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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社的总编辑要我参加一次“历史和未来的考察飞行”，去访问十七世纪封建时代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时代法国的“理性法庭”和二十一世纪初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实践法庭”。1978年5月，我登上了能作跨时代飞行的R-1001巨型飞艇，踏上了考察飞行的航程。

　　1633年，R-1001巨型飞艇在意大利降落。在罗马，宗教法庭的枢机主教格鲁利法官，邀请我旁听审讯一桩重要的宗教案件。站立在法庭被告席上的，是意大利一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伽里略。正当意大利人民纵情欢呼他的伟大科学成就时，他却因为宣传地球绕太阳旋转，触犯圣经而被传到宗教法庭上受审。

　　伽里略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了我。一天，未经教会和宗教法庭的许可，我私自拜会了伽里略，把近三百四十多年来天文学的新进展告诉了他。伽里略静心地倾听着，他愁苦的脸舒展开来了。

　　为了维护教廷的绝对权威，教皇和主教们决定从严审判。在严刑拷打下，风烛残年的伽里略终于屈服了。宗教法庭的审判过程，使我十分震惊。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真理并不在宗教法庭那些枢机主教一边，而在伽里略的一边。但是在猖獗的宗教反动势力面前，真理已经被宗教扼杀了。当我迈步走出法庭时，我猛然看到，在这扼杀真理的宗教法庭大门的石板上，雕刻着几个黑色的大字：“圣经，这就是我们法庭的真理”。

　　经过整整三小时的飞行，我于1755年来到了法国。我打开询问器开关，向电脑系统了解“理性法庭”的情况。询问器回答道，在这里不仅有一幢宏伟庄严宫殿式的建筑—“理性法庭”，而且聚集着许多著名的“理性法庭”的大法官，为首的是61岁的伏尔泰，此外还有狄德罗、卢梭和孟德斯鸠等。我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月，多次参加了伏尔泰他们的“哲学谈话”，他们总是猛刺地摔击法国故活、宗数和社会上的种种黑暗，提出改革国家的种种方案，我觉得伏尔泰等人没有一个象法官。与此同时，我访遍了大街小巷，始终世没有找到什么“理性法庭”。在失望之中，我决定乘飞艇飞往2009年的中国。

　　在飞行途中，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论述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著书立说，高谈阔论，正是对一切他们认为非理性的东西一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有力揭露和深刻批判。在那些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已经代替了圣经和教义，成为他们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和尺度。所谓“理性法庭”就是用“理性”来“审判”一切。此时，我感到心安理得：我不必再花时间去四处寻觅“理性法庭”了。

　　飞艇无声地在2009年的北京市降落了。在北京市人民法院的门口，我出示了《光明日报》记者证，接待我的法官告诉我：“这是过时的证件，从2004年开始，《光明日报》已改名为《光明时报》，每天出版两次。”经过一番解释，法官才表示谅解。可是当我开门见山地提出，要采访这里的“实践法庭”时，法官竟不胜惊讶地说：“中国只有人民法庭，哪有什么”实践法庭’？“我讲述了在法国没有找到而在《反杜林论》中才找到”理性法庭“的经过后，精明善断的法官便恍然大悟地说：”您要了解的情况，不一定要到我们法院来。您不论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单位，人们都能很好地回答您的问题。在现在的中国，实践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一项方针、政策、计划、措施，既来自实践，又接受实践的检验，在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但是，实践权威的确立来之不易。“2009年在北京的收获使我感到十分满意。为了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及时报道我这次跨世纪的采访，我商法官告辞，重新乘上R-1001巨型飞艇，回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