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被誉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的郑文光去世,连美国的科幻机构也发布了消息,然而,大大小小的中国媒体却几乎保持沉默,使郑文光的离去显得异常冷清孤寂。
1954年,郑文光发表了新中国历史上第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由此把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人的视线拉向了宇宙并用精确的技术语言,描述了惟妙惟肖的“小康”和“大同”社会理想。他的短篇小说《火星建设者》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科幻大奖”,这使他成为迄今惟一荣获国际科幻奖的中国科幻作家。他撰写的纪念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的传记文学《火刑》,多年来直是全日制中学课本中的语文教材。郑文光还是中国科幻文学理论的主要探索者。1998年他由于对科幻文学的重要贡献,获得了至今为止中国科幻领域惟的“终身成就类”。
一位科幻迷说,在西方,科幻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媒体追逐的側像,是财富的象征,“笺国一位科幻大师去世了,那是轰动世界的新闻”。然而,被称做中国“科幻之父”的郑文光先生,没有赶上中国的第二个科普日,在半个月前先行远去,留下一片寂寞与空旷。这“寂寞与旷”,不只是因为国内媒体没有大规模报道而使郑先生的辞世变得身后无名,而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对科学所持有的漠视与偏见造成的。
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千人里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比例仅为美国的1,23和欧盟的1/15.在科学技术正山益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今天,个人科学素养的高低,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它已经开始影响到一个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在不断影响和改变国民的价值观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们从没有把科学普及上升到与科学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项针对人的科学教育,要比针对客观世界的科学研究还要难。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似乎一直缺乏对科学知识的热情,我们一生读过的文学类、政治历史类,生活类书籍,远远超过科学类的书籍。也由于中国现代教育人为地严格分割出“文科”与“理科”,仿佛秦岭淮河横亘在而前,从生物种群到山形水系迥然相异。于是顺理成章地衍生出一种“怪现象”:学理的不会写文章乃至写错别字成了司空见惯;学文的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好像也不失“英雄本色”。而科普恰恰是一种文理兼有融会贯通的东两,这可难为中国的读书人了些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不乐于或不善于做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科普工作,而善于题诗作文的先生女I:们又因为缺乏应有的科学知识而无从下笔。搞科普成了难于上高山,搞科普创作就成了“难于上青天”的事。科学幻想作品无疑是科普创作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科学的基础上需要更多的艺不想像力。在郑先生辞世之际,在我们急需用科普知识改变生活陋习之时,可曾白问:科普为何这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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