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小说”：不容忽略的历史存在

“Science － in － fiction”: An Unforgettable History

杨华丽

　　从逻辑上来说，既然有“科学幻想”小说，那么，也应该有“科学现实”小说才对。就像科学幻想小说中，有了偏于幻想的软科幻，就一定有偏于科学现实的硬科幻。事实上，中国近现代的科学小说是一个历史性存在，无论是这个名词概念本身，还是其蕴含异常复杂的作品。我们首先应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因为这无疑有利于我们理清科学小说的历史流变①。另外，“科学幻想小说”之名进入中国，是因为1950年代国人对前苏联的翻译，而其在欧美更早的类似名称ScienceFiction，则出现于1920年代，从我们现在来看，也已经知道其流变过程，所以，我们也应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国外。这样兼具历史性和国际性的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有别于科幻小说的“科学小说”的存在合法性问题。

　　一

　　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第十四号出版。在该号中，有梁启超为即将面世的《新小说》打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文中，他将拟登载的小说分为十种：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剳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关于“哲理科学小说”，他的解释是“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接下来举出了几种译本：《共和国》希腊大哲柏拉图著、《华严界》英国德麻摩里著、《新社会》日本矢野文雄著、《世界未来记》法国埃留著、《月世界一周》、《空中旅行》、《海底旅行》。“由此可以看出，在梁启超那里‘哲理科学小说’基本上应该分为‘哲理小说’和‘科学小说’两类，在《新小说》的实际编排中，也的确做了这样的区分。”［1］随后，《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的译作《海底旅行》的第一回，被标为“泰西最新科学小说”，而自《新小说》第5号第十二、十三回起，《海底旅行》被简称为“科学小说”。“科学小说”一词，自此正式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底旅行》第一回的作者署名情况是：“英国肖鲁士原著，南海卢藉东译意，东越红溪生润文。”而事实上，《海底旅行》所依据的是日本大平三次译、服部诚一校阅的《五大洲中海底旅行》，而大平三次所依据的，则是英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2］121－122服部诚一在序文中强调：“如硕学者著小说以诱导政治思想，泰西科学小说有以科学之力导人进步的魔力。”［2］121服部诚一的如是言说，也许正是《海底旅行》在《新小说》上发表时被标为“泰西最新科学小说”的原因。

　　正如日本明治时期，人们因羡慕西方科学文明而热衷于译介凡尔纳的“硬科幻小说”一样，晚清中国的有识之士，因感觉自己百事不如人而更加迫切地渴慕西方的科学，希望借引入科学小说而新民强国。由此，“科学小说”的翻译成为晚清文坛一大热点。1904年，荒江钓叟已经写出了涉及到不少科学发明、具有一定科学观念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而1905年，更有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这部完整的当时意义上的科学小说面世。随后，长篇、短篇科学小说创作时有出现。另一方面，“科学小说”的相关理论文字，1902—1912年间也所在多有②。但细考这段时间的理论言说可以发现，当年的倡导者与分析者们都重视的是“科学小说”的救国功能，意在“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3］164，是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具化。

　　而其创作或翻译的作品到底是偏于科学写实，还是偏于科学幻想，似乎没有人过多注意。

　　现在看来，晚清以及民初时，以“科学小说”之名发表的小说其实可以分成科学幻想类与科学启蒙类③，也可以分成具有“雅文化”倾向的、具有“俗文化”倾向的、重视科学普及的三类④。“在晚清，并不存在与当代语境相同的‘科幻小说’这样的文类概念，有识之士所多加提倡的‘科学小说’，其中既有部分是能够通过当代观念验证的科幻小说，也有一些是以不超越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科学技术为情节基本推动力的作品。”［4］31926年，美国的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为了把当时在scientificfantasy（科学幻想）的名义下卖出去的巴罗兹和卡民古兹等的科学冒险小说与他自己的区别开来，创造了scientifiction（科学的虚构）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现在sciencefiction这个词。”［5］189而在此前，凡尔纳的小说有scientificromance（科学的传奇）、pseudo－scientificstory（模拟科学小说）、impossiblestory（不可能小说）、off－trail（脱线小说）、differentstory（奇谈）等诸多名称［5］189。

　　“sciencefiction”这一名词诞生之后，国内至迟在1931—1932年就有了回应，而且其译名不是现今流行的“科幻小说”而是“科学小说”⑤。然而，正如顾均正对这些小说的阅读，却使得他“总觉得其中空想的成分太多，科学的成分太少”，以至于“对于科学小说的热望就冷了下去”一样，在1930年代初的中国，国内形势的日趋严峻，使得当时的有识之士更重视以科学小品为重头戏的科学文艺，偏于科学普及。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正是在此期以《细菌的衣食住行》开始了科学小品创作之路。他在《读书生活》半月刊、《通俗文化》《妇女生活》《中学生》等刊物上发表的近百篇科学小品，后来结集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的大菜馆》《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此外，其连载于《中学生》月刊上的《菌儿自传》，其实是模仿《阿Q正传》而写作的一篇科学小说。该作品中用“我的名称”“我的籍贯”“我的家庭生活”等十五节的篇幅，层层深入地介绍了许多微生物知识，但其科学性却是通过完美的艺术构思来传达的。所以，读完之后，我们眼前仿佛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菌儿”形象。除高士其外，当时发表科学小品的重要作家，还有顾钧正、周建人、贾祖璋、柳湜、董宇、文博、沙玄等人，而当时发表这类作品的重要刊物，则有《太白》《读书生活》等多家。

　　在这股科普潮流中，威尔斯（H.G.Wells）的《未来世界》因为对战争的有效预料而引起当时众多国人的争相阅读，而顾均正在1930年代中后期再读专载科学小说的杂志时，与七八年前的阅读体验大为不同：“我觉得现在的科学小说写得好不好是一个问题，科学小说值不值得写是另一个问题。”并且说，“读者想还记得，在一年以前，报载美国纽约的某无线电台，为了播送威尔斯的关于未来战争的科学小说，致使全城骚动，纷纷向乡间避难吗？这很足以说明科学小说入人之深，也不下于纯文艺作品。

　　那末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6］重视科普功能，是顾均正此处言论的核心。

　　基于这一理念，他开始创作类似威尔斯《未来世界》的“科学小说”，《和平的梦》《伦敦奇疫》以及《在北极底下》，正是这种理念的产物。当然，如果细究起来，这所谓的“科学小说”与高士其的《菌儿自传》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后者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小说，而前者即现在人们常称的科幻小说。然而，直至建国前，沿着顾均正这三部科幻小说的写作路径而写出的科幻小说特别稀少，而当时的少量相关论述中所使用的概念，也几乎都是“科学小说”，正如顾均正所理解的那样。

　　二

　　1950年代，前苏联文坛的状况与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这包括前苏联作家胡捷等的《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1956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出版。该书中，胡捷的《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自然重视幻想之于文学创作的作用，就是格罗登斯基的《论科学童话》，也将当时的科学童话没有窥测未来作为它的缺陷［7］61。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中，“科学幻想小说”以及“科学文艺读物”这两个名词得以登陆中国文坛。我们知道，5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我们的科普作品日渐增多，而科幻小说则开始萌芽。“50年代中期，在‘向科学进军’的潮流中，掀起了中国科幻小说第一个高潮。然而，那是‘襁褓期’，常见作者不过20余人，全部作品不足百篇。幻想色彩平淡，故事结构简单，缺乏鲜明的人物形象，大多仅是‘图解科学’，不过是‘儿童科幻故事’罢了。”［8］2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儿童科幻故事”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科学小说和科学故事。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重申了他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科幻创作开始活跃起来，当年全国发表登载了共41篇科幻小说，1979年更是达到135篇。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至1980年短短四年，中国共发表了近300篇科幻小说。直到1980年的科幻小说姓“科”姓“文”之争，尤其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当代科幻创作才不得不急刹车。1988年，邓小平同志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具体化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科幻创作开始再次活跃，北京、上海和四川成为三大科幻小说创作基地。

　　有意思的是，“科学幻想小说”这一名词进入中国之后至1980年以前，几乎再没有人提及“科学小说”了，然而，这不等于就没有事实上的重在描写科学现实的科学小说。有人指出，“建国以后相当一批科学小说是以‘科幻小说’名义发表的”。“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童恩正的《古峡迷雾》就已经有了科学小说的完整特点，但当时不仅以科幻小说名义发表，还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对比作者后来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可知两者的区别何在。后来，刘兴诗创作了《美洲来的哥伦布》，更成为毫无超现实情节的‘硬科幻代表作’。这两篇作品是包装成科幻的科学小说的典型。”［9］“饶忠华研究了这个阶段的科幻小说后，评论说：‘我国科幻小说已经度过了它的童年期，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就世界范围来说，科幻小说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流派：即凡尔纳派和威尔斯派。前者注重科学性，后者注重文学性。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的科幻小说比较注意科学性，但出较注重文学性的作品正在逐渐形成中’。”［8］5而在台湾的张系国看来，“在大陆上，现在有很多‘科普’刊物，即‘科学普及刊物’的简称，里面很鼓励科学小说，不是纯粹的科幻小说，是科学小说。为什么这么鼓励？我想也是因为中国科学落后，希望用科普刊物与科学性较强的科幻小说来带动科学的发展。”［10］不仅如此，提倡偏于科学现实的文艺作品的人仍然存在。1980年代，中国科普作协委托《科普创作》编辑部和科学文艺创作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了现实题材科学文艺征文评奖活动。征文成果所结集的那本书里面有科学童话、科学诗、科学散文、科学游记，等等，但有意味的是，里面也收入了两篇明确标注为“科幻小说”的作品，而编者在前言中告诉我们，这一时期他们收到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是科幻小说。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80年代科幻创作非常活跃，但另一方面说明我们还是有一批人在提倡现实题材的科学小说、科学文艺。

　　另外，这一段时间中，国内出版了“科学小说译丛”。《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死城》《马纳提森林的阴影》《九十四个小希特勒》《2001年……》《我，机器人》等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所谓的“科学小说”，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杜渐在《2001年……》开篇所写的《世界科学小说概貌》中，就将S.F.翻译为“科学小说”，而且将英美、法国、东欧、日本等的与科学有关的小说，都囊括在“科学小说”名下。但是1979年，有人翻译了美国1969年出版的一本畅销的科学小说《安德洛墨达细菌》，后被改编成电影时，取名《死城》，译作也取名《死城》。在《译者的话》中，他说“这一本科学小说没有荒诞离奇的情节，它有坚实的生活背景和可靠的科学根据。

　　据作者在前言中说，安德洛墨达细茵的传染确有其事。作者在写作此书前曾阅读了大量有关文件，写作过程中也曾得到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的科学家及一些有关大学教授的协助。这一切使得作者能真实地描写安德洛墨达细菌的生长、传播和最后消亡的过程”［11］。显然，“科学小说译丛”中所选取的诸多译本中，固然不乏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幻小说，但也有重视科学写实的科学小说。

　　1980年代后期，科幻小说进一步受到重视：1987年，《人民日报》三次刊文，提出《灰姑娘为何隐退？》问题；1988年，文化部少儿司、中国科普作协少儿科普委员会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在安徽屯溪召开会议，组织出版、创作和评论力量，准备迎接中国科幻小说新的高潮；1989年，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以科学文艺为对象，大力扶持弱项科幻小说。而1988年春，作协四川分会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科幻文学委员会。1991年，《科幻世界》成功更改为现名，成为科幻小说发表的重镇，而其更名本身，或许就是一个信号。

　　相对于科学小说而言，科幻小说自19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大实绩，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科学小说的创作也并未完全停步。比如研究人畜共患疾病的免疫学家俞东征，就专门出版了《孤狼：俞东征科学小说集》。该集所收录的四篇小说中，《再见，卡桑德拉》和《凉粉玛丽的故事》就属于没有科学预测的“科学小说”，“反映了当前科学界正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而《麦德荷恩》与《孤狼》，则属于具有预测的“科学小说”，“展望了相应科学领域今后的发展方向。”［12］他说，“像科学小说这样的文艺形式，几乎是让一般的读者了解科学界真实努力的唯一形式。因此，这本小说集不想把问题仅局限于空泛的概念，而是想认真地介绍一下，通常在新闻媒介中难以反映的科学界的想法和做法”［12］。在每一则小说之末，他都附有“背景资料”。他甚至想通过这些故事，传达给读者“最新的科学观念”。

　　三

　　在台湾和国外，对S.F.、科学幻想小说的思考所在多有，试图打破科学幻想小说一统天下格局的人也并不少。

　　1982年，台湾《联合报》副刊请电子计算机专家、科幻小说家张系国教授主持了一次科幻小说座谈会，参加者有研究科学的沈君山教授，研究神话、西洋文学的戴维扬教授、杨万运教授，科幻小说作家黄凡、黄海、郑文豪。在这次座谈会上，黄凡认为“有三种说法比较接近科幻小说。第一类叫科技小说；第二类叫科幻小说；第三类是幻想小说”。而所谓的“科技小说”中，科学理论、科学背景非常重要，而小说情节部分显得相对弱些［13］。黄海认为“似乎应该把‘科幻小说’和‘科学小说’再划分，才不会引起观念的混淆”［14］。张系国在总结发言时说：“我们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科技小说、推动科学普及的工作；一方面推动科幻小说，在精神的层次推动一个新的突破。”［15］而在台湾文坛，黄凡发现，后伦就将自己所写的科幻小说称作“科学写实小说”［14］。即是说，在台湾，不仅已有将偏于科普的小说和偏于文学的小说分离开来的看法，而且，已经有作家在尝试写作科学写实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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