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影响，欧洲思想家将想象力视为一种现代性的创造力。“神”逐渐退出认知体系的建构舞台，人需生产属于自身的知识。于是，现代性的想象力成为问题。一方面，（科学）知识与想象有所区分：知识是抽象的、清晰的、确定的；想象是具象的、模糊的、不稳定的。想象带来幻相与谬误。另一方面，在知识（思想）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想象的内容虽不保证与现实吻合，却能提供逻辑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提供对于未知世界的建构。斯宾诺莎与康德等哲学家既承认想象的不可靠性，也肯定想象力的本源功能。被合理使用的想象力，能够参与认知的推演，以探索逻辑的可能性与真实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想象力是连接感性与知性的桥梁，是构成属人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先天功能。１９、２０世纪对于纯艺术、意识流或感官表达的追求，并不执着于想象力与知性、认知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则不断落实从想象到创造的过程。

　　依托科学认知与技术发展的想象性作品，从另一理路实践着想象力对于认知体系的建构性创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科幻想象与认知的关系被苏恩文明确提出：科幻诗学的演绎，在于“认知有效”。詹姆逊、小西瑟瑞－罗内、梅亚苏等学者亦从不同理路讨论了认知虚构与科学想象的关系。进入２１世纪，科学与艺术开始充分融合，科幻便成为勾连艺术想象与科学设想的实验领域。想象与认知的关系、想象对于认知的创造性建构，重新成为前沿问题。与西方启蒙路径相对应，中国科幻的现代性想象既需处理想象与科学认知、科学创造力的关系，也需回答中国文化原型的想象性底蕴与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关系。２１世纪中国科幻体现出“科”与“文”融合的创作思路。本文在分析不同作品多维度叙事逻辑的基础上，从“认知有效”出发，阐明中国科幻想象正深入探索贯通文化原型与认知“升维”的创作路径。

　　一、启蒙的认知路径———肯定“科学”自然科学的技术实践与时代的变革紧密相关，对基于科学想象的科幻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由弗雷恩编写的著名话剧《哥本哈根》虚构了亡故后的海森堡与波尔夫妇。他们反复回忆二战，以反思不确定原理与纳粹德国的核武器计划，重新审视波尔与海森堡处于不同阵营的选择。剧作融合了历史层面量子求和的不确定性，与现实层面科学家抉择的不确定性。科学探索与人性幽微于动荡社会中被艺术想象合二为一。

　　与之相对，２０２２年“话剧九人”剧社创作的《对称性破缺》以２０世纪几位著名物理学家的波折命运为主线，描写中国自然科学最早的一批探索者如何在科学创造、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层面从头开始，创造成熟的教育体系与影响世界的科研成果。时代动荡、政治变革、异国飘零、种族与性别压迫，与主角们对科学的真挚诉求形成不对称的悲剧结构。物理层面的“对称性破缺”与文学叙事的“对称性破缺”耦合于中国科学家所背负的命运。同《哥本哈根》类似，《对称性破缺》将现代物理学的数学结构挪用至文学（戏剧）叙事与人性的多重维度；而与《哥本哈根》不同，中国的自然科学探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诉求，即回答“中国人是否能做好自然科学”这一问题，这也是对“李约瑟难题”更直观的表达，在《对称性破缺》中借不同角色之口反复提出。自洋务运动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对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反复变更。科学由“夷之技”逐渐变为被认可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根源。可以说，中国科幻诞生于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与思想逐渐启蒙的时代。时至今日，中国科幻想象也大多围绕一种立场展开：中国人可以做好自然科学。

　　近年来，晚清科幻研究日益成熟。资料显示，从译著引进到自主创作，晚清科幻一是通过外国作品，学习科学想象的认知建构、表达科学的合理性；二是基于对科学认识体系的理解，书写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科幻作品。此时，中国科幻想象需满足一种双重任务：科学的认知想象和文化的认知认同（或跨越）。进入２１世纪，由于晚清与维多利亚时代有所重叠，国内外科幻作者仍会选择返回神秘主义与祛魅并存的中国启蒙时期，如刘宇昆《狩猎愉快》的原著与改编动画。二者从文本与视听语言两个层面，糅合了殖民主义背景中的“怪物”或工匠，表现了由志怪传奇过渡到蒸汽朋克故事的认知架构衍变。

　　梁清散《济南的风筝》①更接近《对称性破缺》的思路。小说主角作为最早留学的科学研究者，内心质朴，潜心创造，改进中国古人技术，发明了时至今日也颇为适用的“扑翼飞行器”。他更先于时代，利用钋进行电离放电，解决飞行器动力问题。但器重他的洋务派官员希望开发军工武器以强国，保守派则出于对“洋人知识”的最后反扑，害死了他。于是，夹在“科学等于军事强国”与“中国文化之历史优越”之间，中国科学家未能成功完成跨越时代的创造，被历史埋没。不论晚清还是当代，中国科幻想象很少质疑中国科学家本身的独特创造力。科幻作品更多反思为何本土化的科学构建与科学精神没能超越历史长河，获得成功。换言之，对于中国科幻想象来说，科学认知体系与中国人的个体创造力并不相悖，而旧的历史文化与反科学的思想才是促成“李约瑟难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１９４９年至２０世纪末科幻的发展，不论是科学乐观主义、科幻与科普的紧密结合，还是“科”与“文”之争，也都与“中国人如何做自然科学”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科学家作为科研主体，承担了以启蒙的科学路径解决“李约瑟难题”的重任。如何树立科学家形象，成为大多数科幻想象需首要定位的问题。自《弗兰肯斯坦》始，科幻会通过怪异的科学家，反思科学的进步，以及科学体系或科学实践对人的扭曲。中国科幻对科学家形象的建构，一部分是乐观且正面的，另一部分表面怪诞，内在则包含不被世俗理解的人性深度。进一步说，中国科幻中怪诞科学家的经典形象，大多并不邪恶，他们往往在行为选择背后有着各种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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