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与一切脱离现实经验的超验主义灵异片、魔幻片和玄幻片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探索的对象及目标与经验、超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幻电影根基于人类经验，见证与记录了人类社会发展状况和科技发展成果，同时又突破经验束缚，在对未知领域或未来时空的逻辑推理和艺术想象中创造出超验场景，对现实社会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预警性。

　　经验，指从已发生的事件或已触及的客体中获得的信息(认知);超验，指超越一切现实经验界限的推演和想象。就科幻电影研究而言，经验除指当前对客观世界已有的普遍认知，主要是指区别于一般常识的科学进步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是科幻电影最重要的基础要素;“超验”则是指根据现有“经验”通过逻辑推理与形象思维，构造出未知领域或未来时空可能的存在。这种在未知领域或未来时空可能的存在是非现实、非经验的，存在于想象中。但因其推理和想象的合理性，或者一些非经验的问题在当下现实世界中已现端倪，科幻电影的创作者又往往能够关切公众思虑，因此不少科幻电影能引起社会公众的认同与共鸣。

　　科幻电影是以人类经验为依据，通过超验想象产生虚构故事，描绘未知或未来世界模样的电影类型。它存在于已知与未知、理性与浪漫、现实与未来、赞美与批判相结合的推演与想象之中。如果说宗教是中世纪的精神寄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科幻电影就是当代无神论者的精神追求。它可以承载人类的精神归宿，亦可反思批判科技之于人类、人类之于一切对象。

　　一、从实证科学的“经验”走向“超验”19世纪30—40年代，实证主义哲学[1]产生，其原则规定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从此，人类社会逐步从神学的统治支配中挣脱而出，走向实证科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证科学的迅猛发展为科幻电影提供了生长土壤，并源源不断为其提供创作依据、拓展想象空间。较之其他电影类型，科幻电影的发展除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科技发展的“经验”与之有着更重要的本质联系，并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科幻电影的现实依据与实证科学发展进程如影随形，并在此基础上对未知领域或未来世界展开丰富的超验想象。科幻电影的产生与发展受实证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呈现与之对应的时代特征，表露对科技发展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或赞美、或狂热、或怀疑、或批判、或反思，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科幻电影独特的审美样式。

　　前两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技发展促使科幻电影在初始时期，呈现出在三维空间探险的超验想象。交通技术条件的发展，给人类大幅度空间位移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可能性，激发了人类的征服欲望和冒险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第一部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诞生，电影展现了月球旅行的新奇感，总体基调积极乐观。《奇幻航程》则展现了一系列交通工具，科幻冒险主题端倪初现。而《海底两万里》在“超验”展现未来科技发展的同时，揭露了早期殖民掠夺带来的满目疮痍的现象，对现实经验社会的弊病表达了担忧与不满。早期的科幻电影，无一不是从人类经验(尤其是实证科学)出发，以当时可能的超验想象，描绘人类享受科技发展的全新社会面貌。

　　如果说早期的科幻电影更多表现出人类对科技发展的好奇与期待，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启，则使得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更加紧密，科研探索的领域得到不断扩展，这些变化都使得人类的视野和触角延伸到更广的范围中。这一时期，不少发达国家对太空探索进行不断拓展，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建造太空飞船和登陆月球等纳入了人类的经验。这一切使人类征服太空的欲望在更高层次被激发。太空科幻电影一改早期粗糙、简单的幻想，不仅在众多科技成果的支撑下进行更具科学性与逻辑性的超验想象，同时对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也进行了严肃思考。《2001:太空漫游》以经验世界中的航空技术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太空世界，预言了人类和高级人工智能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可怕关系。这部电影展现的不仅是科技经验界中人类工具的进化史，还是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史，更是对未来科技、文化、社会甚至是宇宙的一次大胆的超验想象。由于严谨的科学经验与充满魅力的超验想象在影片中高度融合，使之成为同时期同类电影的巅峰之作。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幻电影《小太阳》也将视野投向了太空领域，讲述了一群孩子改造太阳系的故事。这部电影虽不能说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科幻片，但片中以运用科技手段制造的机器为基础，从经验出发，展开了太空旅行的超验想象，符合科幻电影创作的一般规律。

　　科技新成果的不断更迭，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科技已不再是“空中楼阁”，与人类及人类所处环境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幻电影的主题扩展到科技与人、科技与生态的关系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使得机器人这一形象开始在科幻电影中出现。机器人在不同时代作为超验想象客体，在科幻电影中经历了多次形象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的初级人造自动机器人，到80年代赛博朋克(cyberpunk)[2]的异体人或生物人，再到21世纪具有自我意志的人工智能，每一次机器人形象的进化都以当时的科技发展为依据，超验地预见了科技与人的关系变化。20世纪初的科幻电影出现了人造自动机器人的超验形象，展现出科技发展与人类生活方式发生关系。《电力仆人》《史密斯先生的机器人》等影片创造了几乎是未来人工智能原始形象的机器人，极富前瞻性。影片将人的一些特性注入“机器”之中，“机器”除了执行规定动作之外，还具备了自我思考的能力。但这种机器人还是受机器发明者所控制，人类依然是绝对控制者和领导者。而《大都会》则给机器人形象注入了更多令人恐惧的超验想象，其产生的原因是高度机械化社会可能带来的失控。其中反乌托邦的世界面貌，隐含了对人类社会与科技发展、自由意志与社会秩序、个人意志与乌合之众等关系的隐忧。此外，本片中对机器人的超验想象，从冰冷的机器形象转变为拥有人类属性的人物形象，并让其具备了对世界主动介入与改造的能动性，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赛博朋克电影产生很大影响。赛博朋克电影一直聚焦于人工智能的高级形式———仿生人或是附生的后人类群体，如《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2049》《头号玩家》等。在这些影片中，肉体不再重要，人类逐渐被机器、虚拟空间和互联网技术所控制和取代。进入到21世纪，在智能革命的经验支持下，科幻电影开始涉及人工智能[3]的自我身份寻找、人与人工智能的博弈等问题的超验想象。这种超验想象，不再止步于冷静的科学理性想象，而是拓展到对人类情感的“超验想象”和“超验疑问”中。人工智能作为科技产品，在自我丧失的境地中，努力找寻爱的温暖与未来的希望。《人工智能》就讲述了被输入情感程序的机器男孩寻找情感归宿和自我身份的过程。《少数派报告》则将超验想象拓展到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之间的选择问题，讲述了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相互博弈，在宿命式的决定论面前人类的命运将如何被改变的故事。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与人工智能的过度发展，在“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展开了无法避免的对抗。

　　前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空前繁荣的时代，科技与生态关系问题，也在科幻电影中逐步凸显。第四次工业革命直接提出科技发展应以保护地球为前提，发起了一场绿色革命。此时，科幻电影在现实环境问题基础之上，对科技发展成果无所顾忌的利用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进行了预言式的超验想象。《阿凡达》中人类与外星人的形象对比，无疑是对人类因贪婪而肆意破坏环境的抨击，是对人性中自私自利黑暗面的无情讽刺。《星际穿越》开头就展现了地球环境已被毁坏殆尽，人类已无法生存的残酷现实。影片还将超验想象转向更高维度的时空领域，将一系列前沿太空概念带入人们的视野。但所有向外太空探索，寻找人类新家园行为的根源，无一不是围绕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显现于科幻电影中，“旨在质疑文化文本中给予人类的特权角色，并将主体地位还给自然界的所有生命。它的目的是通过开放讨论导致生态退化的既定价值判断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使读者的意识发生变化，进而改变行为”[4]。无论是人工智能问题，还是环境资源问题，在早期的科幻电影中，由于没有充分的“经验”支撑，便不可能出现这方面的“超验”展示。

　　科技发展在源源不断为科幻电影提供方向性素材并激发想象原动力的同时，还以科技发展的新成果，为不断追求完美的科幻电影制作提供支撑。《登陆月球》运用特效技术具体展现了核动力发射火箭、太空失重行走和登陆月球的场景，给观众以强烈和逼真的视觉冲击。此后，一系列科幻电影注重对特效技术的使用，呈现出硬科幻的效果。《当世界毁灭时》《世界大战》《海底两万里》接连获得奥斯卡最佳特效视觉奖，科幻电影的工业化进程在科学技术推动下高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了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从定格动画发展为计算机成像技术，尤其是太空科幻片在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下取得了视觉语言上的全新进展。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还在采用手工绘制图纸、建造模型与形成定格动画的方式来打造逼真的太空场面，1977年的《星球大战》已经使用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成像技术(CGI)，生成宇宙飞船、行星和激光脉冲等场景。这些经验界的技术支撑不仅对《星球大战》后续系列产生影响，并且给其他科幻系列电影带来深远影响。电影中“原动力与你同在”的经典台词犹如偈语一般，深深刻入影迷的内心，科幻电影也进入了“科幻魅力与你同在”的辉煌时期。《阿凡达》开启了电脑特效技术的新纪元，将IMAX技术引入到科幻电影，开启了高成本、强特效和注重试听效果的科幻大片时代。但科学技术的不恰当运用，有时会对超验想象的呈现造成反作用，导致影像对观众产生负面效果，产生“恐怖谷”[5]的效果。在科幻电影中，特效技术对逼真度的过度追求，会导致审美上的负面效应，从而抑制影像的展现效果，因此影片在特效制作过程中特意保留一定的粗糙性，从而保证影像的正向效果。科技成果运用于特效技术日益推进，为超验想象的完美呈现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点，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科幻电影中“经验”之于“超验”不可分割的要素关系。

　　科幻电影的根基在于“经验世界”的科技发展，而其“通过超验想象的虚构故事”描绘的“未知或未来世界模样”，则是人类通过思维和想象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与延伸。一如努力向空中伸展、绚丽开放的花朵，总离不开它的根系所在。

　　二、从人文社会的“经验”引发对未来的“天问”科幻电影不仅把科技的“经验世界”作为基础要素，而且与人类社会中的人文因素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幻电影中的人，无不贴上人类社会特有的时代人文标签，也绕不开人类“经验世界”的未来意识。“没有一种哲学意识能没有关于未来的意识……我们不应当允许关于未来意识在我们的愿望或恐怖的任意幻想中肆意横行，而首先应当以过去的研究，其次以对现在的彻底理解，为他提供坚实的基础。”[6]科幻电影作品不是经验的堆砌，而是作者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源于生活而又远离生活的“超验想象”是作品必然的内容，也是科幻电影能够引起受众兴奋的信息源。近现代以来，人文的经验“模式世界”呈现出从人文主义时代向后人类主义时代发展的趋势，科幻电影从中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内容表达，以温情的人文关怀或冷峻的哲学思索，通过“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的超验想象，拓展了观众的意识边界。

　　科幻电影发展之初，在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科学家作为科技革命的推动者，进入科幻电影的创作视野。这一时期的科幻电影，关注和重视人在科学实验中的主导地位。科学家在对社会进行“改造”和“创造”的过程中，其人性善恶直接影响了科学实验的性质。影片在展现科技发展的同时，开始触及科学家的人性选择。《科学怪人》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这一具有象征性的超验形象，一反同一时期的《月球旅行记》中科学家的正面形象，表现出妖魔化的恐怖特征。科幻电影开始对科技无限制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流露出担忧与恐惧。科幻恐怖片由此产生。同年另一部电影《化身博士》在制造恐惧的同时，尝试探讨科技发展的伦理界线问题，在此后逐渐也逐步成为科幻电影的重要超验想象主题之一。人类经验社会中关于科技与伦理的辩证思考，对科幻电影的超验想象产生了深层次影响。

　　人类经验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一种或隐或现的方式映射于科幻电影当中。1947年开启的长达44年的世界两极格局，给人类社会笼罩上一层冷战阴影，恐惧与担忧挥之不去。“尽管科幻电影因其对外星世界的无限想象力表现而引人注目，但这一类型的文化政治还是在地球范围内的。”[7]此时的科幻电影在科幻外壳之下凝视冷战，对人类社会的动荡不安进行了反思和超验想象，对人类的恐惧与担忧进行了人文关照和警示。《地球停转之日》正是冷战时期各国间关系的映射。影片通过外星人视角和思维，表达对全球冷战状态的担忧和否定。冷战时期，人类社会的经验“模式世界”充斥着疯狂军备竞赛带来的足以毁灭地球数百次的危机。这些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恶性竞争，使人类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和恐惧。科幻电影将这种担忧和恐惧投射于“核放射怪物”具体的“超验形象”上，其有着巨大的身型、丑陋的外表、特殊的技能以及强大的生命力，如《原子怪兽》中因核爆炸无意释放出沉睡北极冰层中的怪兽雷多蜥，《宇宙毁灭记》《外星恶客》《变形怪体》中千奇百怪的外星怪物，《不可思议的收缩人》《变蝇人》中因生物工程而产生的人类变种怪物等。这些影片都将怪物融入科幻，在怪物的魔幻色彩与科学技术的糅合中，形成新的科幻亚类型电影———科幻怪兽片。

　　这类影片通过人类与怪物顽强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使受众的担忧和恐惧得到一时的消解与释放，收获一定的安慰与满足。如果说科幻怪兽片是寻找一种魔幻实物在超验想象中进行情绪释放，那么另一类型的冷战科幻电影则是用一种生活化与日常化的视角，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在“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既有情感温度又有思想厚度的观照。这类影片不仅传达出反对战争、反思科技的观点，而且流露出对人类生活境遇的深度关切和温情关怀。如《海滨》运用诗化的镜头语言与残酷的核战争场面碰撞，让观众在极具日常化的超验展现中不由自主进入深层次反思。同一时期，中国科幻电影则展现出不一样的超验想象方式，被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畅想了水库20年之后的生活场景，尽管其中有一些基于一定科学现实经验的合理设想，但如结满七八种不同水果的大树等“超验想象”，在当时被认为具有一种魔幻现实的意味。这部影片虽然在其所处的时代在“经验”与“超验”间有“脱节”之处，但从当代科技发展情况看，仍然不失为一部与国外作品风格迥异的科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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