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三体》中的“弥赛亚”情结解读

分类  : 中文
作者  : 郑文斌
来源  :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   : 2015年第5期
发表时间: 2015.10.15.
发布人 : SFT
 

摘要:

科幻小说《三体》是国内科幻界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其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弥赛亚\'情结。作品中既有对\'弥赛亚\'的热烈渴求,也有作者冷静的评判。同时,\'弥赛亚\'现象的出现与科幻小说这一文类和诸多科幻作品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三体》也必将利用这种联系走向世界。


正文:

科幻小说《三体》中的“弥赛亚”情结解读

郑文斌

  《三体》三部曲(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是国内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代表作。这3部系列科幻小说,分别是《疯狂年代》、《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以科幻的视角严肃探讨了人性且推演了地球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其格局宏大,立意高远,是国内科幻界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弥赛亚”是基督宗教术语,意指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基督教主张“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耶稣的出现,应验了许多旧约圣经中的预言”。《三体》中含有明显的“弥赛亚”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有着十分深厚的根源,值得对其进行探究和解读。

  一、《三体》中“弥赛亚”情结的具体体现和分析

  (一)“弥赛亚”形象出现的必要性

  在《三体》系列第一部作品《疯狂年代》中,作者刘慈欣把环境设置在了中国当代民众都比较熟悉的“文革”时期,从而大大加强了故事的可读性。正如科幻小说巨匠H·G·威尔斯在后来《自传》中提到《时间机器》时所说:“我意识到,如果要讲述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那么故事的背景就应该越普通越好”[1]157。

  在本书当中,“弥赛亚”的形象多次出现,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贯穿于《三体》三部曲始终并令读者印象深刻的便是“危机降临”与“危机处理”这一矛盾的纠缠,而“弥赛亚”自然就成了其中全部的焦点所在。故事初始时,红岸基地监听员叶文洁为了“拯救人类世界”贸然向监测到的“三体”文明发送求救电波,从而导致了“三体”文明对人类世界的入侵。这一情节当中,叶文洁扮演了“上帝”的角色,而“三体”文明则成为了所谓的“拯救人类”的“弥赛亚”。在第二部和第三部作品当中,随着故事的不断演进,最终充当人类“弥撒亚”的分别是罗辑和程心,借以对抗“三体”文明的入侵和更具有终结性的星际打击。

  所以,在《三体》中“弥赛亚”是全书矛盾的焦点所在,它既是矛盾的解决者也是故事叙述中提纲挈领的线索,因此,“弥赛亚”这一形象在本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二)对“弥赛亚”罗辑的欲扬先抑

  在第二部《黑暗森林》中,三体舰队全部起航前往地球,留给人类防御入侵已只剩下了400年的时间。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统一的全球性组织选举了4名人类代表作为“面壁人”以应对“智子”无所不在的监听,所以关乎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的重担就落在了这4位代表的肩上。随着故事的推进,“破壁人”一一将“面壁人”的计划识破,最终只剩下了罗辑一人。

  然而,在作者的笔下,罗辑的能力似乎是4位“面壁人”当中最差的,也是最不被公众所认同的,其中的前3位“面壁人”分别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委内瑞拉总统和建树颇丰的生物学家,而罗辑不过是一名玩世不恭的社会学博士。起初,罗辑似乎是在逃避“面壁人”的职责,在世外桃源和妻儿享受人世之乐,并不过问“面壁计划”和“三体”世界的动向。对于熟悉武侠小说的中国读者来讲,这一形象颇有武林绝世高手藏身于市井郊野,只在关键时机发起致命一击的韵味。果然,在本部小说的最后,罗辑对决三体世界,致使三体舰队转离太阳系,成功建立了“黑暗森林”威慑。

  其实,近年来许多科幻影视作品中也时常出现与其相类似的情节。如:在改编自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流浪者》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当中,“救世主”NEO本身不过是默默无闻的电脑程序员,在传统认知中与“弥赛亚”这一形象相去甚远,但正是这么一个小角色最后拯救了人类社会。

  这种欲扬先抑的表现手法符合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规律,很好地表现出了罗辑作为“弥赛亚”的气魄态势。同时,故事情节多变,波澜起伏,使读者获得了极大的阅读乐趣。

  (三)“圣母”程心

  《黑暗森林》中的“面壁人”罗辑,成为了使人类暂时免于灭顶之灾的“弥赛亚”。这颇有受上帝之命、率领被奴役的希伯来人逃离古埃及前往一块富饶之地的摩西的意味,同时也有着耶稣解救芸芸众生般的宏大气魄。值得一提的是,“智子”的化身竟然是一身和服的、近似日本人的形象,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屡次入侵中国的邻邦日本———“三体”文明的入侵给人一种当年中国面临日本侵略的危机感[2],这种寓意的凸显,也使得罗辑作为“救世主”的形象更加深刻。

  然而,此时作者刘慈欣笔锋一转,在《三体》系列的最后一部《死神永生》中,把罗辑的“弥赛亚”形象逐渐隐去,却把更为普通、内心脆弱的程心推上了拯救万民的风口浪尖。而当“三体”文明的坐标遭到暴露后,意味着人类将面对宇宙中更为强大和隐形的敌人时,程心则被赋予了更为重大的使命和职责。

  在承接罗辑的使命之前,程心在公众中的形象被喻做了“圣母玛利亚”,正如她在联合国大厦前怀抱婴儿的那个瞬间。然而,程心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或者说是面对宇宙生存法时的无可奈何。故事不断推进,程心却与广慈博爱的“圣母”形象渐行渐远。

  程心在接过“执剑人”职责的短短几分钟内,罗辑建立的“黑暗森林”威胁便被摧毁得一干二净,整个人类世界立刻陷入了“智子”的残暴统治当中。之后,程心的“妇人之仁”又使得能够拯救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次机会丧失———阻止了维德利用武力要挟政府建立“曲率驱动飞船实验室”的举动。故事的最后,太阳系被二维化,而程心却得以独自逃离,生活在一个时间相对静止的“小宇宙”当中。

  《死神永生》是《三体》系列小说的最后一部,然而也是最为悲凉的一部,人类文明最终没能逃脱被毁灭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宇宙生存法则下的无奈,更是人性弱点的集中暴露。

  二、《三体》和其他科幻文学对“弥赛亚”的解读

  (一)作者对宇宙和人性的思考

  《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对于宇宙和人性的思考无疑是深刻的,但也是悲观的。

  在对宇宙的思考方面,作者刘慈欣一直把“黑暗森林”作为宇宙的生存法则,正如作者写到的“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这种对宇宙生存的悲观论调是对“费米悖论”较为精致的解释,并与宇宙文明和平相处的论调相反。这一暴露即被摧毁的理论,证明了作者对宇宙文明间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认同。然而,这种充满悲剧意味的认同似乎能够在科幻电影中找到源头。在科幻电影《异形》之前,绝大多数的好莱坞电影都跟随着《2001:太空漫游》的脚步,将外星人塑造得相当有爱心,把文明之间的接触作为传递友好的行为。比较明显的是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但自《异形》第一部拍摄完后,几乎所有成功的科幻影片中的外星人形象都是令人作呕的[1]248,而文明之间的接触也变成了见面即会引爆的战争。

  在对人性弱点的剖析和展示方面,作者刘慈欣显得更为老道。比如,在面对灭顶之灾时,大多数人类只会各自逃命、互不相救,同时妄图选择出“弥赛亚”似的人物来力挽狂澜———这其实是对神灵崇拜的现代衍生品。而在全文结束时,罗辑对人类文明彻底失望和程心最后选择出逃的情节,更是强化了作者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

  文明的灭亡不可逆转,“弥赛亚”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愿景———这部小说无疑是反“弥赛亚”的,但同时也将科学理性社会包装的现代社会的“弥赛亚”主题展示得淋漓尽致。

  (二)《三体》和其他西方科幻文学对“弥赛亚”的拷问

  《三体》三部曲当中,《疯狂年代》中的“弥赛亚”是将要前来毁灭地球文明的“三体”世界;《黑暗森林》中的“弥赛亚”只不过是被错放在人类命运关键处的平凡小人物;《疯狂年代》中的“弥赛亚”错招频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苟且偷安。这些情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弥赛亚”的拷问:到底存不存在着一个无所不能的“救世主”,或者这只是人们对于宗教一厢情愿的狂热追随。这种错位的“救世主”形象,倘若以宗教视觉审视,可以被看作是作者刘慈欣对基督教文化的怀疑和颠覆,会令读者产生相应的“亵神”感。

  无独有偶,在上世纪60年代兴起、发展的“新浪潮”运动当中,多部重要作品也都同时关注同一主题:“弥赛亚”。众多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如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菲利普·K·迪克的《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尤比克》和《艾德利治的三道印记》,迈克尔·莫考克的《最后的程序》等等,均涉及到了这一主题。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面临着无处不在的核威慑:面对着太空科技的日新月异,面对着许多宗教和派系的风生水起,人类仿佛越来越接近《圣经》中所描述的末世景象。这些作品在这一时段的集中出现,反映了科幻小说核心的原初焦虑: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所有的新科学和技术,我们对宇宙的新知识———这些会不会致命地损害“弥赛亚”的独一无二和有效性[1]300?

  在《三体》系列小说当中,作者刘慈欣似乎怀着和“新浪潮”作家们同样的焦虑和疑惑,对人性弱点审视、对宇宙的悲观视角让其在描绘“弥赛亚”形象时,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感。

  三、《三体》中频频出现“弥赛亚”的原因

  (一)科幻文学是对宗教神学的一种现代延续

  纵观科幻小说的历史,特别是基督教文化所主导的科幻小说历史,宗教主题一直与科幻元素如影相随。根据亚当·罗伯茨在其《科幻小说史》中的论述,在公元400年以前的“古代科幻”中,通常是把科学猜想和不寻常的旅行、宗教性寓言调和在一起。这充分说明了科幻小说与宗教神学在起源上的不解之缘[1]41。

  然而,现代的科幻文学却产生于全社会对宗教的“却魅”过程中,所以早期的经典科幻作家都在努力把科幻与宗教分隔开。直到上世纪中叶,以1962年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为标志,宗教界才稳住了脚跟,与如日中天的科学界建立了新的关系[3]163。

  因而,在被科幻学界誉为“黄金时代”和“新浪潮”时期中,出现了几部与宗教和宗教“弥赛亚”主题相关的作品,正如亚当·罗伯茨所言“使现代科幻小说跃上历史舞台的宗教辩证关系并没有随着20世纪向世俗日益推进而隐退。”[1]58

  于是,科幻小说在展现宏大主题的时候,总是比其他文学类型的视角更为广阔和通畅,也总能将宗教典籍当中的神学意味赋予现代和未来的含义。在这一角度,科幻文学本身就是对宗教神学的现代延续,它将宗教神学的外衣褪下后换上了科学技术的包装,以更为精准的语言为人类描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二)对西方科幻文学传承和发展

  在西方科幻文学的引进方面,科幻文学于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这一文学种类直接来源于欧美。新中国成立之前,最早被大规模译介到国内的科幻小说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欧美科幻作品的引进出现了新一轮热潮,除不断再版的古典科幻小说外,西方现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开始进入中国。随着国内科幻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逐渐复苏,对外国科幻作品的引进出版呈现了爆发式繁荣,如今已全方位引进了世界科幻文学当代主流作家的作品[4]71-73。

  同时,在对中国科幻的创作方面,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这一国内科幻最新的活跃期中,中国科幻文学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黄金时代传统理念的科幻小说仍在继续创作。同时,科幻小说“新浪潮”运动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回响[4]73-77。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以基督教为文化主导西方科幻,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吸收和创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对《三体》的创作者刘慈欣而言,则更是长期浸濡其中,深受陶染。由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创作于2000年以后的《三体》中频频出现类似于“弥赛亚”的主题。

  (三)对中国本土思想潜意识的继承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角度而言,“弥赛亚”或者说“救世主”完全就是一个新的词汇。其源起于西方的宗教理论,在中国文化中似乎找不到对应的词语和概念。但由于长久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的宣传浸染,又使得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在潜意识里打下了类似于“弥赛亚”的烙印。在无数次的王朝更替中,遭受苦难的底层民众总是希望能出现与“弥赛亚”相似的“神迹”。比较著名的是描绘闯王李自成的经典宣传“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同时,由于中国自古就是农耕社会,普通民众靠天吃饭,所以自然形成了对天的崇拜和敬畏,历个朝代的皇帝都会登泰山“封禅”祭天,普通民众则会供奉祭拜龙王庙等以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这种潜在的大自然的力量通过潜移默化,也为普通民众形成了酷似“弥赛亚”的精神诉求。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理解,没有明确宗教意识的大部分普通中国民众就这样在内心深处深深烙下了“弥赛亚”的印迹。所以,无论是刘慈欣《三体》中刚开始时被要求拯救人类世界的“三体”文明,还是后来的人类“救世主”,无疑都有其潜意识中“弥赛亚”情结的影响。

  结语

  《三体》的英文版本在美国发售后,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今年8月便问鼎“雨果奖”,成为了荣获该奖项的第一部亚洲科幻小说。究其原因,不仅与其“硬科幻”的外壳包装关系重大,更在于其诸多文化内核完全可以被基督教社会所接受和理解,其中反复出现的“弥赛亚”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共通性便是不可忽略的一点。这种相互贯通的文化理念,源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中科幻小说多年来的潜移默化地浸润,又与扎根于中国古老文化的思想内核、当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紧密关系密不可分。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三体》这部优秀作品在西方文坛中将会越走越远,同时也将催生更多的类似于《三体》这种能与国际接轨的优秀科幻作品。

  参考文献

  [1]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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