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

陈舒劼

　　一

　　……歌者没有从仓库里取二向箔的权限，要向长老申请。

　　“我需要一块二向箔，清理用。”歌者对长老说。

　　“给。”长老立刻给了歌者一块。①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III·死神永生》里，太阳系的二维化坍缩就缘起于这次漫不经心的日常对话。文明层次远高于人类社会的外星智慧，用“二向箔”随手抹去了整个太阳系，几乎将人类彻底灭绝。相比于《三体》前两部中呈现出的“面壁计划”“黑暗森林”“思想钢印”等构思，歌者与长老对话的关键情节显得过于平淡，但对于包括《三体》三部曲在内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来说，它却是个意味深长的症候。

　　歌者与长老的对话，涉及科幻叙述如何把握社会形态想象与科技能力想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歌者向长老申请了远超人类和三体人科技水平的武器“二向箔”，它以宇宙客观规律为攻击手段，将太阳系压缩成没有厚度的平面，充分展示了“二向箔”想象的恢宏气势。小说在对“二向箔”的原理、能力和效果做出详细交代的同时，却极为简略地带过了对话人之间的身份状态。读者能知道的，仅是歌者地位的低下和他对长老的无条件服从，这是观测他们的社会形态时所能确定的信息。通常认为，长老指年长的人或宗教团体中有较高地位的人，《三体》第一部中就将佛门高僧称为“长老”，宝树的《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里，比地球文明高出几个层级的“中央世界”的统治群体也叫“长老会”。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语境中，“长老统治”意味着乡土社会中“爸爸式”的教化性权力，它“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与传统和经验关系密切，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②。长老在小说中的出场，总是携带着不言而喻的权力优势。当然，小说中“歌者文明”的长老更为强势，他能进入下级的思想中任意翻找，并压迫下级自动删除某种思想。结合其他情节所携带的信息，读者大致能从这些描述和长老携带的身份信息中勾勒出“歌者文明”的社会形态轮廓：科技超常发达，成员间等级森严，权力不来自选举，有权者能进入下级的思想并任意改变其状态，存在的基本活动形态为剿灭其他智慧生命。

　　强烈的错位感，在以宇宙规律作为武器原理的“二向箔”与专制色彩浓厚的“长老”式社会形态之间出现了。若把“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放回人类历史经验的河床上，就可以还原出一幅部落长老命令奴隶发射巡航导弹式的图景。当然，这幅图景及其所包含的社会形态与科技水平的逻辑关系，从未转变为人类历史的真实存在。

　　“歌者文明”的社会形态绝非孤证。或许是想象的特权能给予某些宽容，当代科幻小说对“长老的二向箔”式的社会形态想象总是津津乐道。《三体》里同样远超人类文明的“三体文明”，也遵循了这种高等科技与专制社会的配置想象。三体社会的反叛者1379号监听员，曾对他们的元首如此坦白：“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中除了为生存而战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当然没有错，生存是其他一切的前提，但，元首，请看看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是为了文明的生存。为了整个文明的生存，对个体的尊重几乎不存在，个人不能工作就得死；三体社会处于极端的专制之中，法律只有两档：有罪和无罪，有罪处死，无罪释放。我最无法忍受的是精神生活的单一和枯竭，一切可能导致脆弱的精神都是邪恶的。我们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对美的追求和享受，甚至连爱情也不能倾诉……元首，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③1379号监听员的控诉为“长老的二向箔”式的社会形态想象补充了许多细节，也使这种想象对社会形态和科技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解得以更清晰地表达。“三体文明”与“歌者文明”之间，虽然科技水平有一定差距，但社会形态却大同小异。因保障自身的绝对生存需求而无限地发展以军力为核心的科技，同时又将这种高科技发展种植在专制色彩浓厚的社会形态土壤里，“三体文明”和“歌者文明”实属同一种想象逻辑的产物。

　　认同“长老的二向箔”式社会形态想象的，显然不止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小说，王晋康的《与吾同在》也是表现标准意义上“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的作品。小说里，地球人眼中的“上帝”就是一位掌握了高科技的恩戈星人，可是“上帝”所属的社会文明，基本上就是人类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融混拼贴。“恩戈星文明”以王室为统治集团，以星际间的征服为主要生存方式，军事状态已经日常化。在“恩戈星文明”看来，议会制民主仅限于特定时期可用，是过于奢侈的装饰。为与军事征服行动相匹配，“恩戈星文明”实行军妓制度，太空战舰上配备一定比例的军妓，王妃随军时也不能例外，而得到周全照顾的恩戈星官兵，则必须将家人留在后方作为人质④。恩戈星的科技能轻而易举地降低人类智能并将人类作为家畜驯养，但它的社会形态却因独裁、设军妓、扣人质而散发出浓郁的专制甚至是法西斯气质。恩戈星的高科技文明就孕育于这种社会形态，并长时间维持其科技的高水平状态。生存危机的无限扩大、以摧毁其他文明为生存常态、对人类科技拥有压倒性优势、以独裁专制为社会形态的底色，《三体》和《与吾同在》在外星文明的社会形态想象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王晋康的另一部科幻小说《2127年的母系社会》，似乎有意让早已消逝的母系社会在未来人类社会中复活。实际上，这部小说意在某种性别政治的戏谑，而非严肃探讨社会形态与科技水平之间的关系。让母系社会与高科技文明相配套的，是龙智慧的《后土记》。小说里，用光幕降智打击的方式灭绝人类的外星文明“MACU”，就极有可能是母系社会：“以‘母’为神或宗教领袖”，“该文明或许雌雄同体”，“可能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或许不强”⑤。对“MACU”社会形态的描绘因其猜想性质而显得模糊，但不妨碍作者将母系社会与高科技水平强行缝合，并将有冲突之嫌的细节裸露在外。

　　“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的普及程度可能超出一般读者的想象，刘慈欣曾说：“大部分科幻小说中所表现的未来社会，其社会形态并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进步，相反却退回到现代社会之前的落后的形态中。”⑥这足以引发追问：以专制为底色的文明可能自主发展出使用“二向箔”这样的高科技手段吗？将宇宙规律作为武器使用的文明，是否可能以专制色彩出现？应该怎样想象未来科技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总之，低层级的社会形态能否孕育、发展、维持高层次的科技水平？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出的科技文明之间，关联的弹性是否有一定的限度？“长老的二向箔”只是科幻社会形态想象的一种，考虑到郝景芳的《流浪苍穹》、何夕的《异域》、龙一的《地球省》、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钊的《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宝树的《黑暗的终结》《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以及韩松的《地铁》《高铁》和《火星照耀美国》等文本对社会形态的多种描绘，更应该考虑“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所引发的当代科幻小说社会形态想象的整体性问题：当代科幻叙述还展示了哪些社会形态想象图景？这些想象图景的认知机制面临着怎样的知识挑战？当代科幻文学的社会形态想象是否已经陷入隐形的终结？这一想象的未来空间和生机又在何处？应当怎样想象未来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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