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书写世界”的热潮,这既反映了文学家的民族意识,又是古典传统中的天下情怀和大同理想的现代表达。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再次“转向外在”的表征。这些作品承继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情怀,对曾经灿烂于红色岁月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亦不能忘怀,但他的创作还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关怀,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命运有深广的关注、思考和展望。“民族寓言”的概念不足以理解和把握刘慈欣作为文学家的创作和作为思想者的探索。只有直面其小说和随笔中的“总体性”,当代中国文学才能充分吸收刘慈欣和科幻小说带来的包含着生命力的新鲜气息。
关键词:刘慈欣 科幻小说 文学史 民族寓言 世界主义
本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创新项目(项目编号:106112016CDJSK47JD11)的阶段性成果。
[李广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经略研究院邮编400044]
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李广益
自从《三体》赢得雨果奖和世界声誉,文化界和学术界都对刘慈欣及其科幻创作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正在经典化的《三体》三部曲不仅是刘慈欣个人的杰作,也是中国科幻文学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复兴以来最重要的收获;在此之外,更有敏锐的学者指出,相对于狭隘琐碎的当代主流文学,刘慈欣的科幻创作体现了“重建整体性”的雄心。然而,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独特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仅仅放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图景中,尚不足以彰显。借由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特征,反观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变迁的历程,我们在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所忽略或轻视的、主要由科幻小说等边缘文类所承担的重要面向,便会在新的历史视野中浮出水面。
一
近代之前,除了宗教、志怪题材的书写,和一些出使纪行的诗作,中国文学的表现对象较少越过本土的疆界。不多的几部笔走异域的名著,如《山海经》《西游记》《镜花缘》,也往往将赤县神州之外的地方写成充斥着奇风异俗、珍禽怪兽乃至神魔鬼怪的异质空间。只有在经历了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和观念更新后,对中国之外的广阔世界进行写实的文学呈现和世俗的文学想象才成为一种潮流。较之繁盛一时但却具有精英属性的海外游记,晚清小说书写世界的热情更具有指征意义。1902年,刊登在《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列出了这本即将引领“小说界革命”的刊物拟刊载的十五种文类。在“政治小说”的标题下,梁启超给出了《新中国未来记》的内容概要:
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梦幻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焉。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欧美各国合纵以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非律宾等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匈加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1
尽管《新中国未来记》最终只写了五回就戛然而止,内中并没有这等大开大合的战略博弈,梁启超的狂想却显示了不容忽视的文学新变。“中国”不再是“天下”的同义或近义词,而成为“万国”的一员,与其他国家(相当一部分比中国更加强大)共同构成纷争的世界。而对这个春秋战国般群雄逐鹿的世界进行想象和书写,成为小说和文学的当务之急。遍观梁氏开列的文类,除政治小说外,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乃至历史小说都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沿此思路,《新小说》第一号上出现了《新中国未来记》《海底旅行》《世界末日记》等多种具有世界视野的创作或译作;受此影响,晚清的小说家们纷纷展开了世界尺度的想象。碧荷馆主人先后出版的《黄金世界》(1907)、《新纪元》(1908),就内容来看,后者脱胎于《新中国未来记》概要,前者的灵感则来自于同一份广告上的《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概要。其他“向外看”的作品,如《新年梦》《新石头记》《新野叟曝言》《电世界》等,亦多受《新中国未来记》启发。国事日蹇,文学家们却热烈地想象着强大起来的中国如何重塑世界秩序,这里面除了进化论与大同理想相结合的乌托邦精神,天朝上国心态的残留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这种“转向外在”的文学趋势在民国初年遭受了严重挫折。政局动荡、军阀当国的惨淡现实,让许多曾经对立宪改制寄予厚望的人陷入沉默甚至颓唐。一些报人作家转向娱乐市民的写作,而观照世界的文学写作只在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中得到了延续。2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内省的、自我批判的思想倾向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国民生活与精神的审视。无论是写乡土,还是写自我,五四时期的文学都转向了中国的内在。尽管周作人提倡“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但也说,“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3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现实主义的取向。说到底,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成名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都侧重于民族国家从个体到整体的内在建设。
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深受外国影响,同时也不乏异域书写。这些关于异国的文字里面,既有《赤都心史》《欧游杂记》《椰子和榴莲》等游记,也有《沉沦》《二马》《南行记》等小说。但这些作品若不是往复于中国人自己的苦痛和忧思,便是像徐訏、无名氏那样,将异域作为浪漫传奇的背景。真正具备世界格局和视野的,大概除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唯有巴金的《亡命》等异域小说。4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岁月,只有巴金这样的信仰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才能摆脱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蔑视一切种族、民族、国家和地方的区隔,真正身体力行周作人所说的,“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5,并把谭嗣同早在《仁学》中便憧憬过的“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6落实到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界更新了自己的世界视野,这与国家的引导和支持密不可分。由于国家将翻译工作视为“伟大的文化新高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并高度重视、大力投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尤其在以往匮乏的亚非拉文学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7不过,体制化的文学环境在促使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纷至沓来的同时,也对中国作家对世界的书写构成了种种限制。知名作家虽然有不少到国外访问的机会,但一般而言只能在官方设定的文化交流轨道上写命题作文。与主流文学相比,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再度勃兴的科幻小说,较少受到“写实”的限制,反而有机会遥想实现现代化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黑龙号失踪》《边防暗哨》等反特作品尚未超越从晚清到民国时常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科技卫国”主题,郑文光的获奖之作《火星建设者》则更进一步,展现了人类共同的壮丽事业。小说中,火星勘探队长薛印青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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