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科幻小说,在译介阐释与创作实际方面出现明显的不一致。本文认为,现代左翼科学小说的\'工具化\'传统及\'向科学进军\'的时代需求,偏向技术化的作家创作兴趣、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群体、苏联科幻创作与中国文学接受的错位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让新中国科幻难以习得师法对象苏联及凡尔纳科幻的文学审美精髓,而是呈现出单一的技术理想色彩。未来的物质奇观与现实之间通道的不可见,知识分子形象的模糊不清等写作征象,显示出作家内心的迷茫与惶恐,也让文本难脱虚拟、浅显和空泛之嫌。郑文光与童恩正曾分别在文学性上尝试突破,但所有的努力终归昙花一现。
“十七年”中国科幻小说的外来影响接受及概念建构
詹玲
晚清时期,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被译介到中国,采用的是从英文“ScienceFiction”直译过来的“科学小说”这一名称。1954年,《中国少年报》发表郑文光的作品《从地球到火星》,首次使用“科学幻想小说”这一命名。而这一命名,源自俄文“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Расскаэ”。从英文版到俄文版,命名的更改标志着中国科幻小说的外来影响开始从欧洲转向苏联,作家的全面更迭亦彰示着创作的全新出发。然而,尽管“十七年”间,新中国科幻先后宣称以苏联科幻、凡尔纳科幻为学习对象,但模仿的仅是技术理想主义一维,其他文学价值大半被遮蔽,呈现出简单的儿童科普色彩。为什么会这样?并且,这个问题还延伸出以下疑问:从晚清到新中国,代际断裂的表层之下是否有潜隐的接续?新中国科幻如何师法苏联重新起步?“双百”时期掀起的一股“凡尔纳热”,对后来的科幻曾产生怎样的影响?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又对新中国科幻的外来影响接受及概念生成起到了怎样的干预作用?
一 模仿苏联技术理想科幻的新中国科幻小说起步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是很好的学习榜样。建国初,苏联文学及其他“国际革命文艺”的译介,被放在了首要位置①。科幻领域也是如此。“十七年”间,苏联科幻小说被译介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956—196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段苏联科幻小说的翻译数量约在五六十部左右。与其他文学类型相比,这个量似乎不多,但已超出当时中国翻译国外科幻总量的三分之二。
最早译介到新中国的苏联科幻作品,是A.托尔斯泰写于1923年的长篇社会科学幻想小说《加林的双曲线体》,1952年1月由泥土社从日本转译。而在这之前,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篇科幻小说,便是张然的《梦游太阳系》(1950)②。
《梦游太阳系》讲述主人公静儿在梦中来到了月球,听老师讲关于月球的知识,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太阳、火星、天王星等星球考察的故事。严格意义上讲,该作品不算科幻小说,因为发生的故事都是产生于“黄粱一梦”。20世纪40年代,作者张然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向小读者介绍天文知识的科学小品系列《开天辟地的故事》。
《梦游太阳系》可说是作者换了个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同样的天文知识。小说出版时也只是标注为“新少年读物”。但由于其创作手法与之后“十七年”科幻主流几乎一样,所以也常常被认定为新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新中国第一部正式标明“科学幻想小说”的作品,是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该小说写于1954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未来的儿童历险记故事:小女孩珍珍带着弟弟小强和同学秀贞,偷偷开走了爸爸的火箭船到火星去,途中遇险,幸好爸爸发动了第二号火箭船追赶他们,在一位老爷爷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火星上空,对火星地表进行了观测后成功返航。
有论者称郑文光曾仔细阅读《加林的双曲线体》(以下简称《加》)一书,因不满意“小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简直就只是一种影子”,“不过是传递科学知识的话筒而已,苍白无力的人物造就的只能是苍白无力的作品”,决定“不写苏联模式的无人物无文学的科幻小说”③,所以才写出了《从地球到火星》这样的作品。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有误。《加》以科学家加林发明的类似激光武器的双曲面体为科幻内核,描绘了这种聚焦光束可以切割人体、击毁军舰的超强武器激起的各方权力欲望,以及为争夺武器展开的数场惊心动魄的搏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个性格鲜明,尤其是加林,既是一名天才的科学家,又是一位权欲炽盛的野心家。美国苏联文学研究者斯洛宁将《加》形容为“一本超级惊险小说”,称这个故事里不但有“毒如蛇蝎的金发美女”,还有“侦探、国际歹徒、金融巨子和其他江湖人物”,他们都卷入一项骇人听闻的发明——一种“厉害程度等于今日之原子弹或乃至于氢弹”的“死光”中④。
由此或可推断,郑文光没有模仿《加》的写作模式,并非《加》中的人物形象苍白,而是太过鲜明,太具有个性。《加》写于1925—1926年间,正是斯大林执政期间,对老一代技术精英阶层进行贬低和清洗的时期⑤。对“工程师—发明家”形象的污名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样百废待兴,亟待科学技术人员成为工业化建设主导力量的时代,显然不适合。但另一方面,1949年后,起初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状态,加上因此而生的各类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又不适合被塑造成推动新中国建设发展的英雄人物。
矛盾的身份定位,使初试科幻小说创作的郑文光不可能像《加》那样,浓墨重彩地塑造个性鲜明的科学家形象,相反,尽可能地淡化,才是符合时代历史语境需要的。何况对于有着多年科普工作经历的郑文光来说,当时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把文艺当成工具,用于普及科学知识”⑥。那么,郑文光的写作是否受到了其他苏联作品的影响?1952年9月,《知识与力量》杂志刊载了一篇《地下之舟》,这篇作品选译了鄂霍尼柯夫中篇小说《地之深处》的部分章节。这篇小说出版于1950年,根据1947年苏联工程师阿历克桑德·特列布列夫的地下船设计,想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地下船改进后的新技术,如采用炸弹的外形,弹仓内能容纳人与仪器,弹头可松动泥土,使探测者可以自由在地底行进,探测地下宝藏,等等。
作者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技术装置的描述上,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如发明人克雷莫夫、教授道马索夫等人,只是为了解释技术思想、机器原理而服务的,在用你问我答的方式讲述完科技原理后,故事也就结束了。
1953年第7期的《科学大众》在介绍这部小说时,将其称为“科学幻想小说”。在笔者有限的查找范围内,《地之深处》或是新中国最早使用“科学幻想小说”这一命名的作品。作为《科学大众》的编辑,郑文光肯定读过这篇小说。相比《加林的双曲线体》,《地下之舟》无疑更符合他对科学幻想小说的体裁定位。并且,无论从经验来说还是时代语境来说,只谈新技术的未来幻想,创作起来也相对容易。于是,天文学专业出身的郑文光,选择了采用当时航天方面最热门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船构想,创作了一系列科幻小说,除了《从地球到火星》外,还有《第二个月亮》《征服月亮的人们》《太阳历险记》等⑦。
《从地球到火星》一经发表也备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甚至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股火星热,北京的少年儿童到古观象台排起长龙看火星⑧。
1955年,该小说被收入1949年后第一部《儿童文学选》,严文井在《前言》中特别谈到这篇小说,称它已经脱离了科普范畴,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形式⑨。相比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等科普读物,《从地球到火星》等被归到文学类,其文学价值就在于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新技术想象。除此之外,故事的讲述大体仍旧延续的是科普思路:乘着火箭船上天的主人公,到达外太空的任务就是用参观游览加问答的方式,向读者解释重力、星球地貌、流星等科学知识,知识讲完,主人公的旅程便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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