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随着宇宙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宇宙开发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以及国家形象的核心话语，不断向外进行着正面价值传播，人类文明进程也将逐渐从科学选择（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阶段步入宇宙选择（ｃｏｓｍｉｃ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阶段①。如果说何而为人、人应该如何处理与科技的伦理关系是人类进入科学选择阶段必须思考的命题，那么当文明不断向宇宙延伸，人类是否还能在浩大宇宙中找到坐标则是人类进入宇宙选择阶段不可避免的伦理难题。宇宙科幻叙事小说作为一种“认知性”（达科·苏恩文，８）的文学体裁，以其前瞻性思考和酝酿当下现实发生的一切可能性，成为文学作品参与现实生活的重要领域。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Ｌｅｍ）作为“太空时代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①，其科幻创作充满了对宇宙伦理②的关注与思考。从创作之初的《太空旅行者回忆录》，到创作高产期的《索拉里斯星》《其主之声》《无敌号》《伊甸》，再到创作晚期的《完美的真空》《莱姆狂想曲》等，无一不是以独特的想象力构想了未来人类与宇宙的相处。《索拉里斯星》作为莱姆艺术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前瞻性地开启了科幻文学关于宇宙伦理的思考与想象，不断启迪人们探索并得出新知③。刘慈欣作为莱姆的迷弟，对莱姆的作品多有涉猎。２００１年，刘慈欣在阅读了莱姆的《第一次旅行：特鲁尔的电子诗人》一文后突发奇想，通过ＶＦ编程实现了莱姆笔下的“电子诗人”构想，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诗云》。他还多次公开盛赞莱姆的作品“对人和宇宙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描述……给人带来更多的回味和思考”④，“莱姆有非常了不起的想象力，是真正独一无二的”⑤。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刘慈欣创作了《三体》三部曲，对莱姆宇宙探讨的诸多伦理问题进行了回应。

　　《三体》三部曲也因其宏大的时空视野和超前的宇宙整体观以及对“人在宇宙的位置”“宇宙的终极目的”等哲学命题的思考被誉为刘慈欣成就最高的作品，刘慈欣也因此被盛赞为“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⑥。通过比较刘慈欣和莱姆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品———《三体》三部曲和《索拉里斯星》，不难发现两者代表了人类宇宙选择阶段的两种不同伦理转向。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发现两部经典作品在文化互文中的关联呼应，管窥刘慈欣和莱姆的科幻创作在价值标准和美学取向上的异同，深入认知科幻文学的世界构建与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的伦理承担。

　　二、人类与反人类的宇宙认知当人类文明进入宇宙选择阶段，宇宙作为新的陌生他者参与人类自我主体的建构，对人类既有的主体性实践与定义发出新的挑战。在宇宙浩瀚的未知文明面前，人类将迎来新的身份转变。宇宙是否能像大自然一样被人类所认知？人类在宇宙中处于什么位置？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与莱姆的《索拉里斯星》通过宏大的时空视野和深刻的哲学思考描绘了宇宙选择阶段不同的宇宙图景，启迪我们感受“主的大和深”（刘慈欣，２０１３：８９），反思人与宇宙的主体性生成关系。

　　刘慈欣非常关注人与宇宙关系的思考。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自己的科幻创作精髓：“至于写作科幻的精髓，对我来说是想象力，以科学原理为基础用想象力构架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把渺小的人类跟宏大的宇宙联系起来，这个是我写作科幻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姚利芬、刘慈欣，１００—１０１）“如果读者因一篇科幻小说，在下班的夜路上停下来，抬头若有所思地望了一会儿星空，这篇小说就是十分成功的了。”（刘慈欣，２０１３：８８）刘慈欣认为“宏伟神秘的宇宙是科幻小说的上帝”（同上，８９）。在《三体》三部曲中，刘慈欣描绘了一个被人类所形构和认知的宇宙：“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刘慈欣，２００８ａ：４４６—４４７）与众多科幻作家刻画的道德化宇宙不同，在刘慈欣的笔下，宇宙不再是支撑人类道德希望的象征系统，而是以生存作为文明的旨归为人类指向了新的伦理规范。这种“他人就是地狱”的零道德宇宙，一方面通过否定人类道德的有效性将人类从“中心”的神坛上拉了下来；另一方面又始终遵循着主客体二元对立原则，在突出人类与他者文明的对立关系中进一步深化了主客体二元体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刘慈欣曾在《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一文中直言：“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有一群人正在做着超越自恋的努力，而最自觉做出这种努力的文学就是科幻文学”（刘慈欣，２０１３：１１１—１１２）。因此，在《三体》三部曲中，他没有将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平等原则推及宇宙，而是以超越隐喻化的姿态解构了宇宙叙事科幻小说中慈眉善目的外星文明形象，对作为超验范畴的人的独特性的自高自大进行了挑战。正如《死神永生》中刘慈欣对人类所做的最后判词：“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刘慈欣，２０１０：４１４）尽管刘慈欣努力挣脱人文主义带给科幻文学的束缚，但仍然没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其笔下的宇宙也没有逃离被地球所同化的命运。《三体》三部曲的整个故事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无论是三体还是歌者等高熵文明都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综合的企图”（Ｌｅｖｉｎａｓ，７５），是人类居于中心主体地位“将一部分对象接受成自己的核心特征，同时将一部分对象排除为‘他者’”（布拉伊多蒂，９８）的沾沾自喜。人类标准代表了正态、常态和规范，因此三体及其他外星文明遵循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符合人类的认知逻辑。小说中智子、水滴、二向箔等都是人类科学可以解释的，都被赋予了地球某些特征，就连黑暗森林法则、宇宙降维打击、回归运动等都有逻辑可循。从根本上说，刘慈欣笔下的宇宙是“人类的”，是被人类知识文化形构的地球产物。“在《三体》中，‘宇宙’在未被发现之前就已被确认，‘星辰大海’不再是未知的‘征途”而是潜在的‘地图’“（杨宸，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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