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如何言说《三体》却一直是个难题。①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尤其是海外的中国科幻研究者偏爱将目光聚焦于《三体》第一部，因为“第一卷从‘文革’开始，比较容易纳入诸如‘伤痕文学’等既定叙述中”②。在这样的读法中，《三体》作为“伤痕文学”便被整合进“当代文学”既有的文学史框架中。

　　《三体》是否可以被仅仅读作一个关于“伤痕”的故事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不过这种解读却提醒我们关注“新时期”之初“伤痕文学”与“科幻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思考科幻与时代展开互动的特殊方式。

　　在此意义上，叶永烈出版于1981年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便具有讨论的必要。作为带有通俗性的“惊险科幻小说”，《黑影》在1980年代初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却因其“越矩”的伤痕抒写以及被认为“不科学”的科幻想象而在1983年遭到了官方报纸文章的批判。重读《黑影》并回顾这场“《黑影》批判”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新时期”之初的文化政治，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理解和言说科幻的方式。

　　一、“新时期”的白毛女《黑影》的故事肇始于中科院昆虫研究所蚊子研究专家朱敏对中国西南深山老林的考察。朱敏教授在杳无人烟的深山老林考察蚊子时，意外发现捕捉的几只蚊子竟然吸饱了人类的鲜血，连同几年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个小组在相同地点找到的一根白色的毛发，人们因此相信是有人在“鬼山”离群索居地生活。在公安局侦查处处长金明及其助手戈亮的帮助下，朱敏教授等一行人终于揭开了“鬼山黑影”的迷雾：那是一位爱国的华侨，几十年前因热爱祖国而归国，希望向党献上自己父母的科技发明“穿壁衣”。因为对现实不满的理想主义情怀，也因为这项发明遭到了“造反派”的觊觎，这位爱国华侨在“文革”时期遭到残酷的迫害，家破人亡，不得已逃到“鬼山”当了几十年的“野人”。被人们发现时，这位华侨已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①叶永烈于1980年10月至11月创作出这部作品，脱稿后，先连载于发行量达100万份以上的《羊城晚报》，1981年又由地质出版社出版。1981年12月和1982年8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和科学普及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不同版本的《黑影》连环画，印刷了150万册。据叶永烈回忆，《黑影》原本是应公安部群众出版社作为“惊险科幻系列小说”中的一卷出版的，但经不住地质出版社编辑充满诚意的求稿，遂改由地质出版社出版。②借助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势头，《黑影》在“票房”方面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从阅读和传播的角度上看，这部作品已堪称成功。然而，在1983年年末“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作为“污染源”之一的科幻的批判中，《黑影》因为“思想上的黑影”而首当其冲。③其中贵一的文章称叶永烈的《黑影》“散布怀疑和不信任”④，存在严重的思想问题。而文章的编者按则暗示《黑影》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将批判调门定得很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著作，也在通过这些所谓“科幻小说”污染着青少年读者的心灵。在这些小说里不仅出现了追求荒诞无稽，渲染恐怖凶杀、低级下流，以及宣扬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值得我们注意。⑤读罢贵一的文章，叶永烈曾于1983年11月4日致函地质出版社编辑，在表明文责自负后，向编辑表白自己是“抱着满腔对党的热忱写这篇小说的……小说在对待党和祖国的崇高信念方面是很明朗的”⑥。但在当时对科幻的整体性批评中，这种单方面的表白已无法挽回《黑影》在批判者眼中的形象以及科幻的颓势。

　　对于科幻在“新时期”遭遇的批判，叶永烈及科幻界人士较多从人事方面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正义”在自己这方。如郑文光在1990年代中期接受采访时表示，那时批判科幻的科普界人士本是这些科幻作家的朋友，“但眼见这些科幻作家乘着文学之翅，声名看涨，于是有些人开始到科幻文学中挑毛病了。先是找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找不到，找社会问题。指责科幻小说让人想入非非”⑦。

　　然而，正如丸山升在讨论1940年代萧乾与郭沫若等左翼知识分子论战时所感叹的：“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觉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而且当事人有时强烈地意识到后者；于是我们会感到困惑，不知该把焦点放在哪里才好。”①在论争中，“个人之间的问题”总是与理论问题重叠，而当事人多年后的回忆和追溯往往只强烈地意识到前者，却将当年论争的具体问题抛在一边。当与历史拉开足够的距离后，我们可以明确意识到当年科幻界人士对于相关问题的“人事解读”过于简单，难以揭示批判的文化政治逻辑以及隐藏其后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命题。

　　在这篇文章中，贵一指责《黑影》的主人公归国华侨娄山在祖国四年，思想无端地右转，在遭遇一系列变故后产生了厌世思想，既不愿意留在“歌舞升平”的资本主义社会，又不想生活在不繁华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虽被称为爱国者，娄山却“不爱祖国的人民，再也没有回到人民中间。而是藏进了人迹罕见的荒山—鬼山，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未曾与任何人接触过，直到头发白了，才被公安人员发现”②。就此而言，娄山“对祖国的感情是冷漠的，对党不信任，对社会主义祖国是没有信心的，他只想到自己的前途，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③。

　　而在叶永烈看来，作为希望回国献礼的爱国华侨，娄山只是遭到了“造反派”和“整人运动”的迫害才被迫逃到“鬼山”，成为白发“黑影”，《黑影》暴露的是“四人帮”和“文革”的黑暗，其批判锋芒并非指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故事的结尾，借助人物之口，叶永烈认为自己已清楚地向党和祖国表白自己的心迹：“如今，中国大地春意盎然，百花盛开”，现在正是报效祖国，“回到人世间的时候了”。④也因此，在面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调门很高的政治批判时，叶永烈重读《黑影》后感到内心“平静如水”，并自称“问心无愧，坦坦荡荡”。⑤面对贵一对《黑影》提出的诘难，叶永烈在小说中似乎都能找到具体的叙述来予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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