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生态学家斯托默（EugeneStoermer）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鲁岑（PaulCrutzen）正式提出地层学概念“人类世”（Anthropocene），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活动在地质史上第一次拥有了改造地球生态系统的力量。2009年，著名历史学家查克拉巴提（DipeshChakrabarty）发表重要论文《气候的历史》，指出“人文主义传统中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区分已经崩塌”（“Climate”201），人类世的人文研究必须认识到人作为物种和地质营力（geologicalagent）的集体身份。人类世提出的最大思想挑战，即如何重新想象和阐释人与世界的关系。

　　文学能怎样书写新地质纪元的人类境况？这相应地成为了人文学界近年最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自20世纪晚期开始，对气候变化、物种大灭绝等世界级环境问题作出的文艺回应层出不穷；环境人文学学者们对气候小说（Cli-Fi）等新兴创作寄予厚望，如生态批评界领军人物海瑟（UrsulaHeise）主张科幻和悬测小说在应对人类世生存危机上大有用武之地（Extinction202—37）。另一些学者则担忧主流叙事形式不足以帮助人们理解和应对全球环境困境。生态批评家克拉克（TimothyClark）发问：“现存的文学再现方法能否得到更新？还是说人的心智和想象力终究有限，文学和艺术无法跨过人类世这道门槛？”（176）作家高希（AmitavGhosh）在《大紊乱：气候变化与难以想象的事物》一书中，更是忧心人在文学、历史和政治层面均无力把握气候危机的规模和暴力性。他们呼唤新的叙事策略和结构，使人类世和气候变化成为可以想象的对象。

　　如何讲好人类世的故事？文学能为气候变化做什么？美国科幻大师金·斯坦利·罗宾逊（KimStanleyRobinson，1952—）在他的最新长篇《未来部》（TheMinistryfortheFuture，2020）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罗宾逊30多年来持续关注环境和社会正义、气候变化等议题，其作品被《大西洋》杂志誉为“现实且具有高度文学性的科幻写作的最佳标准”（Beauchamp）。

　　《未来部》在英语国家反响热烈，《出版人周刊》评价其为“所有关心地球命运的人必读之书”（Schelling）。小说设想联合国特别设立《巴黎协定》的附属监督部门“未来部”，为未来世代和非人生物代言，讲述从2025年到本世纪中叶，世界如何在严峻的气候危机中团结为多物种共同体，见证“良性人类世的诞生”（Robinson，Ministry475）。通过突破传统文学创作在叙事策略、情感模式和文学类型上的局限，《未来部》有力地回应了人类世对文学想象提出的新要求。

　　一、去中心叙事与人类世网络气候小说家布拉德利（JamesBradley）曾评论说，气候变化极其难写，不仅是因为它渐进式的影响和超乎想象的规模，更是因为它的“无限性……写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小说相当于写尽所有地方和事物”（BradleyandCharnock）。高希也用“无法逃离的连续性”来描述人类世的时间和空间、人和非人、生物和非生物间的界限全被打破的状态；与此相对，18世纪兴起的现代小说扎根于固定时空里的个体、家庭和国家，限制了对气候变化现实的捕捉（62—63）。

　　不过这一论断并不适用于科幻小说，科幻作品中常见的对时间旅行、外星智慧生命、人工智能等的想象本身已突破了“扎根性”。《未来部》没有这些“硬科幻”元素，但同样实践了去中心的叙事策略：一方面把叙述中心从个人前途、家国命运上移开，转而融汇世界各地人们的声音，另一方面穿插了各种非人类的声音，进一步把人类集体经历放到星球语境中，由此将多重历史和空间交织起来，再现人类世的“连续性”。

　　罗宾逊首先沿用并拓展了前作《纽约2140》的多视角叙事，在许多叙事声音间反复跳跃，全球网络上产生多层次联系的人和非人一同见证了近未来的世界性演变：有从第三人称视角叙述的未来部部长玛丽和援助工作者弗兰克在苏黎世逐渐相交的经历，世界各地的人们（如非洲和中东难民、参加达沃斯论坛的精英、洛杉矶洪灾亲历者、在巴黎参与民主运动的教师、在南极尝试减缓冰川融化速度的科学家、黑渔船上的劳工等）在不同时间的自述，还有由模糊的“我们”介绍的一些替代性经济、农业、生态实践经验。更引人注目的是各种非人类的声音：太阳、光子、兽群、市场、历史、碳元素，甚至地球本身都成了说话人。文本还实现了多种文本材料的拼贴：除了以上叙事，还有大量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气候危机的反思和讨论，以广播节目、会议笔记、杂志专栏、史实陈述、科学知识等形式呈现。

　　这些虚实相间的文本碎片看似没有条理，容易造成阅读困难。比如，评说主流经济学效率至上原则的弊端之后，是一个普通市民回忆某美国沿海城市突然断水时的情状，随后是玛丽和同事的商议记录，接着又切换为计算机代码对人类发声。然而，这恰恰是作者分散叙事中心，转而摹写世界全体性的努力：读者的注意力无法集中于个体角色在有限时空的经历，而是被文本牵引，甚至被迫倾听诸多平等的声音各抒己见，从而还原出一个复杂多维的世界。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叙事策略，碎片化、多视角、拼贴意在捕捉都市、国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罗宾逊描绘出一幅比帕索斯式全景图更广阔的画面，可以说世界才是《未来部》的主角。民主运动、经济动荡、气候难民危机、神秘团体针对高碳排放产业的蓄意破坏、地球工程学实验、生态恢复运动、去碳化政策的构想和实施—这些事件涉及的人和非人在地球空间中相互交错，融合为近未来世界史的轨迹。

　　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们不仅代表了空间上的广度，还混合了不同的时间维度。书中的非人在众多人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时间跨度和人的一生、乃至人类进化史都相距甚远。例如第53章从光子的视角描述它参与气候变暖的过程：“我在太阳中心获得自由，滚动100万年后弹出太阳表面并迅速离开。然后是直达地球的8分钟……我们命中地球，把它照亮，然后这个星球的水圈和岩石圈在我们的触碰下变暖”（235—36）。多重时标的并置在其他章节也时有显现，例如第12章的说话人谈及物种灭绝时说，“目前的灭绝率是地质史上平均值的几千倍……人类世最清楚的标志莫过于此……只要地球还在，我们身处的生物圈灾难就会一直留在化石记录里”，但“只要花上不到2000万年，物种的充裕性就会恢复原有水平”（43—44）。人类世概念对固有认识的一个重要超越就是将人类集体置于生命进化史和深层时间中考量，人的新境况是“多重时序，即物种史和地质时间，已经坍塌进了人们自己的寿命中”（Chakrabarty，“Human”180）。

　　通过时近时远、宏观与微观视野相连的叙事，作者把各种声音整合为巨大的信息流，读者得以触摸融汇了时空异质性的世界全体的面貌。个人生命，甚至人这个物种都不再是叙事中心。书中的“半个地球”运动①在美国某小镇推行时，负责人这样说服镇民们迁居城市：或许几个世纪以后，当世界人口数量回落到地球承载范围以内，他们的后代会回来，重新和动物共享栖息地，暂时的离开“只是更大的故事中的一环”（440）。《未来部》里的存在不论有无生命和意识，都是庞大的人类世“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上的节点。根据哲学家拉图尔（BrunoLatour）的理论，社会的运作需要人和各种非人的有机体、技术、物质和制度等共同完成（Reassembling247—62）。《未来部》的去中心叙事同样将人及非人行动元的“施事能力”（agency）放在同等地位看待，它们没有主客体之分，而是在动态的相互作用中建构着人类世网络的多样性。从这个视角出发，文本能够避免小说叙事的人类中心传统的局限，有效地再现气候变化时代人类社会与地球空间、深层时间之间复杂的连续性。

　　二、后末日想象与生态乌托邦人理解现实需要借助两种信息处理模式，其一是沉思式、讲逻辑、基于证据的“理性系统”，其二是“体验系统”，它“将现实编码进与各种情感相连的图像、隐喻和叙事中”（SlovicandSlovic5）。读者在理智上认知作者描摹的人类世新面貌，也意味着他们会在想象中进入这个世界。生态叙事学创始人詹姆斯（ErinJames）指出，所有叙事都“为读者提供了能在头脑中描摹并带着感情栖居的虚拟环境”（34）。生态批评历来相信环境叙事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情感媒介，拥有引发社会变革的力量；此处的“情感”（affect）可泛指各种心理感受，是文本在读者身上施加的“感情拉扯”（Stewart4）。二战后的反乌托邦环境叙事中常见的生态灾难已部分成为现实，末日想象随之成为气候小说的主流。气候反乌托邦延续了已统领环境话语半个世纪之久的悲剧模板；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其警示效果已变得十分有限②。突破“衰落叙事”、走向“未来导向的环境主义构想”（Heise，Extinction11）成为应对气候危机的关键。

　　罗宾逊的后末日叙事没有沿袭气候小说的主流，即未来的人们在深度恶化的环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中艰难求生，而是启发读者相信，即使从糟糕的形势出发，仍可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小说首先尽量规避了灾难想象易引发的逃避、恐惧、愧疚等消极情感。《未来部》从印度的一场大范围高温热浪写起。热浪导致2000万人丧生，美国人弗兰克作为其所驻城市唯一的幸存者，患上PTSD。他无力改变现实的愤慨与气候难民们的痛楚相呼应，又同国外未遭遇过大规模气候灾难的人们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形成对比。通过弗兰克特殊的经历和难民们的自述，读者能获得一些在认知上较模糊疏远的视角，在共情的同时避免直接的痛苦体验。此外，文本在回归全知视角、对近未来历史夹叙夹议时，时而剖析人们消极面对生物圈崩溃时的心理机制，时而解读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坚若磐石的原因，看似不带感情的文字处处闪现讽刺和揶揄，冷淡与戏谑。比起激发过多负面情感，《未来部》的叙述更容易使西方发达国家的读者感到某种自嘲式的心神不宁，进而达成冷静的自省，因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生活方式正是气候灾难的主因，读者中很多人和书里一样，身在其中却“从骨子里抗拒变化”（157），很难认识到气候风险的无所不在。

　　《未来部》不仅避免了环境悲剧叙事的局限，而且提出了替代方案：生态乌托邦（ecotopia）想象。与反乌托邦主义相对，乌托邦文化形式能够激发对更好社会状态的向往。罗宾逊是公认的乌托邦作家，致力于构想文学如何唤起对建立更健康的地球共同体的希望；谈及自己的创作和乌托邦思想传统的关系时，他评论说莫尔（ThomasMore）的乌托邦是空想中孤立的乌有乡，现在和未来之间并没有通路（“Imagining”）。罗宾逊的导师詹明信（FredricJameson）30年前曾有言，“在今天，比起想象晚期资本主义的溃败，我们似乎更容易想象地球和自然环境彻底的衰退”（Seedsxii），这也是在谈通路之难寻。《未来部》紧扣这个问题，把自下而上的群体性民主和生态实践与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技术扶持相结合，寻找“一种替代性的生活系统，一种后资本主义甚至后金钱的公共空间”（246）的可能性。

　　以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核心概念“情感结构”（structureoffeeling）为线索，可以发现小说对30年间世界风貌变化的追踪。情感结构指群众对社会变化的集体性、动态化体验，人们认知中的情感元素经由文化实践得到言说后，便会形成新的思想结构，加入新兴文化并形成主流文化的替代方案（Williams133—34）。故事中近未来的历史学家写道，在“摩登时代苟延残喘的时刻”（123），“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时代文化中充斥着恐惧和愤怒、否认和内疚、羞愧和懊悔、压迫和被压迫者的回归”（227）。然而，虽然世界各地问题不断，生态友好的生活生产实践也在持续得到推行，罗宾逊亦大胆地把一些去碳化地球工程的构想化为未来的现实。变革正是从史上最严重的世界大萧条中发生，各大央行终于全面实施碳量化宽松政策；新自由主义市场秩序事实上被推翻，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伸张了气候正义，碳捕捉和野生动物栖息地通道建设等环境干预和恢复实验得到跟进，直到遍布全球的“动物因特网”（501）让非人生物也拥有了公民权。

　　故事临近尾声时，30亿人同时参与到一场歌颂地球的庆典中，言说新的情感结构。人们在各地与大地共舞，一齐发出“盖娅母亲”的呼唤，作为星球子民“感受和万事万物的联系”，为众多生命感到纯粹的喜悦：许多人说他们确实感受到了“仿佛有一股电流穿过”（537—40）。

　　积极的情感参与有助读者认知当下和未来间可能的通路，相信改变现状的可能。通过在想象中建构并实践“盖娅公民身份”和“星球意识”（358），读者亦会对现实世界产生类似的生态乌托邦渴望：一个不再追求无限增长的世界是切实的，通过去碳化，人类文明和生物圈仍有希望达成可持续的平衡。

　　三、人类世史诗与气候现实以上对《未来部》的人类世想象及其效果的讨论基于一个特定论点：人们首先需要通过文本认识现实，在思想和价值观上发生变化，才会有行动上的改变。就文学再现的类型来说，凭借忠实精细的临摹为读者提供“真实”的现实主义小说能在多大程度上言说人类世？前文已提及，高希和克拉克都不乐观：高希援引厄普代克（JohnUpdike）对小说目的的定义—书写“个人道德历险”（77），认为现代小说的叙事兴趣囿于个体日常生活而驱逐了大于人的力量，但正是后者“在时空的巨大间隙中制造了极亲密的联系”（63）；克拉克也指出读者对小说的心理期待通常围绕个别人类主角的成长，这并不适配人类世复杂的规模和大于人的语境（178，181）。《未来部》突破了上述常见于现实主义严肃文学的叙事传统，其想象力跨越时空而聚焦地球文明大集体，以及组成它的行动者之间的“亲密联系”。那么相比现实主义小说，《未来部》是否有一些独到的表现“真”的形式？进一步看，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小说能否补充现实主义叙事手段？

　　《未来部》的去中心叙事超越了对个体角色的特写，转而呈现世界整体的广博，颇像是延续了古典史诗的叙事传统。参考斯坦福大学教授莫莱蒂（FrancoMoretti）的分析，海瑟指出“在小说是主流文学体裁的时代，正是科幻这一文类让史诗模式得以延续”（Extinction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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