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中的科幻与青春

分类  : 中文
作者  : 刘杨
来源  : 文学报
卷   : 第007版新批评
发表时间: 2016.02.04.
发布人 : SFT
 

摘要:


正文:

杂志中的科幻与青春

——以《最小说》为例

刘杨

  新生代科幻作家在加入“最世”后逐渐探索立足“80后”的情感经验、心理经验和认知方式的科幻小说写作之路。但从另一面来看,任何“先锋性”的文学在落地之后转而成为常态化的文学,往往会失去某些陌生化的张力和挑战主流与平庸的勇气与锐气。

  在中国科幻文学界继中生代作家之后,“80后”、“90后”的新生代科幻作家中如今有一批在科幻领域已经站稳脚跟,而值得关注的是,相比于依托《科幻世界》或相应的丛书等科幻界的主流平台,年轻一代科幻作家中相当一部分选择了加盟郭敬明旗下的“最世文化公司”并成为签约作家,同时“最世”也通过“文学之新”选拔培养了年轻的科幻作家。然而作为发行量、销售量极高的青春文学期刊,《最小说》并不是专门的科幻文学期刊,因此当这批科幻作家遇上了青春文学,既有双赢,也免不了有改变与风险。

  “最幻想”中的科幻文学

  在2015年全年每期《最小说》长达240余页的篇幅中,总有四五篇小说在“最幻想”(Zui Fiction)的板块中,《最小说》偶尔也会将科幻作品作为当月小说大赏的推荐小说,但相比于其他板块有几十个作家可以轮流上阵,或长或短的供稿,最幻想的“作家群”由于人数较少显得颇为固定,除了与“科学”毫无关联的幻想故事,其实只有几个签约作家的中长篇连载或短篇小说轮流刊登。

  即便是这样,年轻一代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仍然保持着和“最世”的合作,不仅长篇小说和小说集统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也时常在《最小说》发表。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双赢的。在所谓的“文学边缘化”的年代,科幻文学亦不能独善其身,现在的文学市场很难养活职业的科幻作家,但《最小说》稳定的读者群和销量,以及“最世”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合作,对于出版发表渠道并不如纯文学作家丰富的科幻作家而言,这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一般的小说,甚至网络小说,作家从连载到出版的过程中将人物的命运改写,增删故事情节也司空见惯。但科幻小说,尤其是依据科学定律、科学知识或技术前瞻而展开想象的科幻小说,改写是十分不易的,为了保证图书销量只能牺牲连载的篇幅,所以《最小说》上的科幻连载往往完结于情节推进之中。虽然科幻文学以这样的方式栖身于“最幻想”分册中,但《最小说》的编辑团队和“最世”的出版团队还是尽可能推出多元化的科幻小说。从2015年至今发表和出版的科幻小说中不难看出,既有《迷幻史》《未来病史》《时间狂想故事集》等硬科幻作品,又有《濒死古陆·魂与铁》《住在身体里的人》《食梦貘少年之夏》等软科幻作品,甚至介乎科幻与奇幻之间的作品。尽管当年科幻作家陆续加入“最世”时,也许有着在传媒时代“借船出海”的打算,同时也缘于郭敬明作为出版商对占领科幻领域的渴求。但如今看来,科幻作家在借到“船”的同时,自己的创作在成熟之余也有悄然改变。

  科幻文学的青春走向

  和上一代科幻作家一样,我们很难用几句话将他们的艺术风格统一性概括,但是当我们整体性地看“最世”这批科幻作家则不难发现,作为“80后”的他们在创作的整体风貌上与“最世”主打的“青春”风格是有一致性的。这里所谓的“青春”不是指内容上的青春题材,而是指他们在艺术上的青春风格和对同代青年人的理解。

  这一批作家普遍地保持了自己对科学、哲学、技术、世界、人生等问题的独立性思考,只不过这种思考本身带有年轻一代的普遍性特征。其中,陈楸帆始终保持着对现实和未来的审慎思考,通过反乌托邦的写作保持对科学发展的警惕和对技术的反思。尽管不一定每篇小说都像他七年前写的《霾》一样由预言变为现实,但他对未来种种书写时常是有着明晰的当下指向的,在《未来病史》中收录的短篇作品几乎都延续了反乌托邦写作的风格,但他并不仅仅是将科幻作为一种反思科技发展或社会问题的门径,在《迷幻史》里,在社会问题、生化黑客的大背景中,我们能看到作家透过科幻的棱镜对纪若离作为一个大学生内心世界的孤独、悲哀的呈现。

  而宝树的小说《少女与薛定谔之猫》虽然是一部硬科幻小说,写的是一个截肢的少女辛离借由脑电波传感器与猫相连后看到了不同时空中自己生命的可能性,但是小说主题并不是对这个技术的科学性和影响批判,相反他写出的是辛离在看到另一个时空维度中“辛离”和自己的理想男友感情破裂等一系列的生命流程后猛然醒悟。她不再颓废和埋怨生命的凄惨,而是敢于面对自己当下时空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篇科幻小说,读者既可以沿着科幻的思路去欣赏小说中科学发明使人看到不同时空维度的自己,也可以沿着青春小说的思路去透过“长身而立的白衬衫少年”与女主人公的故事理解感情和人生。宝树的小说《飞跃者》也同样如此,主人公与相信量子不死的飞跃者相遇,他们通过传送门在宇宙中穿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次执子之手却灰飞烟灭的爱情,而作者在这篇第二人称叙事的小说中用一种超越性的眼光看着这两个生命:“每个人都孤独地活在自己的宇宙里,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一种深深的恐惧攥住了你,你拉住了飞跃女孩的手。”

  在人物与情节刻画上,“最世”旗下的科幻作家虽然也是在写“特殊人物”和“边缘话语”,却把这些年轻人的个性放在这一代人的共性之中来写,能在同代人心理基础上写出符合人物可能性的情节。如在陈楸帆的《迷幻史》中,裸头草碱、去肾上腺素和限量版NB跑鞋、S70出现在同一个人物的视点中,他是一个地下制药者,也是一个对品牌符号敏感的年轻人。科幻文学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思想和美学可能性的文学类型,而受经典科幻小说,尤其是新浪潮以来反乌托邦主题的严肃科幻小说的影响,中国科幻文学的主潮并不致力于青春主题。这批作家以科幻的方式写同代人的故事,写出青春情感的悸动和成长,也是对中国科幻文学的一种丰富。在科幻小说中通过科技呈现出的新时空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既可以是陈楸帆式的,用以作为现在时空的镜子;也可以是迟卉式的,编织神秘的情节最终引向对人性、人生的思考。在迟卉的《卡奥斯迷宫》中,一方面作者写“二十六岁的我”感到自己“就像是这无垠的风景之海里一艘沉没的船,早已支离破碎,无处得见”,但另一方面,小说绝不是仰望天空的自怨自艾,而是借助科幻的手段写“我”看到卡奥斯人将武器、死亡、自我、家庭、个人主义等埋葬之后,开始对生命产生新的理解和思考。

  在这批科幻作家中,多元化写作风格最为明显的是宝树。《濒死古陆·魂与铁》虽然是依照科学思路展开幻想,写作的故事也设定在地球上,不过整体的架构以及部分人设和情节展开的过程,比如写“类人”和人类的世界、中土人的巫术、神秘的祭司和祭司掌握的秘密等却总能让读者想起《爵迹》甚至其他奇幻、玄幻小说,区别在于宝树赋予“魂”与“铁”意义,将之作为精神与物质的象征。对于宝树而言,一般的幻想(Fantasy)和科幻(SF)之间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他更关注的是故事本身和故事里的人,时间、空间这些科幻文学的基本要素,在他的文本中有独特的作用。当地球上的青春爱情生离死别空间有限时,科幻的叙事空间可以扩大人物的爱情空间,“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宇宙里永生,再相爱的人也是孤独的。在这里只有你自己,可以随意抵达任何一个星球,但却再也没了旅行的欲望”。(《飞跃者》)在小说中他完全不再继续科幻作品中星际旅行的主题与情节,也没有刻意着墨于太空穿越的科学背景知识和论证,而是落脚于人的情感世界。

  在行文语言上,这一批科幻作家和大多数“最世”作家一样,有着这一代人的语体风格。比如2015年3月《最小说》力推的《食梦貘少年之夏》,作者程婧波其实只是写了一个科学可以解释的日本少年在患了PTSD后的幻觉世界,但是人物对话的语气、语法都与日本动漫或日韩偶像剧汉语翻译风一模一样,从中可以看到ACGN文化圈对这些年轻人语言风格的影响。可以说,这一批科幻作家在语言资源和行文风格上逐渐摆脱了为了主题深沉而刻意使文字沉重的套路,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转喻性转变为他们擅长的隐喻甚至是去隐喻的语言风格,增加了小说的流畅性和文字中的青春感。陈楸帆的《迷幻史》中纪若离无论遭遇什么情况,他的叙事语言总有一种科幻式的青春时代玩世不恭的彻悟,如“在我们漫长而沉闷的人生中,永远会有那么几个瞬间,给人带来惊奇,就像是一直匀速行驶的列车突然由于一头发情的山羊而脱轨,线性的时间被打断,紊乱、纠结有如你的植物性神经”,在对话语言中总是流露出属于人物的叛逆、骄傲又委屈。我们固然不能说是“最世”改变了他们的语言风格,但起码他们的语言风格和《最小说》的整体风格趋于类同。

  我们同时要看到,一代代科幻作家都在谋求突破,到了新生代科幻作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中不少人在加入“最世”后的发展过程中也许并不是有意地改变自己的风格,但确实在变化。他们是逐渐探索立足“80后”的情感经验、心理经验和认知方式的科幻小说写作之路。但从另一面来看,任何“先锋性”的文学在落地之后转而成为常态化的文学,往往会失去某些陌生化的张力和挑战主流与平庸的勇气与锐气。对于科幻文学而言,这种挑战不仅仅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和庸碌生活,更是挑战人类在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中的短视与盲目。

  毋庸讳言的是,科幻文学本身对“粉丝文化”是有强烈依赖的。当科幻文学的“粉丝圈”不断扩大,随着这一代科幻作家和读者的成长,在科幻文学沿着这个路径的发展,也是科幻文学“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过程中,这必然渐渐降低了它的先锋性。边缘性的表达本身是科幻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而独立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与文学立场,但一旦科幻文学中那种探索新知的勇气、对未来与未知的渴望、对安逸现实的预警逐渐融汇在一种普世性的人生故事框架中之时,也许会有更新一代的科幻作家出现,也许“最世”旗下这些科幻作家笔下的文学就成为了和欧美通俗科幻文学乃至电影一样的流行文化产物。这也是这一批作家在受到“最世”出版、营销、宣传之惠的同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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