六十年来我都遵照她的意思。可现在，我出去买了把小手枪和一盒子弹，锁在抽屉里。我担心有一天她会连我都认不出来，到那时，我告诉自己，我要先一枪打死她，然后再打死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做不到，杀自己可以，但要杀这个比我生命还重要的她，我做不到。

　　我是在大学里认识她的。她是个优秀的学生，而我只是个不那么成功的橄榄球三分卫，篮球替补前锋，高大强壮但是木讷。可她还是发现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在校园里我一直注意着她——她那么漂亮，怎么可能不让我注意呢——可她总是和那些聪明的人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交集。我第一次约她还是因为一个兄弟和我赌十美元说她肯定不会给我机会。可不知为什么，她答应了。未来的六十年里，我都不愿意和她分开。有钱的时候，我们一起花，没钱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开心，只是生活简朴一点，外出旅行少一点。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把他们送去外面的世界，看着其中一个死去，看着另两个远走他乡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重新回到最初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

　　而现在，每一天每一秒，她都在慢慢消失。

　　一天早上，她锁了厕所的门却忘了怎么开开它。她惊慌失措，听不到我在外面告诉她该如何做。我拿起电话，正要叫消防队，她却突然出现在我身旁，问我为什么打电话叫消防队，什么东西烧起来了吗？

　　“她完全不记得把自己锁在里面了，”我向卡斯曼医生讲那天的事情，“她一下子就不会开锁了，三岁小孩都不如，然后，她又突然打开了那门，一点不记得刚才还不会开锁呢。”

　　“病情就是这么发展的。”他说。

　　“再过多久她就不认得我了？”

　　卡斯曼叹了口气。”我真的不知道，保罗。你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最稳固的，所以有可能她到最后才会忘掉你。”他又叹了口气，“这可能需要几个月，几年，或者就是明天。”

　　“这不公平。”我呢喃道。

　　“没人说这公平。”他回答，“她在这里的时候我给她做了检查，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她的身体很好，心脏和肺都很健康，血压也很正常。”

　　她的血压当然正常了，我痛苦地想道。她可不用在散步的时候老是想着那个共度一生的人不再认识自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想到她在散步的时候什么也想不了，我错了，当她的思想和记忆越来越快远离自己的时候，我却在同情我自己。

　　两周后，我们去超市购物。她走开去拿点东西——是冰淇淋吧，我想——等把需要的东西都拿好后，我向冷冻食品区走去，可她不在那里。我看了看周围，检查了附近的几个过道，都没找到她。

　　我叫了一个服务员去看看女厕所，还是没有。

　　我渐渐承受不住，开始惊慌失措。当我正要去停车场找她的时候，一个警察把她带进了商店，非常轻柔地拉着她的手臂。

　　“她晃荡地在找她的车，”他说，“一辆１９６１年出的纳什漫步者。”

　　“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用那辆车了。”我说，然后对格温多林说：“你还好吧？”

　　她脸上淌着泪水。“对不起，”她说，“我不记得我们把车停在哪里了。”

　　“没事的。”我说。

　　她不停地哭，告诉我她又多难过。很快大家都在看我们了，超市经理过来问是不是需要带她去他办公室坐一会儿。我向他表示感谢，还是那个警察，但决得她最好赶紧回去。于是我带她出去，开着那辆我们开了五年的福特车回家了。

　　我们到了车库，走出车的时候，她站住了，看着那辆车。

　　“真是辆好车啊，”她说，“谁家的？”

　　“科学家还不能肯定，”卡斯曼医生说，“但认为一定和贝塔淀粉样蛋白有关，在阿尔茨海默症和唐氏综合症患者里都发现含量过高。”

　　“你们就不能取出它吗，或者弄点东西来中和一下？”我问。

　　格温林多坐在椅子上，看着墙，就好像我俩远在千里之外。

　　“如果有那么简单，他们早这么做了。”

　　“是种蛋白。”我说，“那么是来自于某种食物了？有什么东西是她不该吃的？”

　　他摇了摇头。“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可这种是生命必不可缺的。”

　　“是在脑里的吗？”

　　“一开始是在脊髓液里。”

　　“好吧，那你们就不能把它抽出来？”我坚持问道。

　　他叹了口气。“当我们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它会在脑里形成斑块，而一旦开始形成，就无法逆转。”他疲倦地停顿了一下，“至少目前是无法逆转的。总有一天能够治愈。很快科学家就能延缓恶化，我想很可能过二三十年就行。甚至某一天能在胚胎时期就监测出贝塔淀粉的失衡，并在子宫里矫正完毕。正在一步步前进。”

　　“但格温多林是赶不上了。”

　　“是的，格温多林赶不上了。”

　　慢慢的，过了几个月，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她不再看书，但还时不时地看看电视。她最喜欢儿童节目和动画片。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会听到我爱着的那个八十二岁女人在跟着米老鼠俱乐部唱歌。我觉得如果电视台一直重播的话，她也会一遍遍地一直看下去。

　　我担心的那一刻在某个早晨终于到来了。我在准备她的早餐——一种她在电视广告里看来的谷类食品——然后她抬头看着我，我能感觉到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哦，她没对我感到害怕，也没对我感到好奇，可就是完全缺少那种熟悉的感觉。

　　第二天我把她送进了专门的老年痴呆看护所。

　　“我很遗憾，保罗。”卡斯曼医生说，“但这是最好的选择。她需要专业的护理。你已经瘦了，睡眠不足，动作迟缓。谁喂她吃，谁帮她清洗，谁给她吃药，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

　　“是的，可这对我不一样。”我生气地说，“他们把她当个婴儿！”

　　“她就像是个婴儿。”

　　“她已经在那里两个星期了，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想要——真心想要——和她交流。”

　　“她已经说不了什么了，保罗。”

　　“她有话要说的，”我说，“一定在她脑里某个地方。”

　　“她的脑子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卡斯曼说，“你得直面现实。”

　　“我把她送去那里太早了，”我说，“一定有某种方法能和她交流。”

　　“你是个成年人了，除了外貌，她就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卡斯曼轻轻地说，“你们没有共同语言了。”

　　“我们有共同的一生！”我猛地说道。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站起身，径直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觉得依靠卡斯曼是死路一条，我开始拜访别的专家。可他们和我说的都差不多。其中一个甚至还带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他们在对贝塔淀粉样蛋白和一些别的东西进行各种化学实验。有很多鼓舞人的进展，但还没能快到足以治愈格温多林。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
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