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的钟摆

———作为科幻小说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

吴岩　贾立元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收稿日期]2009- 01- 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学术基金项目(04BZW012)

[作者简介]吴岩(1962-),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学校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副主

任,副教授,博士;贾立元(1983-),男,内蒙古赤峰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科幻和奇幻小说作

家。

[摘要]　在达可·苏恩文关于科幻传统的“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两种分类基础上,科幻传统还可以分

为“超越的”传统和“回归的”传统。以此来看,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是一部有意义的科幻小

说,莱辛的科幻小说属于“欧洲的”、“回归的”传统并对这个传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可以视之为作家试图

以文学弥合文明的诸多“分裂”的努力之一。

[关键词]　多丽丝·莱辛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　科幻小说　达可·苏恩文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6917(2009)05- 0098- 06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

奖之后,其作品再度引起国内外的广泛重视,并在国

内的学术界引发了译介及评述热潮。莱辛的创作涉

及风格独特的长、短篇小说集以及相当数量的诗集、

剧本和文论,而以总题名为《南船座中老人星:档案》

的科幻五部曲及《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以下简称《历

险记》)等为代表的科幻小说,虽然同样是她创作生

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研

究。

对于如何看待一个在主流文学界享有世界声誉

的作家所创作的这些篇幅可观的“非主流文学”作

品,目前大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她的这种创作突变

感到惊愕与困惑,甚至万分失望;二是从传统的理论

视角切入,指出这些科幻作品中反映出了女性主义、

对乌托邦的反思和对殖民主义的揭露,是以幻想形

式来揭示现实问题,是大胆的尝试,如李福祥[1]、胡

勤[2]等。这两种态度的共同之处,是将这几部作品

纳入作家全部创作生涯予以考量。而与此相反的一

种思考却少有人提出,即作为一位十分重要的主流

文学作家,莱辛的这几部特异的作品,它们给“科幻”

文学———一种有着历史和独特传统并且仍在不断变

化发展的次文类———究竟带来了什么?

一、在“新奇”与“认知”之间

科幻小说自诞生以来,曾有过scientific ro-

mance、science fantasy、off- trail story、different story、

impossible story、scientifiction、astounding story等众

多名目,而最终被确定为science fiction。科幻小说早

期的定义具有很大的感觉性、随意性,也缺乏对文类

美学价值的描述,这使科幻研究的学术性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这些定义常常采用被动的、在科幻创作

的空间中寻找一种通用性概括的方法,试图总结出

一种一劳永逸的概念,却几乎总是可以找到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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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5期

(总第167期)

广西社会科学

GUANGXI SHEHUI KEXUE

NO.5,2009

(Cumulatively,NO.167)该定义的特殊案例存在[3],以至于美国著名科幻作

家弗雷德里克·波尔说:“当了解科幻小说的人们把

一类作品称为科幻小说,那就是所谓的`科幻小说\'

了。”[4]由于无法找到恰当的理论话语,科幻小说在

文学中的定位自然也就成为一个难题,它被置于类

文学、俗文学的范畴,而以往的科幻文学研究更是无

法进入正统学术领域。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使科幻文学成为一种学术

存在并获得真正的美学描述,世界著名的科幻文学

研究专家、美国学者达可·苏恩文(Darko Suvin)提

出,不应以直觉或实证的方式从现有的科幻文本中

抽取某种内在于文学客体的科幻观念,对于科幻的

理解必须从理论的层面予以把握,寻找众多科幻作

品呈现出的那种美学侧面,才是科幻定义的方式。

从20世纪70年代起,苏恩文提出并逐渐完善了一

种新的科幻概念,其核心表述为:“科幻的特色是一

个由认知逻辑确证的虚构`新奇\'(新颖,创新)的叙

事宰制或霸权(SF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narrative

dominance or hegemony of a fictional`novum\'[novel-

ty,innovation])validated by cognitive logic.)。”[5]这

一观点揭示了科幻的运作机制:首先,它提供某种虚

构的“新奇”,将读者从一个熟悉的现实世界带进一

个陌生的宇宙中,这使得它有别于非幻想类的现实

主义作品。其次,它提供“科学”的解释,对“新奇”予

以逻辑的确证,以此使读者获得某种“认知”,这使它

又区别于一般的奇幻故事。正是这种“新奇”与“认

知”的相互作用,确立了科幻的独特性。当然,苏恩

文强调,“科学”不只包括自然科学,也应包括人文科

学,并是一种开放的知识领域。另外,这种确证过程

尽管不能在实验室或自然界中实证,却能够以“思想

实验”(mental experiment)的方式予以考察,证明其

“理想的可能性”。最后,这种叙事策略主宰着整个

作品,使其被认定为科幻。

接着,苏恩文进一步论述了科幻造成的叙事后

果及其社会功能:由于“新奇”制造出一个“替代的现

实”(alternate reality),此现实虽然与现实世界大不相

同,但是由于任何虚构出来的世界都只能是在现实

经验的基础上对现实世界的种种变形,因此这个“替

代的现实”必然和现实相关。同时,这一“替代的现

实”暗示出各种新的技术、社会、生物甚至哲学规范

的可能性,更新读者的知觉,其最终目的指向仍然是

现实世界:“逃避是逃往一个更好的视角,从那里理

解作者周围的人类关系。这是从一个紧缩的旧规范

逃入一个不同的、替代的时间之流,一种历史疏离

(historical estrangement)的手法,并至少开始为现实

的新规范、为反异化的人类历史的新奇(the novum of

dealienating human history)作准备。”[6]

这样,科幻虽然不是一种正统的寓言———其中

的因素与作者现实中的因素不存在完全一对一的对

应,但科幻的模式是一种在现实与虚构的替代世界

之间的“反馈振荡”(feedback oscillation),时而由作者

和隐含读者的现实规范摆向以叙事方式实现的新

奇,以便了解情节—事件;时而由那些新颖摆回作者

的现实,以便从所获得的新角度来重看此一现实。

这个摆荡也就是俄国形式主义以及布莱希特所谓的

“疏离”(estrangement)。在科幻中,这种摆荡的一极

是一个有足够自主及不涉外物的叙事现实,其自身

的性质和所暗示的人类关系就足以被充分探究。

进而,苏恩文也就确立了科幻的历史使命及其

相应的评价标准:在评判一部科幻作品的“新奇”时,

既要根据它的宏伟及认知的有效程度,也要根据它

和现实相关的程度(degree of relevance)。这两方面

共同决定了它现在提供以及能够提供多少对于想象

的却和谐且现世的,亦即历史的关系的新见解,以此

才能参与并具有布洛克所谓的“历史过程的前线”

(the front- line of historical process),也即人类及其

社会生活的反异化(dealienation)奋斗的历史进程中。

又由于自由是产生某个新的、真正不同事物的可能

性,因此,真、假新奇之间的区别不只是科幻的美学

品质之关键,也是其伦理—政治的解放品质之关键。

综上所述,苏恩文的科幻理论承袭了俄国形式

主义者以及布莱希特关于“陌生化”的思想,具有强

烈的马克思主义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的是

“科幻的特色是”,而不是“科幻是”,因此,与其说他

发现了关于某种叫作“科幻”的纯然客观的存在之物

的真理,不如说他就科幻———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好的科幻———应该是什么样的提出了一个政治上的

要求。伊格尔顿已经颇为雄辩地说明了不存在一种

价值中立的“文学”概念,那么,作为文学之一种的

“科幻文学”,对于它的任何理论言说也不可能是描

述某种纯粹的事实,都一定会涉及某种价值判断,提

出一种主张,表明一种立场。因此,对于“科幻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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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岩　贾立元/　莱辛的钟摆———作为科幻小说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么”这个问题,可以说,只要有多少个有兴趣对这个

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人,就有多少种回答。而苏恩

文的理论,不但能够为大量的科幻文本所印证,而且

更在美学品质之外,赋予了科幻小说以伦理—政治

的解放品质,因而导致了西方科幻文学研究诸多方

面的重要转变。可以说,苏恩文的理论是一个里程

碑式的理论发展,对于当下科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在新媒体冲击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

二、在“文明”与“野蛮”之间

那么,从苏恩文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历险记》到

底是一部“四流科幻小说”还是一部借用了科幻元素

的现实主义小说呢?根据科幻的运作机制来看,《历

险记》确实是苏恩文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历险记》

的故事设置在数千年后的又一轮冰川期,其时整个

北半球被冰雪覆盖,人类只能居住在赤道附近和低

纬度的狭小范围内,虚构的艾弗里克洲(非洲的谐

音)大陆一片干旱,《历险记》讲述了大陆南端某个部

族王室后代玛拉和丹恩这对姐弟一路向北方不断逃

难、寻找绿洲、历经磨难、找到绿洲并定居下来的故

事,表现了自然灾难中的人类顽强生存的忍受能力。

故事开始的时候,玛拉和丹恩姐弟俩从一个原本熟

悉的世界进入了一个灾难性环境中,而这也对应着

读者被从现实中带入一个“替代的现实”,它拥有一

个不同的历史时间:与现实相异的自然环境(冰川和

干旱)、特异生物(车鸟、水龙等)、科技状况(科技文

明的失落及遗留物)以及特定环境中的人类关系和

社会文化规范等。而这种“新奇”,并非某种超自然

现象、神秘力量所致,而是由于可解释的自然因素

———新一轮冰川期所致,人物的各种行为(丹恩的童

年阴影)和人类关系(部族之间的战争以及各种两性

关系)也并非不可理喻,而是与特定环境中的生存状

况相关,有着心理和社会历史的诸多根源。也就是

说,故事为“新奇”提供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解

释,对“新奇”予以逻辑的确证。

那么这种“新奇”与“认知”的叙事策略是否主宰

着整个作品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作家本人强调

《历险记》“是一个更新了的古老形式,所以如果人们

觉得莱辛又复归到那些贴了标签的流派中———科幻

和空间小说,我会很难过的”[7]。似乎这既可以是将

来的也可以是历史上有过的任何一次历险,可以发

生在任何一个冰川期中的蒙昧时代。但无可置疑的

是,这次历险确实发生在一个科技文明失落后的蒙

昧时代,这个限定语无法被越过,它规定了时间背景

的不可逆性,意味着故事必然会涉及对于科技文明

的反思和从蒙昧再度回到文明中的渴望,而《历险

记》通过玛拉的眼睛,也确实表达了对于科技的忧

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家描写了一个由克隆人

组成的部族,以此表达她对克隆技术的恐惧。这种

恐惧在文本中由丹恩来承担,它与暴力虐待结合,造

成了丹恩童年的心理创伤,以致他在成年后仍然无

法走出心理上的阴影,而这又导致了他其后的一系

列看似古怪的行为,包括从呵护他的姐姐玛拉身边

几次逃离。这些情节是极为重要的叙事组成,探讨

了在恐惧和耐受力方面的两性差异等深刻的主题,

而这些探讨,如果剥离了“克隆”这个技术上的支持,

即便还能成立,也必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苏恩文所说,“科幻”并非可以从文本中抽取

出来的某种内在于文学客体的纯然之物,因此,“科

幻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形式”就是一个指向错位的命

题,“科幻”只能作为整体性叙事予以考察:当《历险

记》以上文所分析的那种方式来构筑时,它就被认为

是科幻了。

在确认了《历险记》的科幻身份后,可以进一步

追问:《历险记》是否是“有意义”的科幻呢?答案是

肯定的。它的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考察,第一

个是文学外部的、社会历史方面的,亦即苏恩文所说

的,由它的“新奇”程度与现实的相关性所决定的对

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的反异化奋斗的参与。“新”(the

new)是历史的范畴。但必须明白,科幻中的“新奇”

既可以是自然科学或技术层面带来的惊奇、震惊,如

新的技术发明、新的科学法则、新的世界/宇宙模型

等,也可以是由新的社会、人文层面带来的奇妙、新

鲜,如在某种技术想象基础上的新的人类关系、新的

社会/经济/阶级结构、新的宗教/神学等。就“新冰

川期”而言,《历险记》谈不上“新”———不是某种新的

冰川形成机理、新的气候环境以及相应的生物学表

征,它的“新”主要表现在一个文明衰退后的蒙昧时

代的全景式图景:半野蛮世界的部族战争、无宗教时

代的信仰危机、生殖能力退化形势下的婚姻模式、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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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社会科学2009.5/　文　学荒历险中的性别差异以及作家最感兴趣的人类“忍

耐力”等。可以说,《历险记》的“新”不以深刻、优质

见长,而是以全面、丰富取胜。

莱辛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担当,关注

国计民生,富有政治热情———甚至在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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