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科幻小说热”的遮蔽近些年来，中国科幻文学开始成为社会关注和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这尤其表现在“刘慈欣热”和“《三体》热”上，但是，我们在为中国终于也有世界级影响的科幻小说而欢欣鼓舞之时，也需要深入反思这种热潮出现的原因和隐忧。实际上，“科幻小说”的脱颖而出是“危”、“机”并存的，其一枝独秀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它一方面突出“科幻”，契合了当代科技网络新浪潮，另一方面突出“小说”，遮蔽了其他的文学文艺类型，而这其实都是在努力诉求世界性时，有意无意地顺应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反映，由此也就切断了与中国自身“科学文艺”传统的关联。

　　也就是说，“科幻小说热”的当代世界性打开的背后，是中国自身传统的断裂和遮蔽，因而我们有必要回归本土视野，“却顾所来径”，研究“中国科学文艺”传统建构的历史，考察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科学文艺的概念流变、主题宗旨、文艺类型等关键问题，意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不忘中国传统，从而重新确立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乃至科学文艺的发展方向。

　　一、概念：从“科学文学”到“科学文艺”“科学文艺”虽然直观看是科学和文艺的结合，但关于何种科学、何种文艺的认识，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个尤其表现在它的概念命名上。

　　（一）科学文学实际上自２０世纪初起，梁启超和周氏兄弟就开始了对“科学小说”的理论思考。梁启超最早将“哲理科学小说”作为新小说的一类，“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①受其影响的鲁迅也在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辨言》（１９０２）中，提出科幻小说有“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特征，②而周作人则在《科学小说》（１９２４）中进一步将科学小说和儿童文学勾联起来。

　　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文学与科学的结合开始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先是１９３５年卢哲夫提出了“如何使科学与文学贯通”的命题，认为科学文学“不是简单地使科学通俗化，而是作家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文学题材底整理”。尤其是在“综合的形态上活生生地描写各种人物底性格和事物底演变”①。然后是周毓英在《论“科学文学”》中提出了“科学文学”的概念，他反对简单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科学的思想理论与工作’，以求得科学的通俗化”的做法，②认为科学文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同时也会用自然科学破坏文学的感情。可以看出，此时对文学与科学结合的“科学文学”所指为何这一问题，社会各界有着不同的理解。

　　不过，随着这一时期国外对文学与科学问题讨论的译介，中国知识界开始获得相关的理论资源，“科学文学”的具体内涵逐渐明晰起来。１９３５年《芒种》创刊号刊登了译自苏联的《文学与科学》，认为文学和科学二者结合的最重要一点“是把最散文式的日常事件与科学的奇异资料相联合的才能”③，紧接着第２期又发表了徐懋庸的《谈科学小品》，引用了此文的观点，并将科学小品作为结合的例子，视之为“以科学为骨肉而使其具文学的形态的一种文章”④。除了苏联，日本学界的文章也得到了译介，１９３５年《文艺月刊》刊出矢岛祐利的《科学的文学》，文中提出“所谓科学的文学就是指具有文学的价值的科学的著作说的”，作者列举了一系列欧洲写出科学文学的科学家，并评价法布尔的《昆虫记》是“用天生的诗笔描写前人所未知的生物的神秘世界的”。⑤而《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则发表了寺田寅彦的《科学与文学》的节译，文中将科学与文学结合的作品称为“通俗科学”，认为“这种东西的优点不单科学事实，并且能够培养读者科学的思想，引起读者科学的精神”。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科学时报》上发表的冈邦雄的《科学与文学》，他特别指出苏联自１９３１年以来发展科学技术，人类与自然建立了新的关系，“这种由社会环境产生出来的新的人类思想和感情，就是苏联文学的主题。只有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里面，科学和文学，才能确确实实，发生密切的关联，丝毫没有间隙”①，作者认为只有在苏联的社会环境和高尔基的提倡之下，才使得科学和文学的结合成为可能。

　　（二）科学文艺不久之后，“科学文艺”的概念也开始出现。１９３７年《写作与阅读》发表了陈素写于日本东京的文章《科学文艺》，他将“科学文艺”定义为“科学的文学叙述”，认为“把抽象的科学用文学的手法生动的叙述出来使得谁都了解这就成为科学文艺”，它“不仅对于科学的大众化，就在充实文学新的内容上也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要的课题”。与寺田寅彦提出的“解释科学事实”，“引起读者科学的精神”等观点相类似，陈素也认为科学文艺的写作“要一方面在正确的叙述科学的事实，同时一方面得叫人认识科学的真精神而引起对科学的兴趣”②。文章中还谈道，科学文艺虽然是文学，但一定要客观地描写一切科学的事实和自然的现象，因而在具体的作品归类中，威尔斯幻想的“未来世界”并非正确的科学文艺，但法布尔的《昆虫记》、弗拉荻的《蜡烛的科学》和台米尼亚塞夫的《植物的生活》都是优秀的科学文艺著作。而１９４３年《申报月刊》发表的《科学技术与文学》一文，则明确提出了“科学文艺”的定义，即“藉文艺的笔法，以科学技术为题材，而加以解释，分析，描写和渲染，变成为随笔，小说，笔记之类”，此文还提到科学文艺“在泰西各国，种类不少，现在日本也正在积极提倡”。①显然，“科学文艺”相较于“科学文学”，其概念变化的背后是内容和体裁的扩容问题。这两篇文章不但从理论层面确立了文学与科学相结合而成为一种新的创作类别———“科学文艺”，而且对科学文艺的定义、性质及特点做了阐释。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叫“科学文学”还是“科学文艺”，日本学者矢岛祐利、寺田寅彦明显将其性质界定为科学著作，意在通过文学形式普及科学观念，但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普遍将其视为文学的一种类型。

　　具体到创作领域，世界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时报》自１９３５年３月起，就在第２卷第３期创办了“科学文艺”栏目，在其将近十年的发行期里，陆续刊有科学小说《四千年后的世界》、《金星探险记》，科学散文《自然科学与新自然主义》、《潜水三千尺》、《鼠与人生》、《自然科的教材与教法》、《蜉蝣之爱的生活》，曲艺艺术《科学救国大鼓书》，科学知识《金枝玉叶》，民间歌谣《崇阳民歌》、《开封民歌》，等等。《科学时报》的办刊宗旨是“尽力地把世界各种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等———的理论，发明与应用，介绍过来，以供大家的研究，讨论与参考”②，由于意在普及科学，提升国民科学素养，因而“科学文艺”栏目所刊登的内容比较驳杂，既有科学小说、科学散文，也有《金枝玉叶》这种科学知识的简介，还有《崇阳民歌》这类民间歌谣。正是因为文体意识宽泛，所以《科学时报》才将栏目命名为“科学文艺”而非“科学文学”，这实际与该时期“文艺”概念的确立密切相关。研究者普遍认为“‘文艺’概念的确立及普及正是在１９１５—１９３０这一时间段”③，它是“文学”和“艺术”的合称，而“科学文艺”显然是对广义上“文艺”概念的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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