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美国科幻小说家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的《家族》融科学幻想小说、新奴隶叙事与历史书写小说于一炉,以穿越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奴隶制的罪恶,引发对美国现实种族关系、两性关系的思考。小说通过新奴隶叙事的形式再现了不可再现之过去,通过科幻小说的形式言说了黑人无法言说之创痛。其历史书写隐喻着美国黑人和白人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和共生关系这一美国国族寓言。《家族》表明,黑白血脉相连,其历史经历交织,黑白的许多经历是共同体验的结果。为了避免历史重演,黑人和白人必须在历史记忆和重访过去中了解历史真相,并对美国当下语境下自由的概念和美国黑人乃至美国整个国族的整体命运加以关注与思考。
Abstract: Octavia Butler\'s Kindred employs the devices of science fiction,speculative neo-slave narrative,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o represent history. By using one of the oldest imaginative devices,time travel,Kindred maps the often uncanny interlocutions of race,gender,and history,interrogating how these elements work together through interlocking sets of representations to trigger people\'s probe American reality of racial and gender relationship. Neo-slave narrative helps to represent the unrepresentable history; science fiction contributes to 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trauma of Afro-American people,especially that of black women; historical writings allegorize the historical and symbiotic relation between Afro-Americans and White people.Kindred suggests that White and Black Americans are interconnected kindred sharing mutual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ogeth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repetition of history,all American people,Black or White,have to know the truth of history in light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visiting the past,and reconsider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nd national fate in the context of present America.
关键词:《家族》;历史书写;政治隐喻;国族寓言
Key words: Kindred; historical writing; political metaphor; national allegory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非裔美国文学中的种族政治研究”(14BWW01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国黑人作家作品中体现的多种族文化民主理念研究”(11JCWY19YB);浙江工商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美国黑人作家研究”(107XJ2312026)
作者简介:李美芹,女,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语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
论巴特勒小说《家族》中的历史书写和政治隐喻
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Political Metaphor in Butler\'s Kindred
李美芹
一、引言
阿什拉夫·拉什迪在谈及非裔美国文学传统时主张,非裔美国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的特征之一是重写(palimpsestic),在这种叙述中,“当前总是被置于历史虽清晰可辨却被消音灭迹的背景中”[1]8,并通过家族关系再现。重写叙事通常是返回奴隶制经历的创伤原址[1]99,而后殖民作家经常返回与殖民、后殖民和/或后独立阶段相联系的创伤原址。后殖民作家认为庙堂历史留有空白或失实,因而有必要重写历史[2]。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Butler)就是通过虚构的形式重写历史失实部分而填补空白的科幻小说家,其文学文本也是文化记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巴特勒是美国家喻户晓的非裔科幻小说家。她以特殊的种族和性别视角关注歧视及歧视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在科幻小说家中获得了独特的地位。其小说以扣人心弦的笔触,以“陌生化”的手法,通过描述过去和未来、异化、人类关系与社会变迁等向人们展示当前人类所关注、沉迷或恐惧的问题。
她把科幻的形式运作与历史批判和变革挂钩,赋予科幻小说以政治隐喻,引发读者反思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和态度。但是,国内研究者对其小说鲜有问津,与她在美国获得的文学声誉格格不入。
巴特勒的科幻小说《家族》讲述了1976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当代非裔美国知识女性达娜穿越时空回到其祖辈种植园的故事。每当她的白人祖先卢夫斯·韦林身陷险境,达娜就被迫穿越时空回到战前的马里兰,多次挽救卢夫斯和女祖爱丽丝的生命。达娜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重返现实。她发现自己必须安排奴隶主卢夫斯强奸一个自由黑人女性以确保自己的出生。达娜被卢夫斯当成了奴隶,在两种选择中进退两难:接受卢夫斯和历史的要求并保存自己的家族历史渊源,还是冒自己永远没有机会出生之险拒绝这些要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作者引领着读者穿越蓄奴制历史的重重迷雾,让达娜和读者在其中体验蓄奴制的残暴和对黑人心理的塑形。历史事件魂牵梦绕,不可抗拒地让达娜身陷这种两难选择。在达娜曾祖母哈加尔出生后,达娜因反抗卢夫斯的强奸行为杀死了他并永远地回到现实,但也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左臂,留下了历史的烙印。达娜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使事件和记忆、事件和再现、现实和文本在回旋中实现了传统小说难以达到的张力。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对现实的模仿,从边缘群体的立场审视再现“模糊了虚构和历史的界限”[3]113,再现不可再现的历史,言说不可言说之过去,表现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是非裔美国人文化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新奴隶叙事中的历史书写:再现不可再现之历史
《家族》发表于1979年,正值人们对如何再现非裔美国历史激烈争论了20年的尾声。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新左派运动等草根作品的推动下,美国学者“开始领会,‘历史’不仅是由国家御用权力所编撰,而且是由那些没有明显体制性权力的人所写”[4]4,这使人们开始看到“美国”实际上是不同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人们不断互相作用协商谈判且流动不居的产物。随着非裔知识分子在学术界日益活跃,对美国历史的研究日益成为对非裔美国历史的研究,新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奴隶叙事和记事,提供了历史记忆素材。在这种文化审视背景下,官方历史当然不会是仅有的或主要的记载。
关于美国蓄奴史,“宏大叙事”的官方历史历来争议纷呈,因其不可再现性被模糊化或美化。如南方黑人史学代表菲利普斯(UlrichB.Phillips)在其所著黑奴史《美国黑人奴隶制》中,公然竭力为蓄奴制辩护,认为黑人从黑奴制中获得文明驯化与福祉,是白人仁爱家长制的受益者[5]154。巴特勒借达娜之口,也提到了为奴隶制辩护的史学家德博,他认为“奴隶制是好的,因为它使穷白人找到了可以鄙视的人”[6]140。黑人史学家则通过记录黑奴起义等事件对此展开了激烈的反驳。同样对此观点进行反驳的,则是代表着小写历史的奴隶叙事与新奴隶叙事。
从历史范畴而言,1865年以前“有关黑人被奴役的书面或口头证言”[7]XII被称作奴隶叙事。奴隶叙事以叙述者的亲身经历为蓝本,揭露了蓄奴制的惨绝人寰与灭绝人性,力图唤起白人的良知。巴特勒是现代作家,虽无法以第一人称形式感同身受蓄奴制的罪恶,但她“套用南北战争之前奴隶叙述的形式、文本惯例和第一人称叙述”以“将蓄奴制再现为具有深远文化含义的历史现象”[8],其叙述符合新奴隶叙事,即“带有口述残余的,关于从奴役逃往自由的现代叙述”[9]289,“现当代以描绘新世界蓄奴制经历及其影响为主的虚构作品”[10]533。在一次访谈中,巴特勒曾经提到为了构思《家族》,她读了许多奴隶叙事,然而她必须把奴隶所遭受的暴力稀释,否则没人愿意读这部小说[10]497。但是,如果剥去《家族》历史书写元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外壳,其主题显然遵循着“识字-身份-自由”的模式[11]8-9。
巴特勒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把蓄奴史中奴隶制度的罪恶具象化,为当代人展示了奴隶生活惊心动魄的全景画:奴隶买售、生活起居、婚典仪式、工作分工、奖惩处罚、奴隶繁衍、秘密宗教集会;十九世纪奴隶日常生活状况:卫生状况低劣、医药水平落后及奴隶缺乏营养;“成群的年轻白人在奴隶中间趾高气扬地维持秩序,巡逻队是三K党的前身”[6]33;女奴萨拉的3个儿子都被奴隶主韦林卖到别的庄园而骨肉分离,因为女儿凯丽是哑巴不值钱,萨拉才有幸能和女儿在一起;萨拉为了能保留住这个唯一的女儿不得不扮演着对白人俯首帖耳的嬷嬷;奴隶们被剥夺了读书写字的权利,达娜因教一个小奴隶识字遭到鞭打;奴隶话语权也有限,一个奴隶因顶嘴遭到奴隶主汤姆·韦林的鞭打;奴隶主给奴隶戴上手铐项圈用铁索绑成一队去售卖。这表明,蓄奴制绝不是如菲利普斯所描绘的那样是对奴隶的文明驯化,恰恰相反,奴隶主通过野蛮的方式阻止奴隶获得文明的驯化,进而阻止奴隶获得身份和话语权。
巴特勒用虚构小说的形式具象化了女奴的苦难,展示了女黑奴被奴役、被鞭挞、被强奸的奴隶制历史。巴特勒笔下的女奴们有的因被奴隶主觊觎遭受爱人被摧残贩卖的痛苦(如爱丽丝),有的被奴隶主始乱终弃转卖给别的奴隶主(如苔丝),有的因孩子被卖掉而遭受骨肉分离(如萨拉),有的因奴隶主的死亡被分散卖掉,夫离子散。女奴们无法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没有合法的家庭,也没有法律上属于自己的儿女。奴隶主只是把女奴们当作他们发泄的工具,可以像衣服一样随意扔掉或转赠、转卖,连他们和女奴们生养的子女也会被当作奴隶和商品卖掉。作者并没有孤立地审视奴隶制对单个个体的影响,而是把蓄奴制置于家族网络之中,探讨其对整个家庭甚至整个美国国族的影响,并进而再现美国黑人生活对社会的影响。
但是,巴特勒再现历史的手段恰恰是展示蓄奴制残酷历史的不可再现性和奴隶所受痛苦的不可言说性。如在第二次穿越回奴隶制时代时,达娜藏在灌木丛里目睹了巡逻者对黑人实施鞭刑的场景。
作者并没有具体描写奴隶主怎样鞭打奴隶,只是通过痛苦的喊叫、不规则的呼吸和黑人的汗味再现殴打奴隶的残暴行为。小说对爱丽丝被鞭笞和艾萨克被割耳朵也并没有进行详细的现场描述,只是通过别人只言片语的回答和受害人爱丽丝心有余悸地回忆被狗撕咬、被拖在马后奔跑的场景唤起人们对奴隶制惨不忍睹暴行的感同身受。后来达娜也经历了同样的暴力,从被拳打脚踢到强奸未遂,历史在达娜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但是,作者也并没有详细描述奴隶主如何鞭打达娜,而是描述了在企图逃跑失败后,达娜受到的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疼痛。达娜在事后开始思索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时说道,“卢夫斯代表的历史是更尖锐、更强大的现实……如果不满足卢夫斯的要求,他会轻而易举地杀死我,那是险恶而强大的现实,那是温柔舒适、豪华奢侈的当代生活难以体验到的”[6]191。在此,作者表明,蓄奴制对奴隶的残暴行径恶劣到无法描绘,而蓄奴制惨无人道的历史是不可再现的。达娜将奴隶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相比较,认为“德国人在几年的时间里试图去做美国人干了两百年的事情”[6]201。
《家族》所再现的蓄奴制历史,是白人男性对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压迫史,同时也是黑人的反抗史,黑人定义自身、寻求身份和自由的历史,更是黑人惺惺相惜、互相帮助的历史。他们虽然遭受着骨肉分离和被当作会说话牲口的痛苦,却能从共同的苦痛中寻求联合的力量。达娜的女祖爱丽丝虽身陷卢夫斯爱的囹圄却时刻不忘通过逃跑获取人身自由;黑人们在苦难中互相帮助,共同惩罚告密者;他们在非人的遭遇中也形成了特有的反抗方式。黑人路克告诉儿子尼格尔:“不要与白人辩论,不要对他们说‘不’,不要让他们看到你生气,只说‘好的,先生’。然后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6]96他们珍惜任何时机让孩子学习读写,时刻准备逃往自由之地。因为他们意识到,读写能力使书写主体获得发言权,代表着获得发言的位置,进而代表着主体性的获得与保留。
《家族》通过以历史作为话语场域进行虚构,以自己版本的历史审视“赢家”书写的主流历史,引起读者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关注。通过新奴隶叙事的历史书写干预,多元异质的黑人主体得以凸显到历史前台;通过刻画蓄奴制中黑人遭受的不可再现的非人痛苦,引发人们对美国当前语境下自由的概念和美国黑人乃至美国整个国族的整体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三、科幻中的历史书写:言说不能言说之创痛
尽管巴特勒不喜欢给自己的作品贴上任何标签,而且声称自己的作品不是科幻小说,只是“残酷幻想”(GrimFantasy)[12]ix-xxvii,但其穿越小说的形式还是使小说充满了科幻小说的张力。小说将过去和当前发生的事情历历呈现在读者面前,别具一格、令人回味地演绎出一幅古今交织、亦幻亦真画卷,使历史与当代、虚构与现实并行不悖并相得益彰,古今双重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的交叉并置运用使小说的叙事空间明显增大,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通过让小说人物穿越回历史,读者得以穿过几百年的历史尘埃,拨开重重的话语迷雾,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到、可以想象、可以身临其境的过去。奴隶们不可言说的创痛也在这种虚构中得以言说。时间旅行使得时序错乱的叙事隐喻字面化,并以文学幻想的形式展开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
科幻小说是带有质疑性质的开放性的叙事形式。“如果说女权主义质疑政治术语中的特定秩序,科幻小说则以想象性术语质疑了这种秩序”[13]100。巴特勒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想象性的经历质疑了“宏大叙事”中的官方记录。穿越使读者得以审视蓄奴制历史对当前的影响以及“种族”“性别”,甚至“历史”如何环环相扣地紧密结合,共同影响当代历史的进程。
不能言说之痛中一个典型事例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小说的现实是1976年)黑人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历史上,达娜男祖卢夫斯爱着黑人女性爱丽丝,但却不肯承认,对于他(和白人奴隶主)而言,“强奸一个黑人女性并不丢人,丢人的是爱上一个黑人女性”[6]124。这种扭曲的种族男女关系导致爱丽丝和丈夫艾萨克逃跑不成后被捉回,艾萨克被割耳朵后卖掉,而爱丽丝在被鞭打、狗咬、拖在马后奔跑后由自由人沦为卢夫斯的奴隶,进而为生存沦为其同居者。与这一历史相并置参照的则是现实中异族通婚的阴影。现实生活中的达娜是个非裔女性,她的丈夫凯文则是个白人。在他们刚开始交往时,他们的一个同事巴兹就以他们要一起写书影射“咖啡和奶油色情文学作品”[6]54,这表明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黑白之间的男女通婚也被视为是离经叛道的。穿越种族线引发的是来自双方阵线的非议和异样眼光。
到他们谈婚论嫁时,来自于双方家庭的阻力虽然没有阻止他们结合,却也逼得他们只有到拉斯维加斯去举行亲人缺席的婚礼。凯文的唯一亲人姐姐的反应是,如果凯文娶了黑人女子达娜,她决不让他们踏进门。达娜最亲近的舅舅认为达娜嫁给凯文就是背叛了整个种族,因而他“宁愿在遗嘱中把所有的财产捐给教堂,也不愿留给达娜并看着这些财产流入白人之手”[6]112。二人穿越回战前的南方,达娜因在自己丈夫凯文房间里留宿遭到奴隶主女主人掌掴。作为历史的回音,现实中的达娜也经历着奴隶制历史遗留的种种阴影。可见历史痼疾仍然残留并影响到当前人们的生活和思维,造成不可言说之创痛。作者借穿越再现历史,借古喻今,也为当代生活和生存状态提供历史经验和现实参照。
另一无法言说之痛是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差异。作者为了显示奴隶制社会中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的不同历史命运,让凯文也随同达娜穿越回战前的马里兰。在彼时彼地,他们乌托邦式的平等观念遭到挑战。凯文因白肤色成了二人的护身符,成了达娜的“靠山”和纽带;凯文为了保护达娜编造谎言说达娜是他花钱买来帮他处理文字工作的女奴。在穿越回奴隶制之前,凯文就让达娜为其打字,隐喻着二人之间微妙的主仆关系。对于黑人女性而言,种族间通婚也可能会像奴隶制一样成为某种形式的压迫。《家族》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达娜经常把凯文与奴隶主联系在一起。卢夫斯·韦林与凯文·富兰克林经常被平行类比:他们脸部的表情、语言、甚至在几次穿梭后他们的语调在达娜的心里合二为一,以至于达娜经常把他们俩混淆。丈夫即主人(master),通过古今对比,巴特勒让凯文成了父权制和奴隶制在现代社会中的缩影,奴隶制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也因此可见一斑。无论凯文如何想,他都无法改变历史,也无法假装他和达娜有着同样的地位。尽管他之前甚至不知道黑人和白人有何区别,在战前的马里兰,他仍然拥有法定权利和特权。显然权利和特权仍然青睐白肤者和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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