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星语破译中的乌托邦想象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in the Deciphering Alien Language

杨梓露

　　电影《降临》是一部根据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改编而成的科幻片。无论是特德·姜的小说版还是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影视版，它们都无疑在各自的领域是上乘的作品。《降临》获得第8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第73届金狮奖提名，且横扫140多项各大奖项；而小说则荣获1998年的星云奖和斯特金奖，并奠定了特德·姜科幻名家的地位。

　　小说《你一生的故事》（后文但凡提到此篇小说，简述为“故事”）不仅仅是一篇少见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科幻作品，也是一篇成熟的当代文学作品。为什么我们如此判断这篇小说的意义？原因有二：第一，在我们惯常的接受史中，有关人类与外星生物的“第三类接触”的科幻作品，往往在语言的交流层面预设了“沟通无阻”的局面。

　　这一其实相当难以跨越的星际交流的可能，在以往的科幻作品中或是通过高科技层面的通译机、脑波交流的常规设定来达成；或是凭借人造语言的统一设定来进行处理，如《星球大战》系列对一种在星际间通用的“标准语”的设定；或者直接凭据外星生物自带的高度文明的优势，从而具有直接与人类对话的能力来达成畅通无阻的交流。而小说《故事》则具体处理了星际交流的语言隔阂问题，深刻呈现出人类文明与异星文明是如何一步步达成初步的接触与深度的感知的。第二，小说《故事》娴熟地将幻想性和科学性融合为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科幻作品。

　　评价一部科幻作品是否成熟的关键，就在于看它是否充分地并且娴熟地将幻想性的要素融合于科学的成分当中。小说《故事》无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作者对异星符号系统的构思。对这些符号系统的想象，是作者在花费四年多的时间研究语言学、规划故事细节和打磨文字的基础上描绘而来的。影片中展现的水墨圆形符号，是美工设计师在极具挑剔的非人类符号设想的要求下，依据墨迹斑点与飞虫的视觉研究而得以呈现的。

　　一、七文穿透的异态世界

　　科幻小说对异星语言的符号设定往往是要造就一种非人类的乌托邦想象。这种非人类的乌托邦设想主要是基于一种与人类现实生活的异化感与疏离感。异化的效果越明显，疏离的感觉程度就越强烈。当异化的效果“异”到足以展现出一个完全异态的世界，受众才会在这种完全的疏离感中产生一种理解错位的震撼。特德·姜在小说中构思的极富含东方禅韵、智能化和神秘性特征的七文符号，赢得了受众的惊叹和称赞。

　　小说《故事》以精细的结构打造了一个奇妙而又系统的异星符号。首先是通过七语的声音特质，展现出与人类结构具有本质区别的外星人的异形体态。视镜里的形象呈现出从四周向中央辐辏的七根长肢，轴心处挂着一个圆桶，因而简称为“七肢桶”。小说将“七肢桶”描绘为一种形体极度对称的智慧生命，身体周围相应排着的七只眼睛，使得它们在同一时刻对每个方位的空间感知都是正中央。因此，不像人类形成“前后左右”的空间意识，七肢桶有着同步并举式的思维模式，它们同时感知来自各方位的事件。

　　其次是七语（口头语）和七文（书面语）分别属于两个独立的语言系统，其意义在于它们分别在文化和认知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人类的书写文字能够依次对应说出来的语音不同，七肢桶的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分别属于两套独立的语法领域。也就是说，七文不是七语语音的重现。在七语中，名词有格和位的变化，如主格或宾格分别指出它是主语还是宾语；动词的位格变化则是通过在动词前加上前缀表示出来的。而七文则是一种会意象形语标系统，其语法、句法的造句遵循着视觉语法的规律。其名词主宾的确定依赖于它的语标方位，也就是看这个名词语标在哪个方位与动词语标相联。如若与动词语标是平行的，说明此名词为主语；如若与动词语标是垂直的关系，则是名词的宾语。简言之，通过观察七文中动词笔画的弧度变化，就能够判断出名词的主宾变化。

　　再次是小说对异星语言系统的奇异而精致的描绘。

　　七语具有与人类语言完全不同的模式，其词汇的排列顺序没有先后之规。句中可以形成无数层级的修饰性从句，只求在说话具有语音的连续性限制中尽可能以最便捷的方式把意思表达清楚。作者将七文字符描绘成一种类似于佛教中的禅圆图案，但它不是圆形的，而是呈一种二维平面的网状结构。七文具体呈现的图案形态取决于语句所要表达的信息含量，表意信息越多，符号的呈现形态越复杂。也就是说，语句所要表达的所有信息都同时且完整地呈现在一个图案字符当中。七文的每一个字都各有其意义，和其他字词结合以后可以传达的意义近于无穷无尽，因此彰显的符号图案也就无穷丰富：七文变形极多，某一笔画稍加弯曲，或者粗细不同，或者波动形状不同，或者两个字的字根大小比例有了改变，或者字根之间的距离不一样，或者方位不同，都表示意义有了变化。

　　这些字形不可分割，不能将某一字从组成句子的其他七文中剥离出来。所有变化都必须遵循明晰的、前后一致的语法规律，每一个变化都代表意义的改变。①更为奇妙的是，七肢桶的文字系统并非如人类的文字那样呈线性排状，而是超线性的。一系列语标组成符号的过程（语句的意义表达）并非一个字一个字地按先后顺序排列，而是瞬间将全部信息“规划”进一个符号图案中表达出来。七文在书写之初，就已经知道整个句子将如何布局，改动任何一笔，整个句子的结构及意义就将全然不同。

　　最后是七文蕴含的异态的思维模式。小说将人类的思维特征定义为线性因果论，也就是人类发展出前后连贯的意识模式，按照事情发生的因果关系来整合事件的先后顺序。先有因，后有果。而七肢桶却发展出同步并举式的意识模式，它们同时感知所有事件，并以目的为导向，按所有事件均有目的的方式来理解它们。也就是说，依照事情发生的目的以及达成目的的方式来规划事件的整体结构。只要设定了某个目标，其诸种行为就同时发生调整以致最快达成这一目标。因此，七肢桶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未来事件的目的的。它们的行动，使既定的未来成为现实，也使事件按照预先知道的目的先后发生。

　　是的，它们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它们从说话之初便知道了为何要说这样的话以及话语所能够达成的目的。对于七肢桶来说，所有说出口的话不是用来交流的，而是用来执行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使知道的事情按原计划发生。

　　换言之，对话是为了使行为按目的发生。这种思维模式是我们人类难以想象的。我们对未来是充满着诸种不确定性的，根本不可能预知未来事件的发生，更别提预知未来事件发生的目的。我们无法想象任何事情的发生都隐含着目的，更加无法想象这些发生的事情都遵循着同一目的。同时，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单凭以言行事、没有交流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二、语言认知的实践维度

　　语言学家露易丝破译七肢桶的语言系统这一情节是整部小说的核心。在科幻故事中，人类理解与破译异星语言的难题往往是星际交流中遇到的常态问题。较之于人类熟悉的现实世界，异星生物来自完全异态的星球，有着人类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文化，自然也就发展出与人类的语言机制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那么，面对一种完全异态的语言，人类又将如何尝试着解开沟通之谜从而达成理解的可能呢？这构成了小说《故事》探究语言问题的关键。当然，这一问题同样可以转换为我们日常对外语的学习方式，也就是我们如何学习、理解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也就是在语言的认知层面，最初的沟通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什么？小说中叙述了一段关于“袋鼠”的轶事：1770年，库克船长的船员手指着袋鼠问当地土著“这叫什么东西”。土著说：“Kanguru.”从此以后，库克船长和他的手下便用这个词称呼这种动物（袋鼠）。很久以后他们才明白，Kanguru在土著语言中的意思是：你说什么？②此趣闻当然是作者自编的，因为现在英语中的“Kangaroo”一词确实是澳洲的古古·伊米德希尔语对袋鼠的称呼“Kanguru”。这点已经被后来的语言学家证实。作者自编这段轶事的用意是想说明与陌生语言的初次交流会遭遇的指涉问题。

　　一个土著用某个称呼来回应你手指的事物，这个称呼指涉的是什么呢？是对手指事物的回应？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呢？“袋鼠”？“食物来了”？“（这东西在跳，说明）有不详的预兆”？这就是著名的分析哲学家蒯因提出的“指涉不确定性”问题。

　　蒯因在《语词和对象》的序言中提到：“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技能，为了获得这种技能，我们不能不完全依赖于主体间适用的提示我们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的信号。”③最初学习语言的阶段类似于儿童习得母语的过程，大人会尽可能凸显说话的语境，以便明晰地指称所要表达的东西或意图。例如，我们会直接指着某只蝴蝶说“蝴蝶”；又比如，我们会摇头并且摆手说“不要”。通过“手指”“摇头”和“摆手”这些动作，我们试图给幼儿提供一种便于明晰理解的语境，这一语境便是蒯因提到的“提示信号”。根据这一线索，幼儿能够很快地排除模糊的理解，从而敏锐地捕捉到大人的意思。换言之，要确定一个语词的指称对象，必须明晰使指称得以显现或使用的背景。

　　回到原著，让我们清理一下语言学家露易丝是如何通过田野调察法，逐一排除指涉的不确定性，学会异星语言的第一个词，以及如何发现异星语言的各种不同于人类语言模式的异态机制的。她首先从最基本的名词“人”入手，指着自己和同伴说出“人”这个音，然后指向七肢桶询问“你们是什么？”。七肢桶通过这种手指的方式，似乎明白了她的询问，并发出了两个同样的颤音。露易丝如何确证七肢桶发出的两个颤音就是对“人”的回应呢？她的第二个动作便是手指着自己说“人”，然后手指着七肢桶并且播放第一次标出的颤音。这一动作引发了七肢桶的回应，它发出了由两种振动音相互组合的颤音。通过声谱图，可以很容易确定后一组音的后半部分是第一次那个颤音的重复。这最起码说明，七肢桶对自身的回应符合露易丝的用意，第一次发出的颤音极有可能就是它们对自身属性的命名。那么，如何确定第二组音的前一个颤音是什么意思呢？露易丝换了一个物体，这次换成七肢桶世界里的一个类似于人类椅子的东西。七肢桶回应了露易丝手指的这个物体，并且发出相应的第三次颤音。通过声谱图可以发现，这个颤音明显不同于前面两次的声谱。与考察“人”的音频类似，露易丝接下来再次手指着椅子那个物体，并且播放七肢桶第三次回应的颤音。七肢桶同样做出了回应，发出由两种振动音相互组合的第四次颤音。这一次，通过声谱图再次可以确认，第四组颤音的后半部分与第二组音的前一个颤音相似。这就有可能推测出，这两个颤音是“是的”意思。露易丝尝试着将上述声谱图进行意义的标注，并且将这些振动音的记录统称为“七肢桶语言A”，表示它们目前正在交流的语言。为了辨别上的方便，露易丝准备进入七肢桶的文字系统。她同样从基本的名词“人”开始，不仅手指着自己说“人”，同时在电脑屏幕上显示“人”这个字。七肢桶最终也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的字符显示在圆形屏幕上。如此一来，露易丝和七肢桶的交流便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做法，露易丝将这种沟通的模式固定下来，进而扩展至动词甚至更为复杂的语句。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露易丝对语言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是她能够解读异星语言的关键。她如何从一开始就能够判断出，通过名词的考察来建立沟通的基本模式？当无法判定七肢桶发出的第二组音的前一个颤音的时候，露易丝如何能够迅速换成七肢桶世界里的物体来进行确认？她如何能够敏锐地将七肢桶第一次的交流称为“语言A”，并且做出进一步探究书写系统的判断？她又如何能够建立起一套固定的交流模式？隐含在这些行动背后的判断力，来自于（小说中提到的）她在亚马逊河流域经历过的大量实地语言考察。也就是说，露易丝对语言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来自于长期而大量的实践活动。

　　通过实践活动中积累的语言认知，她得以对七肢桶的语言进行单向度地考察，从而得出一系列的认识进展，诸如口语系统和文字系统是互不关联的，所有话语信息能够整合进一个七文符号当中等等。

　　三、语言认知的默会维度

　　小说情节中，当露易丝开始掌握七肢桶的语言时，她逐渐发现她的认知方式发生了改变，她变得能够感知未来。这是小说的一个核心主题———语言影响认知。这一语言观最早出现在18－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著作中。他在其著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是如此论述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的：“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把握世界。语言记录下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存在于世的经验，加之又有自身的组织和规律，于是，它逐渐成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一个相对于使用者的客体，或者说，形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一具体语言都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它源出于人，反过来又作用于人，制约着人的思维和行动。”④也就是说，在洪堡特看来，语言作为一种对自身认知及宇宙规律的记录，是独立于主观世界（人）和客观世界（世界）的，它同时会反过来影响人的思维及认知。

　　这一思想后来被人类学家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沃尔夫所继承，小说故事的语言学基础就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这一假设认为，不同民族、地域的人们对同一物质存在的感知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操持着不同的语言；语言能够影响人的思维模式，进而影响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比方说，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居民对方位词的使用比较明确，这可能会使得说话者对方位的感知较为敏感；相反，长期生活在广东的居民则很少使用诸如“东”“南”“西”“北”之类的概念，因而广东人对这些方位的感知较为模糊。北京人能够毫不犹豫地、正确地指向北边，而如果让一位长期生活在广东的居民一下子指向北边，就会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这与北京人和广东人操持的不同语言（普通话与粤语）有关系，不同于普通话中经常被使用的“东”“南”“西”“北”概念，粤语中经常使用“左”和“右”来表示方位。因此，广东人对自己处在东南西北哪个方位不太敏感，但却有明晰的左右概念。概括而言，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可根据影响的强烈程度分为强决定论和弱相对论。强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操持不同语言的人其思维也必然不同；而弱相对论则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操持不同语言的人或许会共享相似的语法结构，人们的思维在深层受到这一语法结构的影响与塑造。在语言学的内部，强决定论已遭摒弃，弱相对论也备受争议。有人提出质疑，在语言与认知（思维）的关系问题上，难道不是先有对物质存在的认知，才有对这一认知的命名吗？所谓语言中的“东”“南”“西”“北”概念本身说明了说话者对各个方位的敏感感知。如果没有对各个方位的察觉，何来这些概念的命名？关键的问题是，语言与认知思维的关系问题，并非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争论问题。进一步说，我们在此遭遇的并非逻辑上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认知与知识的表达问题。长期以来，英美流行的认识论把注意力集中在明述知识上，也就是单纯地将认知视为能够用语言或命题来表达的知识。如果特定的认知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就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简言之，是否真知要通过能否言说来得以证明，但凡知道的就一定能言说，不能说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知道。这种知识观在西方哲学史上由来已久，早在柏拉图的《拉凯斯篇》就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知道的东西一定能够说出来”⑤的命题。该篇对话呈现的场景是将军拉凯斯、尼昔亚斯和苏格拉底讨论“何为勇敢”，在对话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无法说清楚这个问题。作为将军的拉凯斯说：“我认为自己对勇敢的性质是知道的，但不知怎么地，我总是抓不住它，无法说出它的性质。”⑥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既然拉凯斯不能说出何为勇敢，那么实质上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勇敢。类似地，如若不能说出“东”“南”“西”“北”的方位，就意味着对这些方位缺乏确切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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