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是科技时代特殊的文学形式 ,是一种“思想文学” ,并非如某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遁世主义文学”。阿西莫夫是当代驰名的、一流的科幻小说大师。他才思敏捷 ,写作勤奋 ,一生著述四百多部 ,其中最为著名的科幻小说就是《基地三部曲》 ,被称为“阿西莫夫的世界三部曲”。他能以浅显的文笔描绘最为抽象的主题 ,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类与时代、社会、科技、历史、未来等诸多方面的关系 ,具有相当大的感染力。
一在讨论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1920-1992)的《基地三部曲》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澄清人们对科幻小说本身的误解。科幻小说是科学时代的文学,是现代人的神话。在英文中科幻小说一词为ScienceFiction,本身是个复合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小说”并没有用传统小说的定称“novel”“story”等,而是用了本意为“虚构”、引申意才是小说的“fiction”,而“科学”用的不是形容词“科学的”(scientific),却是名词science。这样,科学与幻想之间就有着某种潜在意义上的关联,既表明科幻文学是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想象,又说明它是对科学力量的某种幻想,而不是对超自然力即“神力”的幻想。假如它所表现的是完全科学的事实,那它就失去了幻想的性质,仅仅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描述,这恰恰是科幻小说和科普作品的不同之处;而如果它纯属幻想,它就不再具有科学性质,就真正发挥不了改造现实的能动作用,这正是科幻小说和神怪小说、恐怖小说等的分野所在。从本质上讲,科幻小说是科学与幻想的糅合,以科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人类的幻想,或以幻想的形式表达人类对理性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向往。美国科幻小说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曾把科幻小说定义为:“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描绘虚构的社会,这个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发展的性质和程度。由于现代技术的出现,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社会的急剧变化。科幻小说是产生于这一现实的文学形式。”显然,科幻小说是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尤为关注科学发展对人类社会可能的影响。随着现代文明的愈趋发达,毋庸置疑,科幻小说占据主流的时代终究会到来。不过,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对科幻小说持有一种偏见,认为它内容肤浅,难入主流文学的殿堂,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它宣扬一种“遁世主义”。固然,在科幻小说的初创时期,大量的故事都出现在通俗杂志里面,而且读者多数都是年轻人,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但科幻小说发展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它已经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读者的构成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影响决策的行政官员”。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家都认为科幻小说是“符号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出现是一种社会现象。帕特里克·帕林德曾经问道:“难道科幻小说不是在社会转变方面预测着希望与恐惧吗?其纯然的大众化不是表明文化价值某种潜在的大嬗变吗?———一个新启示主义或新神秘主义吗?”如若指责科幻小说宣扬“遁世主义”,这就更是无稽之谈了。众所周知,科幻小说源于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在这种条件下,人自然要关注科学,探索科学,认识科学。雪莱夫人玛丽的《弗兰肯坦斯》(副标题为《现代普罗米修斯》)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其原因在于当“电”这种新事物出现的时候,玛丽认识到其背后潜在的巨大力量。更具有开拓性的是,她以故事的形式描绘出了人在这种力量下的生存,从而开创了科幻小说中人类与技术进步之间尖锐冲突这一重要主题。20世纪四十年代科幻小说进入黄金时期,儒勒凡尔纳和H.G.威尔斯开创了技术派和社会派两大系别。前者强调从现有科技成就出发,通过严格合理的逻辑推理,创造惊人的科学幻想,其所展现的科学成就极有可能实现,而后者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揭示出人们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矛盾心态,蕴涵着对科学主义的反抗。“新浪潮运动”的兴起与6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技形势的重大变化密不可分。冷战、东方宗教的传播、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因素促使科幻作家更加关注人性、人的心理。布莱恩·奥尔迪斯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写的是人类的不幸、隔绝、失望、忍受和友爱”,而这恰恰是那个时代最有力的总结。进入80年代,信息技术空前革命,一批反映现代科技成果的新型作品应运而生,被标以Cyberpunk(赛伯朋克)。该词由“控制论”的前缀(cyber)和新型的反文化生活方式者“朋克”(punk)构成,意思是指那类具有超越传统和极端未来主义观念的电脑工程师。这类新作品在高科技信息化的背景下,对社会文化价值进行了戏谑和反思。综观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虽然科幻小说家描绘的是一个幻想世界,但他或她并未“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科幻小说的想象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可谓“藕断丝连”。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客观世界的形式,它不是“遁世主义文学”而是“思想文学”,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思想实验”,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它所提供的认识是可摸触的思想,而且它所反映的思想常常先于其时代。这样看来,科幻小说就成了人类伸向未来的“探路针”,“更行更远还生”。西方一些评论家声称未来最好的作品要从科幻中找,因为在未来给人影响最大的是科学技术,其他远不如它变得快。更为重要的是,科幻作品所讨论的问题较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要严肃得多:它们涉及人类命运的真正问题。美国著名科幻评论家和科幻作家詹姆斯·冈恩说过:“科幻小说所涉及的事件,其重要性大大超过个人或社会的意义。在科幻小说中,往往是整个文明或整个种族处于危亡之中。”毋庸置疑,科幻小说指向未来,“提供了关于一个技术的人和一个正在扩展着的宇宙公民的神话”。我们的时代正适应着未来,而科幻小说也正扩大着我们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二阿西莫夫是当代驰名的、一流的科幻小说大师。他才思敏捷,写作勤奋,一生著述四百多部,其中最为著名的小说就是《基地三部曲》,由《基地》、《基地与帝国》和《第二基地》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系列最初却是发表在《惊奇科幻小说》杂志上的短篇故事,包括《博学者》、《市长》、《商人》、《商业王子》、《将军》、《骡子》、《基地的探寻》等。经由阿西莫夫一番点染润色,原本各自独立的故事前后衔连,演绎成气势磅礴、壮观宏丽的未来史诗。《基地三部曲》实际上是一部有关银河帝国的衰落史。在遥远的未来,银河帝国统治着两亿多个星球,每个星球上都居住着从地球上迁出的人类,但他们似乎早已忘却了自己的根基。帝国的居民在享受了一万两千年的和平与安宁后,突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原因在于帝国最伟大的数学家哈里·夏尔登断言正值鼎盛时期的世界即将崩溃。他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科学———心理历史学,预测人类将在此后的两万年内陷入可怕的蛮荒状态中。为了拯救文明,他提出了“夏尔登计划”,劝说当局在“银河的两端”建立两个基地,囤积人类的所有的知识,孕育新的帝国,力争把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缩减为1000年。整个三部曲就是围绕如何保全“夏尔登计划”展开,讲述了基地领导人在这一进程当中如何一次次克服危机,最终挽救了人类的命运。可以说,《基地三部曲》就是一部反映人类为了在宇宙中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史。阿西莫夫第一次把想象的触角延伸到未来的极限,让人惊诧于他丰富想象力的同时,也让人体验到科幻小说所带给人精神上的震撼。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反映社会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它类似与认知方法中的“思想实验”或“假想实验”,和真实实验的差异有二:一是实验条件是假设的、理想化的,是对科学技术发展无限性的一种揣度和预测;二是实验的工具不是各种科学仪器,而是人类的逻辑思维、推理判断。科幻小说所设置的故事背景都是虚构的、虚幻的,不少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出现,但如果这故事的背景能够实现,那么这些情节的产生就完全合乎逻辑,即使不是“必然事件”,也终归不与故事的情理相悖。这样看来,科幻小说本质上是人类对未来社会一种积极的逻辑推断。因此,构造一个理想、可信的世界就成为科幻小说这种体裁不可推卸的使命之一。顺理成章,如何描绘一个令人信服的未来世界也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可靠可信的未来社会才更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才更能让人从中体悟到科幻小说所传递给人类的各种信息。阿西莫夫不愧是开拓题材的天才,他在《基地三部曲》中独辟蹊径,创造出一个全人类的银河帝国,既让人耳目一新,又让人“信以为实”。诚然,阿西莫夫并非第一个涉及“未来之迷”这一科幻题材。早在科幻小说的初创时期,英国科幻作家H.G.威尔斯就曾幻想出一个地球人与外星人共存的宇宙。在他的《大战火星人》中,人类面临火星人的大举进攻而束手无策。“我”之所以能够幸存不是人类的反抗和斗争,而是由于外星人受不了地球微生物的侵袭。人类在整个宇宙中显得如此脆弱和孤立无援。虽然故事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但每个人读后都会产生一种隐隐的恐惧感和凄凉感。阿西莫夫似乎厌倦了这种悲观的论调。在他看来,只要人类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外星人的存在,那么,一个全人类的宇宙就似乎显得非常合情合理。毕竟不管人类怎样进化,“人性的冲动:仇恨、爱、恐惧、猜疑、激情、饥饿、欲望,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会保持不变”,人类的情感本质上不会改变,人类的开拓精神不会改变。在他的笔下,人类从地球往其他星球殖民、移居,往往使读者回忆起欧洲历史上的“大探索时代”。这种潜意识的比较突出了人类大无畏的冒险精神,让读者读后颇有一种豪迈气概,因为人类最终成为银河系的真正主宰。更有甚者,基地的每一个领导人似乎都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博学者》中的萨尔沃·哈丁并非一名手持激光武器的超级战神,而是一名中年政客。“暴力是无能者最后的避难所”不仅是他的名言,更是他理性力量的集中体现。《商业王子》中的梅罗面临科瑞尔星球的威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忍辱负重、不拘名节的举动让人又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光辉。阿西莫夫似乎故意省略了这些人物的背景交代。我们只知道他们一出现就被置于危难之间,如同倏忽出现的神灵,带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感。他们承担的责任越大,其性格的力量也就越发突出,人类的主宰地位也就越发巩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概念型的人物恰恰提供了一种开放的阅读模式,让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阅读的满足和快感,更能体会到人类面临危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尊严与豪迈。这样以来,读者在阅读过程当中就能够和故事的主人公进行情感的沟通与认同,从而缩小读者和虚构世界之间的距离。阿西莫夫知道如何抓住读者的好奇心和自尊心,让他们接受他所虚构的世界。只有这样,他所进行的“思想实验”才具有了预言性质的价值,其所设想的种种境况才能发人深思、让人警醒。在《基地三部曲》中,阿西莫夫发明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意义深远的术语:心理历史科学。尽管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读小说,但他所创造的“心理历史学”却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它就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科,因为从词形上来看,psy-chohistory显然是心理学(psychology)与历史学(history)的融合。实际上,不仅于此,它还和数学、社会学、未来预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讲,它所涉及的范围已经开了20世纪60年代“新浪潮”运动的先河。当别人一味滥写外星人挥舞“激光枪”打打杀杀的时候,阿西莫夫已开始尝试复杂、高深的社会、心理题材,并在其中融入了比现实先进得多的科学。因此,很多人把《基地三部曲》归为软科幻小说一类,这不无一定的道理。那么,到底什么是心理历史学呢?阿西莫夫在小说《心理历史学家》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杜尼克曾以非数学观念定义心灵历史学为:处理人类群体调适社会经济变动之反应的一门数学…………上述所有定义都隐含一项假设,即所处理的人群数量,必须大到能够满足有效统计方法之需求。该等人群的必要数量取决于谢东第一定理……进一步的必要假设为,该人群并未察觉受到心灵历史解析,以确保其反应为真正任意……据说这种理论最早起于《惊奇》杂志主编坎贝尔对“符号逻辑学”的设想。他在同阿西莫夫初次谈话时就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符号逻辑学如果进一步发展,它就能够揭开人类思维之迷,人类的各种行为方式就能够进行预测。不仅如此,坎贝尔利用作为编辑的有利条件,或多或少地“强迫”阿西莫夫在他的第一个故事《基地》(后来在《基地三部曲》中改名为《博学者》。)中运用符号逻辑学。阿西莫夫对此一无所知,根本不相信它能够“澄清思想,显示一切”。但他还是动了脑筋,回想起自己非常熟悉的化学动力学规则:既便单个气体分子的运动无法预测,但大量分子的运动却是完全可以把握。依次类推,阿西莫夫创立了心理历史学。从此定义来看,心理历史学只有在具备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效用:一是必须有庞大的人口,换句话说,只能用10亿为单位的数字来表示对未来的精确预测。这意味着整个银河系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而个人或小团体则不可能;二是这种预测必须在被分析对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以保证他们的行为不因被预知而受到影响。倘若条件果真具备,应该说它所预测的结果有一定的可靠性,因为这种对未来的推断不是一种凭空设想,而是源于现实科学的思想实验。在《基地三部曲》中,精通心理历史学的哈里·夏尔登正是据此预见到银河帝国的崩溃和荒蛮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明注定要衰败,任何人都无法扭转这一不变的趋势。唯一可行的就是尽可能缩短这即将到来的荒蛮时代的时间。同时,他还预见到接下来四百年中人类可能面临的种种危机。在《博学者》中,萨尔沃·哈丁意识到夏尔登已安排好了基地的历史,因此他们将定期地面对所谓的“夏尔登危机”:“……未来不是模糊不清的。夏尔登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安排。我们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每一个危机都是预先设计的,每一个危机的开始都有待于上一个危机的圆满解决。”这样,一切都已注定。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的确令人恐慌,因为任何努力都不会阻止帝国衰落的到来。战争、饥饿、绝望、死亡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残酷的自然法则突然让读者意识到人类文明的脆弱,意识到人类在宇宙中原是如此的孤立无援。这种感觉让人联想起《夜幕》不寒而栗的结尾:漫漫长夜已至。假如《基地三部曲》果真如上面的分析,宣扬了一种历史决定论,那么,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应该一次次被击败,成为滚滚历史洪流的玩物。倘若真是这样的话,这三部曲就不会让人爱不释手,因为谁都不情愿接受人类文明衰落的事实。实际上,故事中的危机几乎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第二帝国终于得以建立,人类的文明最终得以保全,这似乎才是阿西莫夫真正的初衷。那么,人类又是凭借什么来对抗心理历史学的决定论呢?我们知道,精通心理历史学的人物只是少数的数学家和基地领导人,洞悉“夏尔登计划”的也仅仅是第二基地的心理学家。他们知道历史的潮流无法扭转,但却可以把到来的荒蛮状态缩短到1000年。其他人,甚至包括读者,都完全被蒙在鼓里。正是这些智力卓绝、坚毅勇敢的人物承担起扭转乾坤的重任。圣经说“自助者,天助也。”,但读者在很多处都能读到的却是“自助者,夏尔登法则助之也。”如同基督徒接受上帝的使命,这些勇士被作者赋予了一种强烈的自由意志。他们不但不甘心成为历史趋势的玩偶,反而殚精竭虑,力挽狂澜,最终实现了夏尔登计划。从整体上看,心理历史学预示着人类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从单个故事来讲,每一个基地的领导人不得不独立地解决各种危机。这样一来,《基地三部曲》虽说是一部未来世界的衰败史,但本质上却是反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人类自由意志论。阿西莫夫正是凭借历史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之间的冲突为整个三部曲提供了一个框架,为一系列意志坚强的人物上场提供了充足的舞台空间。《基地三部曲》本身是一部历史,而历史恰恰正是这些人物活动的轨迹。不同的故事揭示了基地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每一种危机的解决都促进了银河帝国重新崛起,但同时又隐含着另一种新危机。《博学者》中,萨尔沃·哈丁运用萌芽状态的强权政治手段,挑起星球间的冲突,从而避免了基地被安那克雷恩星球奴役的命运。同时,他提供邻邦原子技术,却预先给其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在《市长》中,哈丁正是通过基地作为宗教中心的杠杆作用,挫败了安那克雷恩人的再次进攻,创立了帝国的雏形。一旦基地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的真相大白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在《商人》中梅罗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宗教失效的地方利用经济贸易来驱动。虽然每个故事创作的时期不同,但阿西莫夫总能找到持续下去的线索和理由。他似乎试图通过他的故事来表明他对历史的沉思:一代人解决危机的方法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必须解决的难题;每一种革新一旦沦为僵化的传统后就必须加以打破。正是因此,基地博学者的僵硬统治必须被善于操纵时局的哈丁打破,而哈丁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利却迟早被梅罗击溃。从某种程度上讲,读者完全能够感触到一种历史动态变化图。这仿佛是说: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对先前传统的突破,而任何灾难、危险,只要做好了充分的技术或精神准备,都完全能够得以解决。夏尔登计划的最终实现不仅仅是自由意志对历史决定论的胜利,更是人类理性的伟大胜利。因此,《基地三部曲》不是先知的预言书,更不是后觉的忏悔录,只不过是一个当代人的忧虑和思考。既然文明由人类来创造,人就一定能在文明的发展中靠自己的理性来发现和挽回自身所造成的过错。更有可能的是,前车之鉴完全可以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一把利剑,让人警醒,或是防火于未燃,或是避免重蹈覆辙。阿西莫夫曾经在《终极抉择》一书中分析了人类面临的五类灾变,其中第五类就是文明的衰败。不过,在他看来,“我们眼下发生的灾变没有一种是不可避免的。眼下即可能造成毁灭的威胁,没有哪一种我们在它面前毫无办法。只要我们保持理性,多施仁义;只要我们冷静地集中关注我们全人类面临的那些困难,而不是感情用事地只关心安全、狭隘的尊严等等仍属于上个世纪的那些事务;只要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我们的邻居,而是贫穷、愚昧和自然法则的冷酷无情,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一切难题。我们大有选择的余地,可以根本不让任何灾变发生。”《基地三部曲》恰恰就是对这种科学乐观主义精神形象化的阐释,提醒人类不要失去理性,而要自珍自爱,作出明智的抉择,从而使人类意识到威胁,却不必担忧文明的衰败和人类的消亡。这难道不正是《基地三部曲》这部经典之作精神实验、思想实验的真正价值所在吗?参考文献MichaelWhite:Asimov:TheUnauthorizedLife,BigAppleTuttle,1994.DavidHartwell,1984.AgeofWonders,McGraioHill.NichollsPeter,1979.TheEncyclopediaofScienceFiction,Gronada.帕特里克·帕林德,1980。《科幻小说:其批评及教学》,Methuen。《科幻爱好者手册》,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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