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作为以幻想观照现实的文学创作体裁,以其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吸引了大量的阅读受众,占据了庞大的文学市场。刘慈欣与王晋康都是我国著名的科幻文学作家,两者的作品在创作风格上相异,却又在作品表达的思想上,如在对未来世界的推想、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担忧、关注现实中人的异化问题等方面有着大量的共同点。结合两者的作品,对这些共同点与相异处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此勾画了华语科幻文学的精神内蕴与价值取向。
科学幻想观照现实——刘慈欣与王晋康科幻作品比较研究
Reflection of reality through scientific fantasy——Comparative study on Liu Cixin's and Wang Jinkang's science fiction works
毛彬彬 何小平
科幻文学作为将文学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而产生的以小说为主要体裁的文学,具有以科学理性的视角观照人类自身、观照人的现实处境的特色,且有着自身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关注焦点。科幻文学不同于传统的叙事文学将故事发生的场景单纯局限于一般大众都可以接触到的现实生活,将作品中的事件描写拘束在对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的复写的困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超脱于寻常事物的科学幻想世界。科幻文学是富有想象力的文学,“想象在搜集属于任何一个观念的题材时,可以从宇宙的一端搜索到宇宙另外一端”[1],上至亿万光年的无垠太空,下至微小而不可见的细菌世界;或产生于无人寻访过的神秘存在,或发生于人们身边却与寻常事物迥异,科幻文学作品让读者的思维随着作者的笔触游历于幻想的秘境,为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与特异化的审美感受,因而广受读者喜爱。除了作为文学作品以为读者带来的文学阅读体验来实现其自身的文学性价值外,作为充溢着科学性的文学作品,科幻作品也以其科学性对人类社会发展领域的观照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性的价值属性。自从人类进入了科学时代,社会大众都享受着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却逐渐失去了对于科学技术的兴趣与热忱,科学的高地成了科学工作者的专属领域,而社会中反智主义的论调尘嚣泛起。科幻小说的社会性价值便体现在以一种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方式在普通大众和科学前沿之间创造出一条路径,在潜移默化中让科幻小说读者越发接受科学、崇尚科学、信仰科学,以及反映社会、人自身与科学之间的发展与联系。因而除了为读者带来作为文学作品的新奇有趣的阅读体验外,关注人类社会、关注人的自身更成了科幻文学需要展现的题中应有之意。
国内的科幻文学创作源起于西方,且在创作手法和理念上都深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西方的经典科幻文学作品,如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凡尔纳的《神秘岛》《地心游记》等科幻名篇,经过译介传入我国,让国内读者欣赏到了科幻文学之美。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也出现了大量的科幻文学佳作与一批活跃于文学创作一线的科幻作家,如《三体》系列的作者,星云奖获得者刘慈欣,《逃出母宇宙》的作者,银河奖获得者王晋康等。中国本土科幻文学作品在汲取了西方科幻文学创作理论的养分之后,以关注人的自身为基础,以体认社会现实为准绳,走出了一条新的科幻文学道路,在华语文学的土地上开出了艳丽的科幻之花。刘慈欣生于山西,中国作协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至今已发表作品五十余篇。蝉联多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代表作品《三体》三部曲。王晋康生于河南,中国作协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中国科普作协会员。至今已发表作品百余篇。曾获九七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生成就奖。最新作品为科幻小说《逃出母宇宙》。刘慈欣和王晋康的科幻文学作品既有着相异的表现风格,又在对未来世界的科学推想与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观照上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本文试图对刘慈欣和王晋康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华语科幻文学大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探寻华语科幻文学对于人自身之于社会的观照的精神内蕴与价值取向。
一、想象力跨越时间:对未来世界的思维考量
《三体》系列作品被称赞为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推上了世界的文学的高度。刘慈欣将丰富的思想性巧妙地蕴藏于引人入胜的宇宙时空,在作品中将人类族群置身于存亡危机之中,以此进行对人的生存处境的考量。在《三体》系列作品中对于未来世界进行了一番立足于科学基本事实的推想。他的笔下刻画出了一个处于危机下的未来的人类世界,危机纪元、威慑纪元、掩体时代,无一不是基于科学的合理的基本事实、遵循了文学的逻辑构想出来的宏大世界图景。而王晋康在《逃出母宇宙》中也刻画了一个处在被神秘莫测的自然宇宙施加生存危局中的人类社会在自我拯救的努力过程中不断突破自身的振奋人心的画卷。在科幻作家的笔下,未来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总是能看到在科幻小说中充满了对于未来世界的畅想。未来的人类世界或美好,或让人生厌,都是放飞了作者与读者的想象力而产生的景象。科幻作家在这里是作为一个阐释者般的角色存在,未来世界究竟处于何种运行模式,谁都无法拿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科幻文学的创作者可以依据现有的科学素材利用想象力进行合理的推想,对未来世界可能的图景进行文学阐释。历史上有很多科幻作家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在作品中提出的科学预见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如阿西莫夫的名作《到月球》,今天人类已经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踏上月球的土地。因而科幻文学虽然不能以其内涵的科学性来指导现实世界的发展,但我们可以认为科幻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是存在着预见性的。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作品中,处于存亡危机中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运行暗合着现实生活中的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逻辑。作品文本的延伸无疑是描绘出了可能的现实社会发展轨迹。不局限于考虑其真实性,这本身无疑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进行自由的合理畅想的方向指引。王晋康的作品《逃出母宇宙》与刘慈欣不谋而合。同样用基于现实的合理的素材进行了一次想象力的游戏,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文明在处于危机之中可能的走向,各种合理的想象结合起来,构筑成了巍峨的科学幻想大厦。现实中还不存在的想象物为这座大厦增添了玄奇的色彩,两个笔下的虚构世界虽然面对着不一样的问题,但两者在对未来世界的科幻推想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地选择了以个体引导群体刻画的方式来进行未来抒写,让读者可以轻易地将自身代入作品中的假定情境,体会作品中人物面临的艰难抉择。并同时能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站在一个高度去理解作品蕴涵的思想性因素,从而使读者也不自觉地带有一种阐释者的心态去解读文明的发展,理解作者的构思用意,并感受到一种科幻文学作品特有的愉悦的阅读审美体验。
二、生存忧虑意识与难以逃脱的宿命
对于人类族群生存的忧虑意识是刘慈欣与王晋康在作品中共同表现的主题之一。在《三体》系列中,人类面临着遭受来自科学技术远远领先于人类的外星球的异族侵略的危险。而在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中,人类虽然没有面对外星异族的危险,但来自宏伟而不可测的宇宙本身的自然灾难却横亘在整个人类面前。两者迫使着人类的个体和群体都不得不竭尽全力维持着自身的生存。似乎科幻作家总是喜欢将他们笔下的人类世界置身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下。在戏剧化的极端情境中对于社会、对于人生进行一番考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带有对于当下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忧虑意识的反思。我们生活在平凡的世界,但科幻作家似乎总要比一般的人们多想一些什么,在科幻作家们的笔下充满了对于人类未来可能的生存处境的忧思,无论是来自宇宙的非善意的其他文明的侵入,还是来自鬼斧神工的自然无意识的动变。作者笔下的人类文明在灾难面前都没有退缩,没有甘于现状,而是不断地在超越自身,在求索可能的生存之机。这是对于现实中的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一种复写,在现实的世界中,人类社会也面临过深重的危机,但人类文明却从来没有因此而畏惧过,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完善自身,进而使自身免于灾难从而延续下去。作为个体的人类,在生存中也难免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难关。在作者笔下描写的遭受深重灾难的人类世界生活的人恰似对于现在社会中个体的人与现代社会中人类群体生存问题的担忧与反思。这种反思往往带有一种悲壮的宿命色彩。《三体》系列中,人类文明与命运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但最终无法逃过自然的铁律为生命所设下的囚笼,无法免受整个宇宙所有文明处于生物性本能所形成的黑暗终极规律的支配,最终在“黑暗森林打击”之下化为了看不见的引力源,整个太阳系也只剩下黑暗和空旷。如同文中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会陷落,人类文明也无法解脱于自身的宿命,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充满了悲剧性的创作观念。
而在《逃出母宇宙》这部作品中,人类文明经历了发现危机,找到免于危机的办法,又遭遇新的危机,竭尽全力求得生存这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但最终仍然挣不脱大自然的伟力,最终只能借助几艘飞船在宇宙间苟延残喘。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不断重复地挣扎着推动着命运的大石块,石块却永远都会依着自然规则的伟力落下。人类文明也逃不过大自然的规则与无限广大的宇宙中最黑暗的生存图景的束缚,在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终将归于虚无。但科幻作家并不是对于人类的未来持着完全悲观的态度,宿命之外还有希望。“宇宙很大,生活更大”是《三体》系列中一直秉承着的信念。在人类文明走到尽头之时,刘慈欣仍然为人类留下了希望的种子,还有一小支人类种群逃离了灾难,继续在宇宙中生存下去,播撒着人类的爱与希望。而在《逃出母宇宙》中,“先走起来再找路”的人类文明,最终也保留下了文明的种子,以待灾难之后重新在黑暗冰冷的宇宙中萌发出新的文明之芽。绝境之中总有出路,宿命之外还有希望。
这是刘慈欣与王晋康在作品中想要向读者传达的信念。两者在作品中对“人类自身、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关系的追寻与凸显,是现实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2]。
三、对人的异化问题的关注
刘慈欣与王晋康的作品中都设想了在未来时空中可能发生的人的异化问题。面对宇宙这样一个人类还未踏足的时空,为了生存进入了宇宙的人与还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还会保有着地球上的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认同吗?这是一个经典的伦理思考命题。两位作者在这里给出了同样的回答。刘慈欣在《三体Ⅱ》中写道:“离开了水的鱼就不是鱼了,进入了宇宙的人,就不再是人了。”[3]这显然是偏文学性的表述。但在作者看来,人在离开了原本的自然生活环境,离开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背景之后,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后就呈现出一种与原初的人之本性相背离的异化状态,成为“新”的人。这实际上是作者对于当下现实的隐射。
海德格尔曾说:“技术的白昼是世界的黑夜。”[4]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节奏的加快,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人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被消解,现代社会中的人也因此而被异化。以哲学范畴来看,我们所说的异化指的是作为主体处于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因自身的活动而发现自身的对立属性,而这个对立属性又可以演化成外在的异化力量。
从远古的蒙昧到文明的现代,人类从奔月的神话到登月的现实,创造了一个个科学奇迹。但不管人类作为种群多么的强大,个体的人的心灵却始终处于脆弱无依的状态。科技理性对人的感性思维的发展起到的不是促进作用,而是一种磨灭的效果。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描写的三体文明便是处于这种感性磨灭状态的生物群体。在刘慈欣笔下,三体人处于没有爱情、没有喜悦甚至没有愤怒的精神处境,唯有冰冷的科技和残酷的现实与之相伴。三体人是处于存亡危机这种特殊的生存境地而产生的被完全异化的种族,被迫处于为了生存而生存的异化状态。
而刘慈欣以“黑暗森林战役”这一故事情节凸出的对于人类是否会异化的看法则又与王晋康在《逃出母宇宙》之中着重描写的人在即将踏入宇宙时自身产生的异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发源于地球,而当人类要迈入无垠太空之时,环境上的巨大差异使人的心灵也产生了异化。在割离了与原始的生存环境本身的联系后,人在精神深处将很快转变为另一种动物,人的思维将在短时间内完全异化为与地球人文相异的行为模式与思考模式。两位作家对于人的异化问题的关注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之前已经谈到在充斥了科技理性的当今社会,人的感性思维处于潜移默化的自我抑制状态。人本身是理性与感性兼具的生物,但在对感性的自我抑制过程中逐渐走向了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而处于这种对立状态对当下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困扰。科学是人的科学,科幻文学也是人的文学,对于现实中人的处境的关照是科幻文学应有的命题,正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都开始以故事反思和关注身处于现代社会的当下的人的异化问题。个体的人的心灵困境与人类群体的无意识相缠结,复杂而难以辨析。只有将之置于科幻作品中的虚幻空间,处于以戏剧化的手段激化的矛盾冲突当中来进行考量,才能将之一一辨析清楚。康德曾说:“一个偏爱的对象或一个受理性规律驱使我们去欲求的对象,是不给我们以自由的,不让我们自己从任何一方面造出一件快乐的对象来的。”[5]在科幻文学作品中看似随意地安排的故事情节,实则并不是出于作者自由的安排,而是作者服从于文学逻辑的规律的精心描叙,以客观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况的窘困、人际关系的复杂,以此体现处于科学与文学的规律支配下的科技理性与人的感性思维的协调与统一的美。
四、结语
通常文学研究界认为科幻文学在文学性层面上要弱于传统文学。但科幻文学中的思想性却是不容文学研究者忽视的。刘慈欣与王晋康都是国内科幻文学创作的大家,对于科幻作品应该表现对人文现实的观照这一命题都在作品中进行了很好地反映。
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在《三体》系列还是在《逃出母宇宙》中,除了以基本的科幻要素来进行对未来世界合理的科学推想外,两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为个体的人和人类群体的生存处境担忧,这种悲悯意识使他们笔下的作品中不论是人物还是故事情境都有着浓郁的宿命意味,但却又在不可逃避的宿命之外为处于文学虚构世界中的人们留下了一点希望。两者同时将目光聚焦于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处于科技理性压倒感性思维的自我抑制状态下的精神困境,凸显了在科幻文学的虚拟舞台上探讨救赎之道,借虚构反写现实,脱离传统纪实文学的藩篱,对现实问题进行集中的反映与反思,并以此探求生存困境的解脱之法的精神内蕴,也使得科幻文学这一门类的价值取向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更加具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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