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舒劼：“黑暗森林”还是“自由人联合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命运共同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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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艺研究》　|　陈舒劼　　2021年04月06日09:07

关键词：刘慈欣 王晋康 命运共同体 《三体》

摘 要 科技之于人类共同体的影响既是当前的重要现实，也是中国当代科幻想象的重要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中，共同体时常是不动声色的主角，体现出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这批科幻小说对文明共同体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恶意和善意两种矛盾的想象模式；而文明间恶意关系的认知又与既有的共同体理论产生了矛盾，即“黑暗森林”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矛盾。在善与恶两个端点之间，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还对科技介入人类共同体之后的复杂状态铺开多角度的想象。这些小说叙事在呈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走向的关注和忧虑之时，也期盼着更有生命力的批判性想象。

“从根本上看，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1]。科幻小说的想象之花无论如何芬芳馥郁，终究植根于现实的土壤。詹姆逊用以考察科幻小说的“未来考古学”，其方法论核心就是“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2]，历史和未来以当下为中轴折叠起来。未来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星辰大海，还是必将趋于某种特定的状态，科幻小说对此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不懈的探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形态，大众对“现代性”“地球村”“全球化”等名词早已耳熟能详，人类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个生动的注脚。科技将把作为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带往何方？处于全球化发展与变化进程中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其想象已经在追问：如何理解人类作为共同体的存在？如何想象走出地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状态？科技是导向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3]的理想社会建设，还是最终激化人类之间或人类与其他文明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交流合作或不可共存是否构成人类共同体未来前景的两极？科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和现实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对话关系？如何保持科幻小说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一

问题总是从历史溯源开始。命运共同体意识并非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中国科幻小说在晚清萌芽之时，已经拥有强烈且富有时代气息的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晚清之际，家国有累卵之危，仁人志士忧心如焚，小说正是时代的镜像。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使复活的贾宝玉亲眼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侵略者的蛮横，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让“潜水雷”“绿气炮”“气球队”等新式武器帮助中国大败西方列强，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则令中国人征服欧洲、占领月球和木星。这批晚清科幻小说毫不掩饰地展示中西、新旧间的冲突和复兴中国的渴望，无暇构想人类联合为共同体的场景。家国危机是此刻的主角，病毒、地震和外星屠夫还在等候出场。1939年顾均正的《和平之梦》，将对峙双方置换为美国和影射日本的“极东国”；1942年许地山的《铁鱼底鳃》描写年已古稀的兵器科学家雷先生在战火中研制新型潜艇，却报国无门、为救潜艇资料而落水身亡。新中国成立前的科幻小说，其共同体意识不是想象人类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方式或危机，而是希冀国人团结救亡。在今天，“共同体”已成为包含地理区域、地域性社会组织、共同情感和互动关系等特征的复杂概念，它通常被描述为两种类型：一是地域性类型，以村庄、邻里、社区、城市等地域性社会组织为代表；二是关系性类型，如种族、宗教团体、社团等社会关系与共同情感[4]。从《新石头记》到《铁鱼底鳃》，这批科幻小说叙事的重心，显然不在描绘社会学意义上的地域性或关系性共同体的生成。它们所体现出的对共同体的理解，更多是凸显小说叙事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努力建立作者与读者间的情感联盟，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共鸣。有研究者指出：“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共同体赖以生成的基本要素。”[5]鲍曼则将判断共同体的标准压缩到了共识的形成上，共同体“首先是一种精神统合体。要没有这种特性，根本就不算共同体。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会假定，首要的支撑就是共识，至少是达成共识的意愿和潜力”[6]。就此意义而言，这批小说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留下了沾着愤懑和屈辱写就的“我们”。

新中国的成立，将中国科幻小说带进了新纪元。借用胡风著名的长诗的标题来形容，“时间开始了”[7]。科幻小说中那个努力将作者和读者融成一个“我们”的叙事立场还在，但主色调已非屈辱和忧虑。1949—1966年，科幻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轻快而富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发明，这些发明涵盖航天、生物技术、交通、气象操控、电脑、农业、海洋科学、低温人体科学、医学等多个科学领域”[8]。普及科学技术、实现美好生活、建设独立富强的国家，新的科幻小说叙事基调在形成，而批判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新基调的另一条主线。童恩正在1960年出版的《古峡迷雾》中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宣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欺凌。1963年王国忠的《黑龙号失踪》描绘了深海中日本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和警惕敌对势力的破坏，在1978年后科幻小说的短暂复兴中仍携手同行。叶永烈于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洋溢着奋发昂扬、自信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小说中的“未来市”就是“未来世”。与此同时，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王晓达《波》（1979）、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1980），延续的则是《古峡迷雾》和《黑龙号失踪》的主题。这批小说保持着鲜明的政治认同，“我们”是欣欣向荣的新生政权的主人翁、人民政权的保卫者或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者，从而加入了与时代政治氛围相契合的共同体意识生产。

20世纪90年代的科幻小说进入了新的文化语境。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中国逐步进入世界市场的竞争，文化交流和知识生产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互联网技术日益深入社会生活，市场经济开始重构文学场域。历史的转折必然投射到文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科幻小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摆脱了科普论、社会现实论，企图寻求科幻文学本身的独立存在价值，向科幻本体回归。”[9]科幻小说的共同体观念不再天然地依附时代思潮，而共同体已从滕尼斯、涂尔干、韦伯、雷德菲尔德、鲍曼等人的描述中继续发展，成为包含权力组织、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多种新元素，具有多种功能的功能性共同体，没有一个能够确切涵盖它各方面特征的统一界定[10]。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日趋复杂，出现了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是全球碎片化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境况也愈加明晰。共同体何以可能、如何形成、如何运作，这些问题在加入科学技术的变量后更加令人着迷，充满问题感的共同体想象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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