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科幻“非人”想象的生态意蕴

分类  : 中文
作者  : 吴维忆
来源  : 中国文学批评
卷   :  2023年第3期
发表时间: 2023.07.20.
发布人 : ChinaSF

摘要:

中国科幻正面临着激活想象力以化解惊异感危机的挑战,而多元的非人想象中蕴含着有待挖掘的潜能。当代科幻作家对非人形象的描摹,反映了他们对于社会转型期的症候性文化心理的体认和思索。这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非人想象在召唤家园认同和建构生态诗学方面,显示出超越西方生态理论的思想价值。立足本土经验的中国科幻可以通过进一步探索生态语言、介入社会实践,在化解自身创意危机的同时,创造性地回应人类生存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双重危机,促进科学与人文在当代的再度交汇,由此努力探寻出一条激发、孕育科幻想象力的独特路径。


正文:

  刘慈欣的《三体》横空出世以后,学界和大众对中国科幻的关注倍增。但在创意和影响方面能与《三体》比肩的新作尚未出现,“后三体时代”的中国科幻似乎陷入了后继乏力的局面。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意是稀缺的,当代科幻作者们普遍面临着科技快速迭代造成的“惊异感危机”:“常见的科幻创意和概念消耗殆尽……我们处在一个‘奇迹不称之为奇迹’的时代”。①反观早期科幻文学史,那些经典之作往往领先于时代,它们对科技趋势的精准预言令后世读者为之咋舌。

  今天的“惊异感危机”意味着当代的科幻书写似乎已经落后于同时代的科技发展,亟待焕发新的想象力。

  科技应用与人文反思的张力关系正是推动科幻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之初,科技与人文曾经并肩共进,甚至可以说人文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恰恰得益于科学理性的张扬。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日益尖锐,表现为现实层面的人类生存危机和观念层面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危机。双重危机激发了西方批判理论的兴起,导致现代与后现代的断裂。同一时期,全球科幻作家也更多地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与人的存在本质问题,并聚焦“非人”主题表达他们的思考。本文所指的“非人”,涵盖了科幻文学中常见的改造人、赛博格、外星生命、人工智能等具体形象,以及自然、宇宙等超越人类认知的高维境界。它们或造成人类存在和人性本质受到威胁的恐惑感,或引发个体被吞没的幽暗意识。科幻小说中的非人想象与科幻文类本身一样,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科幻文学的非人书写有别于哥特文学、奇幻文学以及中国传统的传奇、志怪小说对异类的描绘,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非人实质是现代人的影子。科幻作家通过“人与非人关系”的书写表达他们对人类生存状况及人类本质的体认,并体现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意蕴。诚然,怪物、外星生命等异类一直就是科幻文学的重要主题,但当代科幻文学对非人形象的描摹和对非人内涵的挖掘,是根植于人类生存和人文主义的双重危机语境之中的,因而也就与同样兴起于当代并且高度关注这两重危机的生态理论发生了共鸣。概言之,在科技与人文关系演变的脉络中,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转型中,生态理论和科幻文学围绕着“人与非人”这一命题,构成了当代文化结构与社会心理中既呼应又交织的两个声部。

  以上对“惊异感危机”之历史渊源的梳理表明,激活科幻想象力的关键在于如何以文学书写构想科技与人文的新型关系,进而重新诠释并回应人类生存及人文主义的双重危机。这是当代科幻非人书写的时代意义和思想价值所在。鉴于此,本文的论述将沿着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当代中国科幻代表性的非人书写刻画了社会转型中哪些典型的文化心理?(2)这些心理表现具有怎样的生态导向,与生态理论构成了怎样的对话?

  (3)当代中国科幻如何立足本土经验,超越西方生态理论的局限,针对双重危机提出创新性的回应?

  一、描摹转型时期的文化心理:当代中国科幻的非人书写从弗兰肯斯坦到七肢桶,从豹人到小米,科幻文学的非人主题经过不同时代中西方作家的书写而变得日益丰富。此前的相关研究或分别描述改造人、赛博格、外星人等具体类型,或注重辨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本文在还原非人书写所处的人类生存和人文主义的双重危机这一历史文化语境的基础上,聚焦当代中国科幻,提炼不同类型的非人书写所表现的转型时期的典型文化心理,以便揭示当代中国科幻的非人书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观察、构想,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超越以及颠覆自身文类传统的先锋性。

  (一)非人对象的恐惑在农业社会的鬼怪故事中,神仙、精怪等非人形象都是超自然力量的具象化,此类文本中的惊悚、奇异情节都在特定的禁忌与信仰的文化语境中发挥作用。兴盛于18、19世纪的哥特式小说创造了城市幽灵这一新的非人形象,其文化渊源主要可以归结为城市化进程中大众对物理及社会空间变化的不安感,以及“超自然的商品化”。①科幻文学也诞生于这一社会环境之中,但与哥特小说对时代氛围的渲染相比,科幻文本的主旨思想带有鲜明的自我反思性(self-reflexivity),例如科学怪人这一形象,就蕴含了作者始于科学理性又指向科学理性的省思,体现了作者对于科技与人性关系的观照。而阅读科幻文本时产生的复杂情绪就是弗洛伊德(SigmundFreud)所描述的恐惑感。弗洛伊德认为恐惑源自曾经熟悉之物,并且梳理了“压抑—疏离—复现—恐惑”的发生机制。②他从词源上考证了德语中heimliche一词的“家”的意义。海德格尔进一步将恐惑(unheimliche)界定为“不在家”(not-being-at-home)。可见,着力刻画变异动物、赛博格、外星生命或人工智能等非人对象的科幻文本,往往是将读者置于某种临界状态,使其陷入惶惑而最终意识到自身所处的无家可归之感。换言之,非人对象所唤起的恐惑感,其根底是现代性的乡愁。①中国的科幻作家们对非人形象的描摹,包括赋予这些非人对象的行为动机和“人格特征”,实质上反映出归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科幻作家们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历程中产生的症候性文化心理的体认和思索。②因此,中国科幻的非人书写一方面要处理现代化历程中传统与未来、地方与世界的复杂矛盾,另一方面还要观照本土现实,清理现代性话语与西方文化的纠缠,所以中国科幻的非人书写一直发展曲折,也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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